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过去上年纪的人总爱对年轻人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盖子都是两瓣的。
元末明初，北方移民聚焦大槐树
这一切，还须从元末明初说起。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造反事件不断，官方疯狂镇压，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决定采用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明廷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
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
“不要忘了，家乡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
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
“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
通过有计划的移民，使饱经战乱的中原地区人口数量有所增长。这种方法较合理地调整了人口布局，比自然增殖人口更快更有效地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以便对荒芜的土地和其他社会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
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
好在中原人没有忘本。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再后来，中原地区经济复苏了，而惨痛的记忆却一直传承着……
兴建遗址，塑造大槐树认同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
到了晚清时期，大槐树的事迹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景大启
建址之初，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位置，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由于年代久远，重建古迹的记录里提及选址依据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认为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即移民集中地。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1916年，洪洞县志修志，纂修者韩垌第一次把大槐树写进了地方志中，不过在提及大槐树为集合之所时，也提到“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之后，贺柏寿的弟弟贺椿寿提到，广济寺曾为移民之事树碑，碑文记载甚祥，这个碑现在虽然没了，但“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至于碑叫什么碑，记载了哪些东西，他没有说明。
此外，1921年赵戴文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说，大槐树移民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这既是事实，又把大槐树故事的依据牵系到众多家族谱系的记录中。随着《洪洞古大槐树志》和两年后更大规模的《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刊印出版，他的观点也广为历史学家采纳，持续影响至今。
1949年后，弘扬大槐树认同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一认同本身却并未被破坏。大槐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足以反映认同之强烈——知名度极高、反映劳动人民受到压迫的著名古迹“苏三监狱”，在文革中被拆毁；而士绅修建的、仅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槐树古迹，却因当地人的崇拜而保存下来。
不过，承载大槐树认同，并被当做依据的家谱、祠堂、墓碑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损失惨重。等风潮结束，存世的大槐树记录已经不多。但“寻根问祖”开禁后，失去祖宗脉络的人又兴起了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潮。不少原本没有大槐树认同的人，也在这一时期顺应大众热情，变成了大槐树的新子孙。
到如今，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十八个省，五百县，有的还远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文／赵新宇等）
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