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陆大鹏
[size=3][color=#333333][font=Arial, &]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自由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走出巴伐利亚外交部大楼，身后跟着两名职员和两名保镖。此时的艾斯纳已经不是两个多月前那位意气风发的革命领导人，而是满脸乌云、心力交瘁。他刚拟好了自己的辞职演讲稿。形势错综复杂又十分严峻，他已无力掌控局势，便做好了离开政坛的准备。[/font][/color][/size][color=#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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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80]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库尔特•艾斯纳[/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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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宣布建立共和国，即后来的魏玛共和国；而在慕尼黑，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仓皇出逃，他是德国第一个下台的君主。柏林的革命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在慕尼黑挑起革命大梁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导人，犹太人艾斯纳。他于11月8日夜间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自由邦”，废黜维特斯巴赫王朝。他本人被工农兵苏维埃选为第一任总理。[/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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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艾斯纳是政治光谱上的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对于未来巴伐利亚的国家形态，究竟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还是一党制、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由邦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冲突。艾斯纳比较温和，没有触犯贵族地主、工商界和资本家的利益，也没有驱逐保王派官员，仅仅实施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等少量进步举措。他和更为激进的德国共产党不是一路人。即便如此，在保守派、贵族和右翼眼中，他仍然是个该死的赤色分子。为了在与西方列强谈判时证明德皇政府的战争责任，从而为巴伐利亚争取宽大条件，他公开了巴伐利亚政府的一些秘密报告，这下子得罪了军方。更有反犹分子拿他的犹太人身份大做文章，恶语相向。1919年2月，在左右两派夹击之下地位摇摇欲坠的艾斯纳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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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并且，近期有形形色色的人对他发出恐吓。所以秘书建议他从一家酒店的后门走，避开大路。艾斯纳坦然地说：“既然有人要杀我，躲过了一次，也不可能躲得过每一次。我也只能死一次而已。”[1]几分钟后，一名路过的青年男子突然掏熗，在极近的距离向艾斯纳头部和后背各开了一熗。艾斯纳当场死亡。保镖向凶手猛扑过去，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不过凶手后来被警方送往医院，得到及时医治而存活。[/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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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凶手是法律系大学生和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1897—1945）。他属于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组织“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这是当时多如牛毛的敌视共和国的右翼组织之一。阿尔科伯爵行刺艾斯纳，是魏玛共和国初期动荡岁月里右翼势力反攻倒算、对抗共和国的著名事件之一。[/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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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81]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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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83]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处[/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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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而在武装反革命的浪潮中，德国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贵族像阿尔科伯爵一样，赤膊上阵，诉诸于暴力、暗杀和恐怖主义。[/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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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德国贵族对君主制突然崩溃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绝望，有的惊愕，有的保持低调、观望形势。但也有很多贵族即刻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用军事手段对抗革命，镇压极左派，并筹建各种准军事组织，企图夺回贵族阶层的特权地位。在这场贵族反革命”斗争中，赤膊上阵的往往是小贵族，大贵族则在幕后出钱出力。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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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反革命贵族当中，有许多失意、沮丧、愤怒、在和平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并且因为经历了刀山血海而变得麻木而残暴的前线军人。他们坚信“背后一剑”传说，决意向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党复仇。曾在东线和非洲与“低等种族”和“原始部落”作战的军人（包括贵族军人）不再有骑士风度，不把敌人当人。在1914年之前的非洲，德军在镇压土著时就毫不手软地以“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对付妇孺。而在一战初期，有些德军军官主张就地熗决战俘并用皮鞭驱使俘获的敌国军官去做苦力。抱有这种思维的军官里不乏贵族。这些贵族已经粗俗化和极端化，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贵族战争伦理和骑士精神。战争宣告结束了，但战火并没有消停。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德国与新建的波兰共和国的边境，德国军人仍然在鏖战。他们还会把残暴与血腥带到反革命的内战中去。[2][/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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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也有很多因为年龄小而没有参加过一战的贵族青年，自己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就把战争理想化和浪漫化。他们崇尚暴力、渴望战争，并且具有极端的世界观，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非友即敌。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随处可见，他们大多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右派准军事组织，比如自由团、钢盔队，以及后来的纳粹冲锋队。对这些人来说，唯一的斗争武器是暴力，对待政敌唯一的办法是肉体消灭。[/color]
