地球在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时期发生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性的严重洪水灾害。在这个漫长的大洪水时期，我国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良渚文化，都因为遭受洪水灾害而逐渐衰微。华夏文明的重心被迫向黄河中上游的中原地区迁移，我国最初的夏王朝便是出现在这一地区。
当时我国正处于尧舜禹时代，许多古籍对大洪水都有记载，也提到了先民为躲避水患而迁徙的事迹：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
尧舜禹为了躲避大洪水，先后分别建都平阳(今山西太原)、蒲坂(今山西永济)和安邑(今山西运城)。但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三皇五帝，大都居于江河下游的东部地区，王国维就曾说过“尧舜之前如神农、黄帝、太昊、帝喾皆居东方”。
可见这场大洪水的暴发，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落脚点，成就了开启居中之国的夏王朝。否则，随着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发展融合，我国最初的王朝极有可能出现在东方的近海地区。
一开始负责治理水患的是有崇氏的鲧。鲧其实很善于治水，他修筑堤坝围堵洪水的“堙障法”并非一无是处，治水失败的更主要原因还是严峻的气候和落后的物质条件。鲧被追责后，他的儿子大禹接过了治水的重任。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上任后改“堙障”为“疏导”，但是仍然见效缓慢，因为他花了漫长的十三年时间才“成功”。对于这样的成功，屈原就不大相信，他在《天问》中质疑“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屈原大概觉得，以他通达天地的高超思维都想不通的事情，很可能是假的。
大禹如果有机会亲口回答屈原的质疑，他至少能够说出两大理由来证明治水确实需要耗时十三年!
第一个理由就是打赢部落战争、一统天下需要这么长时间。大禹是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的关键人物，这十三年时间是他为江山传子，助启开创一代王朝创造条件的关键时期。
其实经过尧舜时代向高海拔地区的西迁之后，水患对先民的威胁已经不那么急迫，否则也不可能给大禹十三年的时间去治理。换句话讲，大禹能够在治水总指挥的位置上坐稳十三年，事实上是另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部族冲突和战争。只有消灭敌对部族，有效地控制不同部族，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才能够建立起来。三皇五帝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都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上古时期部族之间冲突与战争的记载，在古代史籍中非常多见：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荀子·议兵》：尧伐讙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
所以大禹并不是像他父亲鲧那样，傻傻地只想着设法治水。他的成功并不是治水方法的成功，而是借治水之名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实力壮大才是真实的成功。当时华夏大地上的主要矛盾，是水患的威胁与先民渴望安居之间的矛盾，子承父业、接班治水的大禹是大多数部族都能接受的人物。
大禹被舜任命为司空，并兼任总领联盟事务的“百揆”，有权指挥各个部族的人力物力进行治水。在治水大权之下，大禹也就能以妨碍治水为名，征讨不顺从的部族，“禹伐共工”就是例证。
共工氏在我国上古时期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部族，女娲、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人都和共工氏发生过战争。古籍提到共工氏时，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振滔洪水”，只要一发生洪水就说是共工氏作怪。
所以大禹完全可以说，三皇五帝都没有摆平共工氏，他自然更需要一些时间去搞定共工氏，才能把水患的祸根除掉。
就这样在治水的十三年时间里，手握大权、可以号令四方的大禹以治水之便，将各个部族的民众按照地域划分，建起早期的社会管理组织，具有国家意义的管理机构也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成为其后正式建立国家的基石。
大禹要说的第二个理由绝对是重量级的。水患是天灾，天不降灾，人间自然无祸。大禹完全可以说，经过他十三年来的努力，上天深受感召而决定不再让灾祸降临，于是水患自然根除。
事实真相是这样吗?根据现代科学的推断，确实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地球上多雨时期一般发生在暖期气候向冷期气候的转变，这个变化过程相对缓慢，所以多雨时期常常持续很长时间。而大禹恰恰赶上了气候发生相反变化的时期，冷期气候开始向暖期气候转变，这是一个快速突变的过程，有雨过天晴的效果。因此，随着气候的快速好转，气候带北移离开华夏地区，季风、降雨变得正常化，植被逐渐得到恢复，洪水灾害也就自然得到消除。
所以说，大禹的成功并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在等着听天命的过程中，必须竭尽人事，夺取并巩固地位和权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鲧以生命为代价，给他讲清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