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1075），字秩圭，河南安阳人。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拥立英宗、神宗即位，以其文武全才、忠义情怀、阔大胸襟、实干精神，镇安国家，救民疾苦，呵护英俊，立德、立功、立言，为世垂范。封魏国公，谥曰“忠献”，世人常敬称之为韩公、魏公、韩魏公、韩忠献。
韩琦
功安社稷 威震内外
孟子说：“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韩琦以“安社稷”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着一个儒者的人生快乐。
仁宗天圣五年（1027），韩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虚岁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杰出表现。任右司谏时，连上十疏，揭露当时宰执班子用非其人，“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仁宗终于听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举罢掉两个宰相和两个副相。又上疏请仁宗停止随意降旨封官赐爵，不要助长侥幸之风。总之，只要发现政事有不当，韩琦未尝不直言谏阻，三年间连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对韩琦说：言官谏诤不激烈，畏畏缩缩，怎么能纠正皇上的失误？“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夏国独立后，宋王朝西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不久，韩琦就被派往前线。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1040—1043），在西北四年，韩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战，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朝廷倚之为长城，夏人惧之，边民颂之，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这时才刚三十出头，还是个小年轻，人们已把他尊敬地称作“韩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耸服”，令僚属由衷赞叹，称其“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枢密副使，人们为之兴奋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接着，韩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协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处变不惊 忠义敢当
君位世袭时代，新旧接替之际，最易生变，社稷安危，往往决定于呼吸之间，此时的执政大臣最受历史考验。韩琦于仁宗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1—106７），连任首相八年，期间，这种考验他经历了两次，两次都被历史判了特优。纵观韩琦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特多，远非同时代其他名臣可比。其中尤以两次拥立新帝即位，表现出的那种为安社稷，置个人身家性命全然不顾的忠义精神；那种急难关头，不避不惧，舍我其谁的担当勇气；那种处变不惊，履险如夷，庖丁解牛式的政治艺术，最为青史生色。
太子历来被视为国本，太子不立，社稷不稳，国家不安。宋仁宗连丧皇子，直到晚年，还没有立太子，朝臣无比焦急，仁宗却无动于衷。韩琦于嘉祐六年闰八月被任为首相，九月间，就说服仁宗，确立养于宫中的宗子赵曙为太子，长期困扰朝臣们的国本问题，被韩琦迅速敲定。
一年半后的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暴崩，韩琦和几位辅臣先快速给太子披上御服，又急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仓促间，王珪“惶惧不知所为”，拿着笔只是颤抖。韩琦平静地问王珪：“大行皇帝在位几年？”韩琦的问话，不仅缓释了王珪的极度紧张，也暗示了遗制写作的惯常套路，王珪立刻醒过神来，知道怎么写了。韩琦召集百官，宣布仁宗遗制，拥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到仁宗大敛那天，英宗突发狂疾，号呼奔跑，吓得“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为”。韩琦见状，毫不犹豫地直趋过去，将英宗抱进帘内，交给宫人，叮嘱其用心照管。又告诫现场诸人，不得将所见外传。随之带领人们恢复旧序，哀哭如仪，“若无事然”。韩琦见英宗病得不轻，第二天，又与同僚奏请曹太后，在皇帝病愈前，“权同处分”，垂帘听政。因新皇帝突发狂疾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都被尽心而细心的首相韩琦及时做了预防。
然而，英宗却病得日益深沉，经常面壁而卧，拒绝吃药。韩琦率领同僚到英宗病榻前，自己亲手捧药，俯身恳劝，英宗就是不听，有时还将药倒在韩琦衣服上，韩琦照旧坚持。英宗病中烦躁，待身边宦官少恩，一些宦官便在曹太后前说英宗的坏话，曹太后对英宗日益不满，一些当初没有参与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遂趁机向曹太后进废立之说，曹太后也渐生此意。
一次，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曹太后忽然问起西汉昌邑王的事。汉昭帝无子，死后，第二代昌邑王刘贺得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刚立不久，便被大臣和太后所废，改立汉宣帝。韩琦心知曹太后用意，却假装不知，故意在“昌邑王”三字上做文章，答道：汉朝有父子两个昌邑王，不知问的是哪个？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待曹太后自知理亏后，韩琦便直言相劝道：您没有亲生儿女，今皇帝自幼养在宫中，皇后又是您的外甥女，老天把这双儿女安排给您，“岂可不自爱惜”？接着又说：今皇帝的长子（即后来的宋神宗）已经长大成人，也要请您照管呢。韩琦的意思，是要告诉曹太后，您护佑今皇帝，可说是得皇子又得皇孙，划算着呢。以坚定其对英宗的好感。谁知曹太后却气不打一处来，怒道：还想在旧窝窝里抓兔子吗！在场的人都被吓得倒退几步。唯有韩琦，非但不退，还迎面顶上，曰：“太后不要胡思乱量！”颇有得理不饶人之概。
接着，又引古例感动曹太后，曹太后无奈，只好批示说，定于某日再不到殿上来了。韩琦一见批示，立马就令卷帘撤座，曹太后即便想要后悔，也没了机会。一次女主干政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被韩琦快刀斩乱麻般地排除了。
