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轿子
轿子作为清代等级秩序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与变迁。
京中官员乘轿与乘车也多有变迁，颇能体现时代与生活的情况。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禛曾在一首诗中说到京中官员清晨坐轿进入内城的情况：“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入关后，将北京的内城部分全部分配给了八旗人口居住，原来内城(正阳门以内)所居住的汉人，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一律迁出到外城部分居住。清承明制，皇帝上早朝大约是在六点，而清制京官四品以上，就需要上早朝了。这样，大批居住在外城的官员需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赶往内城，早晨五点左右正阳门开门，官员们鱼贯而入，六点以前，他们进入宫中并排好整齐的队伍上朝。于是就出现了官员早早出门坐轿在城门口等待进城的情形了。王士禛康熙时一度官至尚书，所以也得早早入朝，诗人气质，来早了进不了城，坐在轿子里吃槟榔、赋诗，才有了“行到前门门未启，安坐轿中吃槟榔”的句子。嘉庆朝以前，京官一般都要坐轿，很少有坐马车或牛车的情况，所以记载中说“时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京官无坐车者也。”蒙笼的夜色中，一排排急忙赶着入城的轿子，正是当时北京社会生活中的景象。
京官按例都要自己配备一顶轿子，但轿子费用颇昂，很多人置办不起。乾隆末年，和珅权倾一时，曾以某官员配不起轿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官员进入权力中枢系统。传说，嘉庆帝初政时，乾隆帝已经是太上皇了，但还管着政务。一日，有事于夜间召见臣下，军机大臣们都不在，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在，办事得力，乾隆帝于是下令叫这个吴熊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就是说给他个军机大臣头衔。不一会，和珅来了，和珅与乾隆时名臣阿桂不和，他认为这个吴光熊是阿桂那边的人，这时虽然阿桂已死，和珅还是不满意让吴光熊担任军机，于是对乾隆帝说，这个吴光熊只是个“通政司参议”，官居五品，让他入朝不合体制。哪知乾隆看准了这人，非要用他，当即命给吴加“三品卿衔”。和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吴光熊这人，家里很穷，京官惯例要用轿子，只怕他是置办不起的，乾隆爷当即命赏给吴户部银一千两。和珅还想争，说另一个大臣戴衢亨出身状元，学问比熊要好，而且早就是四品官，用吴不如用戴。乾隆说这里用人又不是考状元。和珅无计可施，只好按乾隆的意思去办了(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08-509页)。这个故事能说明不少问题，我们不去多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臣“例开轿”是京官中的一种惯例，清代一顶轿子花费不小，一般贫穷一点的官员是置办不起的。想想也是，一顶轿子，正常情况下要养四个轿夫，如路程较远则需八人，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吴光熊碰巧得到乾隆欣赏，赏了他一千两，算是能坐上轿子了，而京官们贫困一点的想办法也要养几个轿夫，弄上一顶轿子来坐，因为轿子已经是一种身份和富裕的标志了。
正是因为这样，京城还出现了针对乘轿官员的索诈行为。有这么一个故事：道光时，工部尚书王广荫有一天乘轿入朝，快到正阳门时，看见前面有个世爵贵族家的车子挡住了去路，那车由一头老病的骡子拉着，也没几个人跟着，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王广荫的仆从挥动了一下马鞭，喊了一声，我们要急着上朝，能不能让一下道。不想，马鞭碰到了骡车一个仆人，那人大怒，说你们仗着官威，敢打世家仆人？眼看着一场争端就要发生了。这时，那骡车帘子半开，露出一个戴珊瑚顶穿八团补服的身影，挥退手下，说道：工部王大人，当朝红人也，你们别惹事，赶快让路。王广荫知道京中不少世家子不好惹，急忙上前陪罪，对方也和颜悦色，互致问候，分手而行。下午王回家后，那世家叫人送了一个仆人来，说是早晨在路上被王的马夫用鞭子抽了，现在送来领罪，他这仆人身体向来不好，被抽了后吐了不少血，望王大人给点药，可保无事。王知道这帮世家子不好应付，只好送了二十两银子，并叫下人前去道歉，总算是把这事了结了。这个故事有点象今天专门拦私家车“碰瓷”的情况，也可从中看出，能办得起轿子如同前些年能有一辆私家车，也成了当时索诈的对象。
所以京官中不仅以品秩为乘轿与否的标志，可能与经济上是否能承受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议和，住在京郊某寺中，当时直隶布政使周馥作为随员住在东院，周时不时乘坐一顶大轿出入，引得官员们议论纷纷，“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甚至有人专门写诗来讽刺他。(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80-81页)这里的周某为从二品文官，从官品上来看，应该绝对有资格坐轿子了，但为什么会令人侧目呢？疑其特别突出，与京官中很多人置办不起轿子有关。
也正因为一顶轿子费用不菲，所以嘉庆以后，京中渐渐流行用畜力车，有从车的前后开门的，后来也有把车轮移至后部，而从中间开门上下的车子。传说这种旁边开门的车子也是纪晓岚发明的，这种车子，车轴离乘坐者远些，些颠簸得轻些罢了。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开始流行西式马车，风气又为之一变。
但从制度而言，该坐轿子的时候还是不少，道光时也有改车为轿的情况，而京中“轿贵车廉”往往被人们遗忘。到咸、同时期，小京官们备不起轿子的已经很多了。
实际上，轿子也的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贫富状态：康熙时著名文臣汤斌，当过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为当时有名清官，传说汤斌奉命去江苏任职时，老百姓看见他的夫人乘坐的轿子很破，甚至有“败絮”坠在轿前，令观者唏嘘不已。入京为官时，贫穷更甚，隆冬时只有一件羊皮衣，宫中的卫士老远就看见他穿的破羊皮袄，悄悄说，“那个穿羊皮衣的就是汤尚书了”。
