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十五讲》，孙郁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民国文学十五讲》，是孙郁关于文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现代文学史，想讲出点自己的意思不易，孙郁深有感触，“在文学院教书，自然要对文学史有一个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并不容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点尝试。”其实，在现代文学如梳如篦的研究中，想做一点尝试也是难的，而《民国文学十五讲》中，孙郁的趣味倒是不多不少地渗入了进去，索解一下，或可以略拓宽一下现代文学的维度。
现代文学史，自然避不开鲁迅，而鲁迅研究，实在如掘地三尺，给人留下的余地太少。孙郁是鲁迅研究者，这次选择的视角乃“鲁迅的暗功夫”，的确有眼光，有着“自己的趣味”。鲁迅的文章、著作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大的内力”。孙郁以前写过《鲁迅藏画录》(及《鲁迅书影录》里的部分文章)，对其在美术上的“暗功夫”已做了探讨，如今，更扩展到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民俗学、翻译等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种探讨，也是与孙郁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的，他曾长期任职于鲁迅博物馆，极便利接触鲁迅的一万四千册藏书，鲜活地感受其知识谱系，“冰山理论”在这里是恰切的比喻。如考古学，“鲁迅藏书里德文和日文的考古报告有好多，看得出他非常关注这些东西。但是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谈。可是这些思想暗化在他的文化精神里面”；如收藏汉代画像，有历代拓本5100余种，6000余张，健朗阔大的风格，显然符合鲁迅的审美，且暗暗影响其写作；鲁迅抄录许多罕见的古文献资料，如《岭表录异》、《蜂衙小记》、《桂海虞衡志》、《释虫小记》、《云谷杂记》等，对民俗、地方文化的偏爱昭显。在翻译领域，孙郁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了解他的翻译史，就不会了解其创作与思想活动。这个复杂的过程，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有意味的是，如此的判断，亦有研究者加诸周作人身上，认为他翻译家的身份较之作家而言更重要，而周本人，亦在遗嘱里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这种殊途同归的研究思路，对周氏兄弟而言，是别具意味的。可以补一句，鲁迅和周作人，其翻译文字的数量，均超出自己写作的文章。
有些意外的是，孙郁将戏剧编剧(主要为京剧)引入了现代文学的讲述中，主要人物有齐如山、罗瘿公、翁偶虹等。这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似未见过，齐如山诸人基本出现在戏曲史中。孙郁说，“民国期间，中国的戏剧、戏曲的空间很大，出现了诸多有文学意味的作品，这些与布尔乔亚阶层不同的文本，雅也来得，俗也见长，已与古人的调子略有区别，就艺术水准而言，并不都逊于话剧作品”。戏曲剧本的文学性如何，可再做估量，但在现代文学中引入这一维度，却是有益的，“跳出五四新文化的思维重审我们的文学与艺术的历史，我们对以往的艺术书写，则有另一种眼光”。
“学人笔记”一节，亦是颇值得玩味的。将周作人《药堂语录》《书房一角》、钱锺书《谈艺录》、朱光潜的谈诗文章、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列入学人笔记，是不错的，至于也加入梁实秋《雅舍小品》等，尚需商榷。不过，将笔记体单独论述，却是有意味的，白话文学各文体多移诸西洋，如小说、诗歌、戏剧，独有散文一体有自己的根，而笔记体又是散文中极别致的一类。中国传统的文人笔记，如杂货铺，将“正经文章”未容下的诸般东西统统搁到这里面来，纷纷纭纭，无所不包。现代文学兴起，扫荡传统文化的毒素，却也暗暗继承下如许精华之余脉，笔记适于信手拈来，为不少人采择。鲁迅的《随便翻翻》《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章，有着很浓的笔记风，更不必说知堂，中期写作之后，“文抄公”类，更是典型的笔记体。钱锺书的《谈艺录》，及后来的《管锥编》，均写于不太安定的时代，却都用文言笔记体，写作心态值得琢磨。即使进入当代文学阶段，笔记体亦未绝迹，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及随笔，黄裳、谷林的文章，都是这一脉的延续。
在新文学史中讲旧诗词，表面看有矛盾之处，其实暗含着文学一体化的意思，并非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就是截然两段了。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林纾，是遗老的旧诗词，黄兴、宋教仁、秋瑾、汪兆铭、柳亚子、苏曼殊，是革命党人与南社诗人的旧诗词，吴宓、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顾随，是新派学人的旧诗词，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是新文学家的旧诗词。尤为惹人兴趣的，是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如鲁迅，写白话诗，区区六首而已，仅限于新文化运动初期，打打边鼓，新诗人多了，自己即罢手不写；而对于旧体诗，从数量上说，也不算多，但延续的时间，却是从少年时期直至晚年，想起就写写，未中断过，这其中透露出的文化心理是耐琢磨的。如郁达夫，其小说或许有不太节制之弊，但其才华在旧体诗这个“束缚”甚多的文体中，却是挥洒自如，真性情得以充分展露。另有周作人，其《五十自寿诗》曾引起文坛轩然大波不必详说，他写旧体诗是不算少的，“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样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与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夫子自道，表明其写旧体诗的用意。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另有朱自清、俞平伯、郭沫若、茅盾、沈从文、施蛰存等，覆盖面甚广，这说明文学传统的强大延续性，不是人为的硬性分割可以割得断的。
以上，分析的是孙郁讲新文学史所透露出的自己的“新意思”，不能只是褒的一面，还是要说说瑕疵的。讲稿中，谈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以及旧派小说等，看得出，他是下了力气的，努力想讲出一些新意来，不过就熟悉文学史的而言，似并未得到太多新的东西，这也是不足怪的，毕竟对于众所周知的领域，研究已到了极深的程度，再想出新，不易。如今的研究著作，能取一瓢饮，作者就大可不必惭愧了。(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