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地方行政
阮福映将越南全境分为北城、嘉定城以及朝廷直辖区域三个部分。其下又分为二十三镇四营。
北城下辖十一镇：山南上(今兴安、河南两省)、山南下(今南定、太平两省)、山西(今永福、河西、富寿三省)、京北(今北江、北宁两省)、海阳、宣光、兴化(今老街、和平、奠边等西北省份，包括今老挝部分领土)、高平、谅山、太原、广安(今广宁省)。
嘉定城下辖五镇：藩安(今胡志明市)、边和(今同奈、巴地头顿、平福一带)、永清(今永隆、安江一带)、永祥(今前江、坚江、槟椥、茶荣一带)、河仙(今金瓯省及富国岛一带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朝廷直辖七镇：清华、乂安、广义、平定、富安、平和、平顺。
京畿直辖四营：直隶广德营(今承天顺化省)、广治营、广平营、广南营。
其中，京畿由阮朝朝廷直接管理，北城和嘉定城分别设置总镇和副总镇(或称协镇)以管理事务。北城和嘉定城的总镇都是由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担任。各镇以留镇或镇守为长官，镇之下又细分为府、县、州，由知府、知县、知州为长官。
阮福映也意识到北城这片刚占领的领地形势错综复杂，既存在有支持后黎朝和郑主势力的余党，也存在着据守山区、朝廷难以管理的土豪，而且这些势力依然强大。阮福映认为北城地区“民性骄顽”，难以统治，因此并没有遵循前代历朝定都河内的惯例，而是将都城选在了历代阮主的统治中心顺化。1803年，阮福映命黎质、范文仁、阮文谦，参照中国紫禁城的建筑风格，在富春城内修建顺化皇城，作为阮朝朝廷的行政中心。
对于北城存在的各种势力，阮福映决定任命他们为官。北城的十一镇被分为内五镇和外六镇：内五镇为较南边的五个镇，由后黎朝旧臣管理;外六镇为靠近中越边境山区的六个镇，由地方土豪管理。
经济制度
在财政税收上，阮福映重新规定了丁税、田税的相关法律。阮朝将全国的田地分为三等，按田地质量的优劣来衡量田税征收的多少。若地方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国家征用壮丁修路、挖河、建城等，则酌情减税。阮福映制定了丁簿、田簿制度，地方每隔五年对壮丁(18岁以上、59岁以下男性)、田地进行一次调查并编制成册。阮福映颁布法律，禁止了后黎朝时期盛行的买卖公田的行为，但准许在应急的时候租借公田使用三年;超过期限不还者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阮福映还制定了商税和矿税，以及香、参、席、木、燕窝等税收。朝廷规定商税按照船舶的大小来征收。
阮福映在位时期，阮朝直辖领地、北城外镇、北城内镇所规定的税收标准不同，但都由朝廷制定;而嘉定城的税收标准则由嘉定总镇确定。
1803年，阮福映先后在顺化、河内、嘉定开设铸钱炉，铸造嘉隆通宝。1810年，制造丈量土地的标准铜尺并颁发给地方;1813年，又制造平天衡发给各营各镇。
军事制度
阮福映灭西山朝之后，赏赐有功将士，允许年老体弱者卸甲归田。又赏赐并修建庙宇，祭祀阵亡将士。他制定了兵丁之法：广平至平顺各镇三丁抽一，边和以南各镇五丁抽一，河静以北、北城内镇七丁抽一，北城外镇十丁抽一。京畿一带设立亲兵、禁兵、精兵，统称三兵，以守卫顺化。各镇设立奇兵、募兵，分作三番轮流值班。阮朝设置五军都统府，其首领由皇帝的亲信担任。若要动用军队，则由五军都统率兵出征。
而在兵器上，阮朝军队使用的主要是剑槊、马刀以及铜制大炮，也有使用西洋的熗支鸟铳。阮朝在顺化设立三个射击场士兵每年进行一次射击演习。但阮朝朝廷对西洋熗支的使用非常苛刻，每队50人中只有5人拥有鸟铳，每人每年只允许使用六发子弹，超过数目者要赔偿。
阮福映非常重视海港的军事防备，在各港口都建立炮台，检查过往船只;又建造了巨大的船只以巡防海面。而对于活跃于南中国海沿岸的华南海盗，阮福映持严厉打击的态度。1802年，就在阮福映推翻西山朝后不久，阮朝官军便攻陷了华南海盗位于江坪(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大本营，将著名的海盗首领郑七俘虏并斩首。此后官军清剿华南海盗在越南沿海一带根据地，华南海盗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得不离开越南，回到中国广东一带发展。
官僚制度
阮朝沿用了后黎朝的六部制度，各部以尚书为长官，下设参知、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又设督察院以劝谏皇帝、弹劾大臣。
而对于宫中的事务，阮福映定下了皇帝生前不立皇后的规矩。宫中只设有皇妃和宫嫔，按等级分为一阶至九阶;皇帝驾崩之后，嗣君继位，才尊其母为皇太后。皇太后死后，追赠皇后的称号。
对于爵位，阮福映规定不得封异姓大臣为王爵。皇子虽可以封王，但不能拥有实权。
法律制度
1811年，阮福映下令废除后黎朝的《洪德律》，命阮文诚为总裁，主持编纂新的律书。阮文诚等人参照中国的《大清律》，编成《嘉隆律书》(当时称为《皇朝律例》)二十二卷，共计398条。1815年，阮福映将此律书颁行各地。
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认为《嘉隆律书》是在《大清律》上做些许修改之后颁行的。越共学者则认为，《嘉隆律书》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和皇帝的绝对权力，“极其保守和顽固”，是“反动”而“退步”的。
文教政策
阮福映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因此阮福映手下的重臣多是武将出身。但阮福映意识到治理国家也需要文臣，因此在阮朝建立之后，阮福映恢复了被西山朝废除的科举制度，在全国各地建立文庙，在顺化设立国子监，推行儒学，教授四书五经。
阮福映也关注越南地理书籍和国史的编纂。《大越一统舆地志》、《大南会典事例》等书便是奉阮福映之命编纂的。《大南实录》也开始编纂。阮福映在位期间，也是越南文学发展的时期，涌现出大量包括字喃文学在内的诗歌小说，《大南国史演歌》以及著名的《金云翘传》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
