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跟外国人做生意有个规矩，就是官方不与外商直接接触，而要通过民间的行商进行，当时广东就有“十三行”一说。行商既与外国人做生意，赚取利润，也替官方收取外商缴纳的税费，并向政府担保外国人合法经营。这样的生意带有一定的垄断性，本来应该非常好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1760—1843年，广州先后有47家洋行开业，而在1771—1839年间倒闭的却有37家，洋行平均寿命不足10年。
行商生意做得这样艰难，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经营，而是由于一些官员经常杀鸡取卵。清政府规定，一旦发现外商违规经营，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到50~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将铁箱里的两对私人手表带到了岸上，就被海关官员认定为偷税漏税，被罚款50倍。
除了随意罚款，遇到灾荒、皇帝生日等情况，官方也会随意让行商“放血”。据官方记载，1773—1835年间，行商向朝廷“捐输”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献的还不止此数。1833年，怡和行一家的捐款据说就达到了50万两银子。
1840年后，清政府频频与外国开战，每战必败，每败必赔，遇上这种时候，行商又成了唐僧肉。1841年，清军被英国人打败，被迫向英人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行商伍秉鉴一个人就交了110万元。清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赔偿2100万元，其中几百万银元就摊到了行商头上。
特别荒唐的是，行商一旦进了这个圈子，有时不想干还不行，得行贿才能达成目的。伍秉鉴年老想退休，官方不同意，花了90万两银元才将位置改由其儿子顶替，即使如此，官方依然要求他担负行商的一切责任。伍秉鉴表示愿意捐献自己2600万银元财产中的80%给政府，以求安享剩下的20%，依然不能如愿。伍秉鉴写信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库欣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很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又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写信，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按照常理，官与商应该是相对分离的。商人按照国家规定纳了税，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无权要求他们再交这个、那个钱。但在清朝那种不讲规则的社会，商人的命运彻底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想要商人下河商人就不敢上岸，商人赚得的钱再合法，只要官员想掏你的腰包你就得痛痛快快掏出来。伍秉鉴之所以想移民美国，就是因为他受够了官员的气，不想再受了。
清朝官员贪婪的刀子落在商人身上，痛的却是整个社会。商业行为有个规律：政治清明、环境宽松，商人做生意顺风顺水，赚了钱之后，就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一步步加大科研的投入，让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工商业者一活跃，国家财源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保证。国家有了钱，可以制造现代化的武器，可以建教学设施先进的学校，可以建医院，可以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这样，国家想不强大都难。而官员一旦肆无忌惮地宰商，一般的商人很难赚到钱，少数赚了钱的，也只想移居别的国家，不太可能生出干更大事业的理想，更不可能想到如何用自己的财富报效国家，国家自然也会越来越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