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到1975年，大卫·阿斯特在自家旗下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中担任编辑一职。当时的英国，报纸仍是信息的重要来源。20多年以来，阿斯特的《观察家报》代表着英国自由派的声音。它始终坚持反对死刑、电影审查制度和种族歧视，主张非洲非殖民化和对同性恋的包容，并且获得一定成效，促使有关法律得以相继通过，人们因而也获得了在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自主决策权。杰瑞米·刘易斯（Jeremy Lewis）在一本活泼、八卦的自传中称赞了阿斯特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即便没有专门学习过编辑，阿斯特却是一名优秀的文字编辑和标题作者。他会聘请自己敬重的作家，尽管他们在3年的记者见习期的工作都不大尽职。他最著名的兼并行动之一便是并购了安东尼·桑伯森（Anthony Sampson）的报刊。但这份报纸与其说是商业报刊，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家庭慈善机构或是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

阿斯特与其他新闻编辑最大的差别之一便在于他是富家子弟。他在泰晤士河岸的克莱富登庄园（Cliveden）里长大。他的母亲南希（Nancy）是英国第一位女性议员，性格很是强势、傲慢。在她的控制之下，阿斯特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棉絮般索然无味”。这也难怪阿斯特会选择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寻求慰藉，因为在那里他才不会失去信仰。

阿斯特的父亲沃尔多夫（Waldorf）认为《观察家报》正好为大卫提供一个合适的职位。（阿斯特祖父在1911年从北岩勋爵那接手该报纸）。对于一个刚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讲，这想法难免无趣乏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改变了他的想法。当阿斯特还是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的联合作战部队中一员时，他曾说服过一个《观察家报》的记者每周都写战后生活反思，尽管那个记者很不情愿。1945年，他成为了《观察家报》的主编，培育了众多率性的中欧作家，例如：亚瑟·库得勒（ Arthur Koestler ），伊萨克·多德彻（Isaac Deutscher）。

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invasion）中，大卫·阿斯特表现了强烈的反对，一时声名鹊起。《观察家报》强烈谴责苏伊士运河危机，并称其为一种强盗行为。即使报纸广告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发行量方面却依旧很好。《观察家报》反对冷战，是忠诚的大西洋主义者，始终拥护着欧洲联邦。而造就周日新闻黄金时代的另一关键因素便是文章本身。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的戏剧评论，帕特里克·多诺万（Patrick O’Donovan）和迈克尔·戴维（Michael Davie）的报告才华，简·布朗（Jane Bown）的摄影技术，休·麦吉尔温尼（Hugh McIlvanney）的赛事报道，特里·基尔马丁（Terry Kilmartin）的文学评论，这些都不是其他新闻人能够与之匹敌的。

《观察家报》最大的不足就在于资金。沃尔多夫·阿斯特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资金，规定不得盈利和外借资金。这无疑保护了《观察家报》，避免其受到恶意伤害。因而阿斯特家族便成为了报纸唯一的合法资金来源。大卫·阿斯特自己就投入了超过125万英镑（20世纪60年代市值），阿斯特的兄弟姐妹也资助了些资金。但若要与《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竞争，这还远远不够。

此外，阿斯特并不是一个好斗求胜的人。当《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行杂志时，他没有跟风，而是等到他的业务部门提出要求后才选择出版。资金的短缺意味着《观察家报》在规模和覆盖面上都无法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竞争。而作为一名编辑，阿斯特在调查性报道上并没有展示出同情心，这一点则成为了竞争对手攻击他的强有力武器。

他还是输了。周日新闻的竞争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落下帷幕。阿斯特在1975年宣布退休，《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荣誉主编哈罗德·埃文斯（Sir Harold Evans）宣布，《观察家报》再也不是他的对手。此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了许多著名的报道。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帮助萨利多安受害者赢得赔偿的报道。但《观察家报》的社会自由主义阵营深刻地影响着英国人生活和思考方式。若问哪一个编辑更有影响力？毫无疑问，当属大卫·阿斯特。

原文选自：《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