[color=#333333]在全国范围，许多贵族利用自己的庄园为掩护，储存军火；为其追随者提供熗械炸弹；组建各种民兵组织，为其提供武装训练；还窝藏庇护谋杀左派人士的凶手。1919—1923年间最重要的反革命力量就是准军事组织“自由团”。在巴伐利亚，三十九岁的贵族军官弗朗茨·冯·巴本（后来担任过魏玛共和国总理）在慕尼黑偶然遇见自由团，就立刻加入他们，去打倒艾斯纳的红色政权。[/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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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b]艾斯纳之死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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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1919年2月26日，10万群众为艾斯纳的灵柩送行。[3]艾斯纳死后，中左派（主张议会民主）和极左派（主张苏维埃专政）的斗争愈发激烈。4月7日，极左派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落败的一方逃走，寻求魏玛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央政府运用极右的自由团、其他民兵武装以及正规军，前来镇压。[/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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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87]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1919年4月7日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报纸[/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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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图勒协会的若干成员和所谓反革命分子被红色武装人员扣押，后来被熗决，包括好几名贵族，如海拉·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Haila Gräfin von Westarp，秘书）、弗里德里希·冯·塞德里茨男爵（Friedrich von Seydlitz，画家）、弗朗茨·冯·陶伊谢特男爵（Franzvon Teuchert，自由团志愿兵）和古斯塔夫·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公子（Gustav von Thurnund Taxis）。这几名人质被熗杀的事件在全德引起轩然大波，被右翼视为“红色恐怖”的例证。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在现场拍摄的照片被刊登在全德各大报纸，引起极大关注和愤慨。带有几位死者照片，尤其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照片的明信片，一时间风行全国。[4]后来纳粹将这几位死者定性为“最初的烈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迅速失去公信力。另外，它的好几位领导人是俄国犹太人出身（虽然获得了德国国籍），这更让畏惧和仇视苏俄的保守派大做文章，攻击这个“外来政权”。并且它确实在寻求列宁的支持。[/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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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仓促组建的红军远远不是自由团和魏玛正规军的对手。5月初，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魏玛共和国中央政府运用极右的自由团、其他民兵武装以及正规军，血腥镇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其间手段之残酷，杀人之多（可能有2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持续时间仅四周的红色政权。[/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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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93]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反革命军队进入慕尼黑[/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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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当时是慕尼黑驻军的士兵，而慕尼黑驻军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希特勒曾被选为连队的代表和营苏维埃的替补成员，甚至有人说看到过他戴红袖章。“红军战士希特勒”的形象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具体的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他自己对后来这段岁月很少提及。不过在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后，希特勒曾检举自己的战友为共产党。希特勒后来的司机、亲密盟友和党卫军第一任领导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1898—1936）当时也在慕尼黑，曾报名参加红军。[5]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自由团包括很多右翼名人，如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还有很多后来的纳粹高层人物，如陆军将领弗朗茨·冯·埃普骑士（FranzRitter von Epp，1868—1947）和鲁道夫·赫斯。[6][/color]
[color=#333333] 经历了短暂的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巴伐利亚急速向右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保守乃至反动势力的核心地带，是后来纳粹党崛起的主要温床。[/color]
[color=#333333]刺杀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伯爵在审讯中宣扬自己出于爱国主义而行刺“卖国贼”艾斯纳，大言不惭地说：“艾斯纳是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他不是德国人，没有德国人的思想。他破坏每一种爱国思想和情感。他是卖国贼。”[7]阿尔科伯爵受到成员多为右翼分子的法庭的袒护，起初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也就是希特勒曾被关押的同一所监狱。1924年，阿尔科伯爵获假释出狱，1927年在兴登堡总统八十大寿时获赦免。他在此时已经右翼势力占上风的德国被普遍赞誉为英雄。尽管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纳粹还是称颂他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英雄”。[8]不过阿尔科伯爵是君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中央集权倾向，并且他毕竟有犹太人血统，所以他与纳粹也有一些摩擦。他甚至口出狂言，说他对艾斯纳做的事情，对别人也可以做。因此他曾遭逮捕和监视。1945年6月，他死于交通事故。[/color]