三年多后的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于福宁殿，韩琦等辅臣急忙派人召太子来继位，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却突然动了几下，另一宰相曾公亮见状愕然，急告韩琦，想停召太子。韩琦不为所动，答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更令快召太子。太子赶到，韩琦即率百官拥之即位，是为宋神宗。一次君位接替之际可能突发的政治危机，再次被韩琦以超人的镇定果敢排除了。
韩琦在遭遇突发大变故时的作为，令同时代人深受感动，也很为其担心，有人提醒他：您干得的确出色，但所冒风险也太大，“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感叹道：“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预忧其不济，遂措不为哉！”表明自己的志趣，唯在社稷之安，只顾尽力为之，成败祸福，均不在“预忧”之列。恩泽英俊 爱人以德
韩琦一生，最爱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过他的恩泽。
提携范仲淹。读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册的两大闪光点，却少有人知，是韩琦的提携，将范仲淹推上了难得的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范仲淹一心报国，入仕后却一直宦途不顺，先是得罪刘太后，接着是触怒权相吕夷简，二十多年间，屡遭重挫，空怀文武大才，无从大施展。宋王朝与西夏每战必败，西北边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抓住这一时机，向仁宗建议召用范仲淹。这时，已经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正背着被强加的“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远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任知州。专制君主最怕臣下结朋党，故政敌相攻，常指对方为朋党，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贬，欧阳修等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当即被政敌指为朋党，紧随范仲淹之后而被赶出朝廷。所以，韩琦此时推举范仲淹，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解国家急难，为让高德大才不被时代埋没，韩琦将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给仁宗的奏疏中，动情地慷慨激昂地写道：“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当族！”仁宗被感动了，不久就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前线，委以重任。范仲淹和韩琦并肩作战，在抗御西夏的斗争中，展示出过人的军事统帅才干，渐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调进朝廷，任参知政事，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显然，倘若没有韩琦那甘愿以灭族为代价的大义凛然的一荐，范仲淹的这一切，均无从谈起。
力荐欧阳修。韩琦多次向仁宗举荐欧阳修，仁宗不听，韩琦照说。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韩琦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说：韩愈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让他为相，而唐王朝没有，至今人们还拿这事批评唐王朝不能用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会像批评唐王朝一样批评本朝。陛下何不试用一下欧阳修，让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贤人？韩琦说得动情，仁宗听得动心，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在任命韩琦为首相后，即任命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副相），且一作就是六年，成为欧阳修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呵护三苏。嘉祐元年（1056），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将苏洵的文章推荐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韩琦大加赞许，和欧阳修一起，极力向朝廷推举。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之间，三苏文章轰动京师。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时任宰相的韩琦不同意，谏道：“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朝廷要培养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对他仰慕倾倒，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显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类之也。”英宗急于用苏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近来的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有不行的吗？韩琦说：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结果考试通过，才让苏轼入直史馆。
后来，欧阳修把这个过程告诉苏轼，苏轼十分感动，叹道：“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的确，苏轼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别坎坷，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们又太爱其才，也“适足类之”，因为这两点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这般，东坡的人生能顺得了吗？韩琦反对骤用苏轼，真是“爱人以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