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有用还是无用，自古以来颇多争议。由于青衿儒冠是古代儒生（知识分子）的标准装束，古代中国便把这一问题形象地转化成了儒冠误不误身的问题，并且有见仁见智的回答。
虽说学而优则仕，但饱学的儒生却仕进无门，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孔子，周游列国而无所遇。虽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掌握了知识的儒生却命运多舛，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对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鉴于历史上无数儒生命运不济，杜甫曾高度概括地指出“儒冠多误身”。
杜甫这句话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共鸣。李白就抱怨自己“白首为儒身被轻”。韩愈在《送侯参谋赴河中幕》一诗中说：“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侯继被王谔辟为参谋，便弃儒冠如敝屣，从军冒死以博取地位和功名。陆游在词中回顾自身道：“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便“笑儒冠自来多误。”晁补之在词中说“儒冠曾把身误”；张榘在词中说“身名多被儒冠误”；辛弃疾在词中也肯定了“儒冠多误身”的说法；元好问在诗中说“一钱不值是儒冠”；青年鲁迅则曾刻过“文章误我”的印章。可见认同杜甫“儒冠多误身”之说者不乏其人。
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刘项原来不读书”，却成就了王霸之业；文人本望文字达，却因文字穷，难怪抱怨“儒冠多误身”。文人的抱怨可以有很多理由，但归咎于儒冠妨碍了利禄的攫取而满腹牢骚，便无足观了。因为这种作派，折射了文人汲汲于功名富贵，没有淡泊高远的情怀；也没有“吾不试，故艺”的辩证眼光；更没有以千首诗轻万户侯的气魄。
儒冠不仅误人，有时还误国。抗日战争期间广为传唱的《知识青年从军歌》道：“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假如知识青年文弱不堪，拒绝从军，中华民族则可能遭遇亡国灭种的厄运。诚如田间的诗歌所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所以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非常时期，“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提振男儿血性，实在很有必要。
也有折中的观点认为，“莫叹文章不值钱，儒冠误身乃偶然。”文章不值钱的表述有很多种，最酸楚的莫过于“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其实，不管世事如何沧桑，文章总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可以润色鸿业；可以立言不朽；就是平常说话，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误身，只是偶发事件，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和所有的个体。
另外，还有相反的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迎来了儒学的美好时代，儒生们可以凭借精通一经而荣身，自然不会赞同“儒冠多误身”之说。汪洙在《神童诗》中指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陈人杰在《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一词中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陈人杰所言极是，文人和不朽的勋业并非水火不容。班超本是一介儒生，投笔从戎后，建功绝域，终封定远侯，声名传于后世；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因为具有过人的文化修养，更有利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就不世功业。
关于儒冠误不误身的问题，历代读书人都从自身的经历、体会以及信念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答案莫衷一是，但综观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多读书更能造就美好人生。
（原标题：儒冠误不误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