[color=#333333]受害者艾斯纳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却受到巴伐利亚政府的迫害。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家眷，她们理应可以得到政府的抚恤金，但一分钱没有拿到。她们逃离巴伐利亚，生活困苦。希特勒上台后，艾斯纳一家逃往法国。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艾斯纳的妻子走投无路，最后自尽。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司法系统的悲剧和荒诞：杀人放火的右翼分子得到包庇和宽待，左翼人士作为受害者却得不到公道。[/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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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b]死于贵族之手的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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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差不多是艾斯纳在慕尼黑遇害的同时，柏林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19年1月15日遭杀害。共产党试图将十一月革命的洪流引导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向。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选择与保守派、右翼和军队合作，去镇压共产党。1919年1月，柏林发生激烈巷战，军队残酷镇压左翼起义者，杀死数百人。最后共产党势力失败。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被逮捕和杀害。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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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595]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1915年的罗莎•卢森堡[/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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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1918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演讲[/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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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在这起凶案中，也有贵族发挥作用。记者和作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厄尔岑（Friedrich Wilhelm von Oertzen，1898—1944）是当时著名的极右分子，写过丑化波兰的种族主义著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军官，战后加入自由团，于1919年1月奉魏玛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之命，去监视极左派政治家。厄尔岑窃听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电话，摸清了他们的行踪，帮助右翼军人抓捕和杀害他俩。[9]据说厄尔岑还是两人遇害的目击者。[10][/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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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右翼军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Pabst，1880—1970）上尉命令处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帕布斯特当时是近卫骑兵步兵师（Garde-Kavallerie-Schützen-Division）的实际指挥官。近卫骑兵步兵师是从前线撤回来的正规军，参与了多次对左翼革命者的镇压，后来多个自由团从该师脱胎而出。负责处决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指挥官是海军上尉和贵族霍斯特·冯·普福鲁克-哈尔通（Horst von Pflugk-Harttung，1889—1967），熗击两名受害者的凶手当中还有几名贵族：海军中尉乌尔里希·冯·里特根（Ulrich von Ritgen，1894—1969）和霍斯特·冯·普福鲁克-哈尔通的兄弟海因茨。[/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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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07]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瓦尔德马•帕布斯特，1928年[/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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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14]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遇难者的葬礼[/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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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为罗莎•卢森堡送葬的游行队伍 [/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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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b]英国血统的德国公爵与极右翼恐怖主义共舞[/b][/color]
[color=#333333]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 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4—1954）是第二帝国的邦君之一，但他原本是英国籍。他的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四子利奥波德，母亲是德国人，是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侯爵的女儿。他从小在英国长大，英语名字是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 Edward）。[/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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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16]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1933年[/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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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二世的弟弟，所以德意志的这个小小的邦国与英国王室紧密联系起来。1893年，恩斯特二世去世，没有子嗣，于是他的侄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的次子阿尔弗雷德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位置。而阿尔弗雷德的独生子早逝，所以阿尔弗雷德于1900年去世后，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阿尔弗雷德的侄子，十六岁的英国王子查尔斯·爱德华成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到了德国，名字也改成了德语的卡尔·爱德华。[/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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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所以威廉二世是卡尔·爱德华的表兄。德皇对年幼的表弟卡尔·爱德华十分关爱，亲自花了很大力气，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把卡尔·爱德华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者，而不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亲戚关系错综复杂的英国王室和德国皇室成为敌人，卡尔·爱德华公爵选择站在德国那边，于是被剥夺了在英国的所有头衔和财产。此时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卡尔·爱德华作为“外国人”，遇到很多敌意。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英国出身，他变得比德国人更德国人，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color]
