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随笔中，戏台曾是一个符号性的元素。乡间小路上，几个老人拿着凳子条几结伴而行，老头老太中混着一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就是我。人生如戏，婚丧庆吊都有戏听，看客甫关起由，有戏听便是开心的事。
听过戏的地方不少，但我对两个地方影响最深。
一处是城里，在我家旧小区北边的丁字路。时常几个杠子一栏，木台子一架，把丁字路变成一条断头路。在路的尽头，竖起一个大大的台子，台前架起长长的棚子，把道路驯化成笼子，把过客笼络成看客。因为场地脱胎于马路，走向戏台的过程也自然带有了道路的特性：这是一个长长的序列，由远到近，是喜或丧，戏台给我的印象都是幽深狭长，像一双眼睛；大棚遮蔽下几乎能容纳千人，而我踩着板凳，在人堆里，像一只蚂蚁。
江南的戏班，多唱江南的戏。越剧唱词咿呀，也没有特别奇诡的扮相；绍剧高亢尖利，好像总是在吵架…小孩们踩着大人的腿，在人堆中探头探脑。对我来说，新奇和好动很快将耐性消磨殆尽，剩下的所有心思就是到东家买点瓜子，到西家买点花生。如果能找到一两个玩伴，便可结伴钻到戏台底下、戏台背后去游戏。我就有这样一个玩伴，她比我大两岁，在附近的聋哑学校上学。我喜欢她的安静，她不嫌弃我的闹腾。我们绕过拦人的条条杠杠，钻到戏台的背后去。对孩子来说，这种类型的探险除了新鲜，还有一种挑战成人世界的刺激。因为戏台和马路融为一体，像城市长出的一条触须；唱段混杂着恸哭，花翎缠绕着白布 ––– 而我们绕开了触须长成时的一切沉重，钻进了生死的腹地。
第二处，在不大去的外婆家，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农村，外来人口漂泊的一个小港。从城里通来的马路西边有一个空场，铺地有砂有石有水泥，回忆中带有挥之不去白色烟尘。北侧是伸进村庄的小路，周边的建筑用一个直角象征性地围合了它。这是一个干硬、火烫、坦诚的场所，连带着周边一些外乡人寄宿的简陋棚屋，有一种外来者的气质。有一个乡村老板家中喜丧，道台搭了三丈高，糖果抛得满地都是。在这个赤裸的场地上，架起了高高的戏台，没有棚子没有凳子，没有高楼没有树，清白到简陋，简陋到坦荡，像袒露的胸膛。围观的人群中不少外来的面孔，带着疏离的好奇，对文化的碰撞持有谨慎而且沉默的意见。戏演了七天七夜，人越来越少。我站在远远一端眺望着，光线把我烤得分外焦灼。
如果说有一种地方，它的气场能够让人短暂剥离自我，那这块小小的空地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当它上面架起戏台，就像是河流汇聚到一个圆心。我不能说它有多适合，但至少此时此地，描摹那个场景让我头皮发麻。参与者们是干瘪的，似乎被场吸食了血肉。交流的词语是匮乏的，活动是无聊的，戏是无聊的。我记得其中的一场戏，讲一个有点马虎的人发生的故事，我记得穿着宝蓝色戏服的主角叫马老道。再多就不记得了。那一年好像我外公刚死不久，记忆里的图景被抹了一层厚厚的死气，不是那种阴郁不详的感觉，而是无聊的，奇怪的，老朽的。外公死的很平静，弥留之际我们都在他面前。我从不奢求他喜欢我，也安静接受他临终前对我没有情感的一瞥。等他咽气让人不耐，他死了的时候，我是所有人里哭的最响的，嚎啕似乎有一种挥霍情感的快乐，我哭肿了两只眼，但似乎有第三只静静的注视着发生的一切。
那个戏台，那片烟雾，不像是轻浮的尘土，而像是大地的骨灰。在这片骨灰覆盖下，市集的嘈杂像是哀乐。开着小厂的小老板，离乡务工的外地人，倾倒着污水的曾经莹亮的湖泊，农村挤着撞着要成为乡镇，最后却成为千篇一律的陌生人。
木心曾写过，“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奶奶牵着我的手，跨过几个村庄去看戏。一台戏，一群人，有时是为了恭贺新婚，有时是为了告慰亡灵。我和我的伙伴喜欢看戏台背后演员上妆和更衣。如果要我描述对死亡的第一印象，恐怕就要回到那个场景。它带走人时很安静，吵闹的往往是幸存的人，而吵与闹之外，还有唱与跳的戏班，还有围观的懵懂眼睛，将绝对的生死界限变得含混，将悲苦偏移靶心。孩童的观察带着天真和残忍，人间惨剧不过人间有戏，生死轮回不过戏班更迭。
如今，干线通达。距离再也不能成为去看戏的阻碍。车流滚滚而过，穿过文明的腹地。我们预想一个驯服的未来和温顺的城郭，却不曾想消弭了地域的灵性和个体的差异。城内的戏台子像是马路上的器官，现在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叫做瘤子。精准的外科手术与配色美好的城市规划的平面，规划了高楼预留了绿地，唯独没有留下一片城市的戏台。外婆家马路边的戏场子，是妥协的产物；旧城占据马路搭建的戏棚，是抗拒的呻吟。我们从蛮荒中走来，是吴越的遗民，披发纹身，击水长歌；而今被世界裹挟着，无处抒发个体生命戏谑的欢歌，徒留对生死疲惫和麻木。
城市化是难以阻挡的进程，而在发展的时候消弭的不仅是戏台，它同时席卷走了地域的灵性，我们文化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