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这个观念在中国的潜移默化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经过儒家对“大一统”的阐述和强化、实践，自觉接受了这个理念，并视之为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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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七国争雄时期，孟子又引孔子所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认为“有天下”的“天子”不容有二，希望天下能“定于一”（《孟子·万章》、《孟子·梁惠王》）。
这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天下”的意识，是早已有之的，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甚至更远的传说时代。可是，直到春秋、战国，还存在着爵称不同的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国。他们自始就有较大的权势，有的越到后来越为强大，以致造成“天子”衰微、诸侯争霸称雄的局面。可见，上古三代的“天下统一”是极为松散的。当时的“天子”、“天王”，与秦汉以来的专制皇帝截然不同。当其盛世，也不过是诸侯的盟主；及其衰微，就连名义上的盟主地位也不可保；所谓“天下统一”，自然成为虚幻。尽管如此，由一个礼乐征伐所自出的“天子”来“有天下”，毕竟是一个要把“溥天之下”凝为一体的重要意愿。
随着时间的转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相传源于子夏门人而实际成书于汉初的《公羊传》，适应时代的要求，鲜明地倡言大一统。它既然是阐释《春秋》经义的传，当然不能不承认存在于春秋时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事实，然而它并未引用《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过了时的教条，却突出地强调“讥世卿”、“弱臣势”’断言“世卿非礼也”（隐公三年），这就使统一的观念，增添了集权于王朝的涵义，为汉代普遍推行郡县制提供了经学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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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统一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常态。唐人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汉书·王吉传》中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的原始意义正是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总结出：大一统思想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他的著作《论中国》中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有时是开拓疆土）。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于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数百年来深受中国人喜爱（包括毛主席，据说他年轻时沉迷于此书）。该书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随着分封的诸侯从自治渐渐走向独立，周朝逐渐解体，陷入了长达250年的动乱，史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当于西方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其间，欧洲诸国根据均势理论互相争夺霸权。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