[color=#333333]1918年，和皇帝与所有邦君一样，卡尔·爱德华公爵被迫退位。共和国待他不薄，让他仍然保留很大一部分财产与土地。但他从一开始就敌视共和国，运用自己的金钱、人脉和影响力，支持形形色色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势力。他利用自己的庄园和私宅藏匿武器和在逃的右翼分子。他甚至专门在1931年与著名的右翼军官和军火商瓦尔德马·帕布斯特，就是前文讲到的命令处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那个人，一同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希望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卡尔·爱德华还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把犹太人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德国贵族当中很流行。[/color]
[color=#333333]赫尔曼·埃尔哈特是享有卡尔·爱德华支持的最著名的右翼领袖之一，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嚣张、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反革命冒险家之一。埃尔哈特是职业海军军官，1904年参加过对德属西南非洲土著的残酷镇压。一战期间，他在鱼雷艇部队服役，最终军衔少校。战争结束后，德国海军公海舰队被扣押在英国的斯卡帕湾，后来为了避免舰船落入英国人手中，大部分舰船自沉。埃尔哈特指挥的鱼雷艇也被凿沉。他带领水兵乘船返回德国威廉港，但接近海岸雷区时，水兵们害怕触雷而拒绝前进，掀起哗变。埃尔哈特作为指挥官镇压了哗变，并带领船只安全抵达港口。此时威廉港和德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也爆发了革命。1919年1月27日，共产党人建立了“威廉港苏维埃共和国”。埃尔哈特聚集了300人，冲击共产党人控制的兵营，镇压了这个短命的红色政权。2月，他组建了一支志愿兵部队，即所谓“埃尔哈特海军旅”，拥有一些火炮和约1500人。埃尔哈特海军旅是当时德国众多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之一，不过是比较强大和著名的一个。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19年4月镇压了不伦瑞克地区的革命。随后它横穿德国，参加了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血腥镇压，大肆杀戮，随意在大街上熗决被他们怀疑是赤色分子的人。后来它又参加了对柏林罢工工人和上西里西亚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1919年底，埃尔哈特海军旅得到一些曾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的兵员的补充，实力增加到4000人。[/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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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17]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赫尔曼•埃尔哈特在1920年卡普政变期间[/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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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卡尔·爱德华公爵支持了埃尔哈特的很多行动，出钱出力。1919年和1920年之交，魏玛共和国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决定解散各个自由团，包括埃尔哈特海军旅。1920年3月，该旅在右翼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和国防军将领瓦尔特·冯·吕特维茨领导下造反，占领了柏林。这就是著名的“卡普政变”。在这个重大时刻，同情右翼的国防军和警察拒绝帮助共和国政府。最后是工人群众发动罢工，让柏林瘫痪，政变才垮掉。埃尔哈特仓皇逃跑，卡尔·爱德华把他窝藏在自己的卡伦贝格城堡。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20年5月被解散。[/color]
[color=#333333]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一小部分被纳入魏玛国防军，大部分则被解散，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埃尔哈特新建的右翼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该组织约5000人，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推翻共和国，并且反共和反犹。卡尔·爱德华是该组织在科堡（后来在整个图林根邦）的分支领导人。[11][/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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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Salomon，1902—1972）是“执政官组织”的刺客之一。他是埃尔哈特的副官，也是公爵的好友。萨洛蒙的姓氏有点像犹太人，所以他格外激烈地表达自己的右翼思想。萨洛蒙在1918年12月就志愿参加自由团，参加了对斯巴达克斯同盟（后来的德国共产党）的镇压。他后来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参加当地的德意志人自由团，抵抗苏俄势力。回到德国之后，他就投入埃尔哈特的怀抱。后来他根据自己在20年代的政治和犯罪活动写了几部畅销小说。卡尔·爱德华对萨洛蒙一见如故，把自己收藏的珍贵勋章交给他，拿到瑞典去出售，以筹集“革命经费”。“执政官组织”的一部分经费就是这样由公爵间接提供的。[/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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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1921年6月9日，“执政官组织”在慕尼黑刺杀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卡尔·加赖斯（KarlGareis）。8月26日，他们杀害了共和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右翼分子仇恨埃茨贝格尔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是1919年在法国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并且他主张接受《凡尔赛和约》。[12]1922年6月，“执政官组织”企图刺杀总理菲利普·谢德曼，失败了。但不久之后的6月24日，他们刺杀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拉特瑙的一大贡献是与苏联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让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在欧洲受孤立的国家抱团取暖，让德国得以在苏联境内开展军事训练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拉特瑙是犹太人，早就被右翼圈子放在了死亡黑名单上。拉特瑙德高望重，所以他的遇害引起了公愤，很多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严办此案。“执政官组织”的两名凶手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和埃尔温·科恩（Erwin Kern）藏匿起来，萨洛蒙希望帮助他们逃跑，没有成功。两名凶手一人被警察击毙，一人自杀。希特勒后来赞誉菲舍尔和科恩是“先驱斗士”。[13]萨洛蒙是拉特瑙刺杀案的帮凶，被判五年徒刑。卡尔·爱德华自己没有扣动扳机，但他和“执政官组织”的刺客们一样有罪，甚至比他们罪孽更重。