宗教政策
阮福映推崇儒家思想。而东宫阮福景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更倾向于基督教，这令阮福映很不满。因此，在阮福景生前，阮福映曾与他多次发生思想上的冲突，有时候阮福映甚至大发雷霆。但是，阮福映仍然遵守之前的诺言，允许西方传教士在越南自由传教。嘉隆年间，共有六名传教士来到越南活动，这些人来自法国或西班牙。当时北城辖境内共有三十万名基督徒，而嘉定城境内有六万名。但是阮福映竭力推崇儒家思想以限制基督教的传播。
此外，虽然宫中的后妃多信奉佛教，但阮福映在政策上对佛教也进行了限制，他颁布法律，禁止民间对祭祀神佛的活动大操大办。
对外政策
与法国的关系
百多禄试图让阮福映与西方国家接近并贸易，但随着1799年百多禄的死而以失败告终。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有征服越南的野心，他希望将越南作为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以抗衡英国在印度的霸权。但拿破仑忙于在欧洲打仗，无暇东顾，后来也随着拿破仑的被流放而不了了之。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法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派Cybele号来到沱㶞港(今岘港)，向阮朝朝廷赠送了一艘配备有52支熗的护卫舰作为礼物，还转交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国书，希望阮福映践行他在《法越凡尔赛条约》中的承诺。但阮福映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法国的实际援助，故而拒绝了法国的要求，却其国书并且退回了法国的礼物。
与英国的关系
1804年，英国人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来到越南，要求在广南的茶山建立商馆。由于阮福映曾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里购买武器，为了信守诺言，阮福映给予了英国一定贸易特权。但建立商馆的要求遭到拒绝，英国的礼物也被退回。
与中国的关系
1803年，阮福映派遣郑怀德、黎光定出使清朝请封。阮福映取“安南”的“南”字、“越裳”的“越”字，请求清朝赐国号“南越”。但嘉庆帝认为历史上“南越”之地较广，两广(广东与广西)皆在其内;阮福映全有安南，亦不过是交趾故地，故而将“南越”二字颠倒顺序，称为“越南”。这就是今日越南国名的由来。次年，嘉庆帝派遣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颁赐越南国王金印一枚。阮福映遣黎伯品前往清朝进贡并谢恩，双方约定三年一贡为惯例。1806年，阮福映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确定新国号“越南”，但原国号“大越”仍被使用。
与暹罗、真腊的关系
1779年，阮福映将真腊(今柬埔寨)变为附庸国。但在1782年嘉定被阮惠攻陷之时，拉玛一世派兵擒真腊国王安英(匿螉英)而归，迫其臣属于暹罗后释放，并派昭丕耶·阿拜布别监督真腊内政。1796年安英逝世时，暹罗册封其子安赞二世(匿螉禛)为王。安赞二世不满于暹罗的统治，在外交上游走于越南和暹罗之间。1807年弃暹罗向越南朝贡。这侵犯了暹罗的利益，1811年，暹罗暗中扶持安原(匿螉原)叛乱。安原篡位，安赞二世逃往嘉定城，向阮朝朝廷求救。1813年，阮福映遣黎文悦携安赞二世归国复位，并驻兵南荣(今金边)、卢淹两城，将真腊重新变为越南的附庸国。安原出奔暹罗，暹罗驻军于今马德望省一带，欲以该地区封安原为王。黎文悦作书谴责暹罗，暹罗与越南达成和解之后撤离了该地。在阮福映在位期间，越南与暹罗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军事冲突，而真腊则同时向越南和暹罗朝贡。
人物评价
西山朝君主阮惠把阮福映看作是西山朝的最大祸患。阮惠临终时，因阮福映势力日渐强大，对西山朝的未来非常担忧。
法国传教士古拉尔(Guérard)认为：“嘉隆王用一切手段敲榨人民，不公正和横行霸道，使得人民比西山时期更加痛苦。赋税和劳役增加三倍。”而在当时的西方，阮福映则被宣传为基督教徒的庇护者，西方人认为他推动了基督教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认为，阮福映是一位“具有才智的国君，聪明睿智，在长达25年的时间之内与西山相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何时候也未曾灰心丧气，而仍一心一意思虑复国大业。”他认为阮福映“颇具创大业之美德，知人善任，使豪杰之士人人都忠心耿耿为之效忠命”，“不仅恢复了旧业，而且还统一了山河，进行诸项改革，使当时的我国成为一个空前未有的强大国家”。但是对于阮福映晚年杀害功臣之事，陈仲金也提出批评，认为他像汉高祖一样滥杀功臣。
越共官方对阮福映的评价非常差，认为他发动“反革命战争”，依靠外国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而且是最“反动”的封建王朝。对于其即位之后的各项改革越共也都评价不佳，认为其最终目的都是“镇压人民的反抗”。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阮福映在世“既有过又有功”，但是“过大于功”。他藉法国之助镇压西山起义，“为法国进入越南并将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奠定了基础”;在位期间对外侵略真腊，对内“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晚年又杀害功臣，因此其过匪小。而他的功劳在于“将动乱分裂的越南社会归于统一”，之后又施行一系列改革，“对越南封建社会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