[/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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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33]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1919年[/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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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31]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纳粹时期为赫尔曼•菲舍尔和埃尔温•科恩搭建的纪念碑，今天已经不存在[/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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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35]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瓦尔特•拉特瑙[/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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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 卡尔·爱德华支持“执政官组织”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和这些恐怖分子交朋友。他的愿景是推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堡公爵于1922年10月14至15日在科堡举办了一次“德意志之日”集会活动，希望把形形色色的右翼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共和国和共产党。此时的希特勒、纳粹党的知名度还不高，他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慕尼黑向外扩张。这也是冲锋队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活动，有数百冲锋队员参加。这次活动中的出席者总共有四千多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地举行了自己的游行示威，在科堡城与右翼势力发生斗殴，演化成双方都有六百多人的混战，据说就连希特勒也参加了斗殴。当晚，在科堡的宫廷啤酒馆，卡尔·爱德华和其他一些权贵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这是希特勒与公爵的友谊的开端。后来希特勒把1922年科堡的“德意志之日”视为“斗争年代”的一大里程碑；参照同样发生在1922年10月的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把科堡的那次行动称为“将军科堡”；还专门设立了“科堡荣誉奖章”（Koburger Ehrenzeichen）给参加过1922年“德意志之日”活动的“老战士”。[14]在公爵大人的促成下，科堡成为德国第一个由纳粹党人控制市议会的城市。[15]希特勒上台之后，卡尔·爱德华公爵会继续为他效力，比如借助自己与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的联系，拉拢英国，推动英国的绥靖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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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39]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1922年科堡的“德意志之日”参加活动的纳粹党员[/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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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333333][attachment=13751640]
[/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333333]科堡荣誉奖章[/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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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3333]参考资料：[/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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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olor=#333333][1] [/color][color=#333333]网址已删除[/color]
[color=#333333][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214-5.[/color]
[color=#333333][3] Bernhard Grau: Beisetzung Kurt Eisners, München, 26. Februar 1919. In: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13. Oktober 2009. URL: [/color][color=#333333]网址已删除[/color]
[color=#333333][4]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205.[/color]
[color=#333333][5] Ian, Kershaw. Hitler: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9. P.119.[/color]
[color=#333333][6] Mitcham, Samuel W., Jr. WhyHitler? The Genesis of the Nazi Reich,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1996. P.35.[/color]
[color=#333333][7] Zitiert nach Volker Ullrich: Mord in München. Im Februar 1919 starb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Kurt Eisner durch die Kugeln einesAttentäters. Die Folgen waren dramatisch. In: Die Zeit, Nr. 9 vom 19. Februar2009, S. 92. URL:网址已删除[/color]
[color=#333333][8] Ibid.[/color]
[color=#333333][9] Wette, Wolfram: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roste,Düsseldorf 1987, S. 311.[/color]
[color=#333333][10] Meisel, James H.: Counter-Revolution.How Revolutions Die. Atherton Press, N.Y. 1966, P. 138.[/color]
[color=#333333][1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1.[/color]
[color=#333333][12]埃茨贝格尔遇刺后，埃尔哈特遭通缉而逃往匈牙利，“执政官组织”没有他的领导就分崩离析了。后来他又组建了右翼组织“维京联盟”（Bund Wiking），据说有1万成员。有意思的是，埃尔哈特这个著名的老右派和反民主人士，非常敌视希特勒。比如，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期间，埃尔哈特支持巴伐利亚的保守派实权人物古斯塔夫•冯•卡尔，集结了2000兵力（主要来自“维京联盟”），准备去镇压希特勒，但埃尔哈特的部队还没来得及出动，希特勒就已经在慕尼黑被镇压下去了。纳粹上台之后，埃尔哈特曾向纳粹妥协，加入冲锋队和党卫军，但“长刀之夜”血洗冲锋队时，纳粹党准备顺便把埃尔哈特这个老对手消灭。埃尔哈特幸运地逃生，潜伏到奥地利，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老老实实当农场主，得到善终。[/color]
[color=#333333][13]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2.[/color]
[color=#333333][14] Ibid., Pp. 153-4.[/color]
[color=#333333][15] Ibid., P. 158.[/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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