而在各地民间，轿子在清代也是十分普及的，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经济上富裕的表现，江苏等地，轿子十分盛行，一旦科举登第，首先报告家中准备轿子，因为身份变了，“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有的人拿钱捐了个官，也要备一顶轿子以供出入，正统士大夫对此颇不以为然。居乡绅缙亦多用轿子，以至于演戏的优伶戏子，也乘轿出行，时人认为“僭滥之极”。
其实不满归不满，轿子作为清代社会一种最普及的交通工具，长期在各地使用，出现各种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号称“九省通衡”的汉口来看，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光绪二十年(1901年)之前，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
轿子是大汉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清代《汉口竹枝词》描绘了当时乘轿的情况：“人面赛花还赛雪，广藤轿子揭帘游”。“磋务家来迥绝尘，玻璃轿子去游春。”不仅有钱人家如此，官吏上衙门办公也乘轿，“轿后跟班跳似猴，轿前护勇壮如牛。”从清初直到民国初年，当年汉口“乘舆直上山山径，不是商家即宦家”，汉口交通几乎是轿子的一统天下。
而在清代官场、民间，各种奇特轿子亦时有所见，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官场亦有奇轿：“大床为舆”：顾名思义，这个轿子是由一张大床做成的。相传，康熙时，皇四子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十分推崇大学问家阎若璩，曾亲笔写聘书请他到府中，后来阎到了京中，胤禛与他执手并坐，称呼他为先生而不喊名字。在这位雍亲王府中，阎先生的饮食起居，衣服药饵，都是当时最好的。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偶感风寒，即命太医朝夕看视。后来阎病得严重了，请求出府，胤禛苦留不住，叫人作了一个特殊的大轿子。这个轿子由一张阔大的床做成，上面用青纱帐，用二十人抬着行走，走出城外十五里，象一张卧床，觉察不到在行走。算是历史上轿子的一个特例。(清•陈康祺《郎潛纪闻二笔》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94-595页)后来阎若璩去世，胤禛还亲自写了祭文和挽联。
雍亲王为阎若璩作的这个特殊的轿床，与清代流行的眠轿类似，只不过规模远远超过了“眠轿”。所谓眠轿是清代专门用于出远门的一种特殊轿子，“长途跋涉之肩舆”，比普通轿子宽大，长途旅行容易疲倦，人可以睡在其中，里面也可以少量地放一些日用物品，民间俗称为“眠轿”。
除了宫中皇帝的玉辇而外，清代最大的轿子恐怕要属乾隆时福康安的大轿了。福康安在乾隆中以平定台湾等战事名重一时。他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三十六名轿夫轮流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在清代有很多，但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而且按清制，武官也不许坐轿，但竟未受到处罚，也算一件奇事了。
无独有偶，四川有个总督也用了十六人抬的大轿子。“其轿甚大”，只有用这么多人才抬得起来，轿子中还有两个小童子，为他装烟斟茶，并有冷热点心数十百种，以便随时食用。任何时代都有违制现象，清代京中规矩最严，出了京城，山高皇帝远，违制情况就多了。与之类似，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錱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武将的轿子中最有特色的当属乾隆时额驸拉旺多尔济，此人为蒙古亲王，娶了乾隆帝的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就是民间俗称的驸马爷了。他膂力过人，善于骑射，百发百中。有次围猎，一只“四不象”逃出了围场，乾隆帝给了他一支箭，不一会，他就射死那只逃跑的四不象。每次跟着皇帝车驾出行，拉旺多尔济乘一顶极特殊的“四马轿”。这轿子用四匹马驮在马背上，四个仆人另外乘四匹马驾御这顶轿子，马鞭一挥，转瞬之间，马轿已在数里之外了。(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第120页)
这位驸马用的这种马轿，清代官、民都有人用，流行于北方一些省份，有的用马驮，也有用骡子驮的。不过一般人用一匹、两匹马或骡子，而驸马用的是四匹马，比一般的马轿更大，更难把握一些罢了。马轿或骡轿一般长四尺，宽仅一尺许，高三尺左右，用二根长杠子架在前后两匹马的背上，轿子放在杠上，在道路崎岖的地区，比人抬轿子稳定，还可以带些行李物品。北方数省常以此轿为长途旅行之用。乾隆时人秦釪游山西，就是坐的这种马轿，马轿高坐于马背，观看沿途风景，秦釪还赋了一首诗：“轻雷小雨涨山泉，净洗桃花彻骨妍。一枕软舆蝴蝶梦，春魂飞铙绿杨烟。”写的就是当时细雨蒙蒙、桃花盛开，他乘马轿行进的情景。而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仓皇出逃，在路途中也用过骡轿，却是另外一番情形了。据跟随她出逃的宫女后来回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太后带着一行人仓皇出逃，随行只有三辆大车，其中还有两辆是由京中的车行中雇来，为的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出行的队伍不要太引人注意，但这种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走就多有不便了。夜宿京西北的小镇西贯后，“西贯市街里的大户人家一气奉献了三乘骡轿，是很可观的了：这要有六匹骡子，三个脚夫，当这兵马荒乱的年景，总算是很豪气的了。”在向怀来古长城方向前进时，太后就坐上了这样的骡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择选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驯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稳。骡驮轿在西北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宫女的观察，逃跑的太后坐的这种骡轿肯定不舒服，“因为它太高。轿车的辕子和马的肩膀平行，轱辘上的车轴也不过离地二尺高，但驮轿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个架子搭在前后的马背上，架子呈井字形，井字上头高高的有一个小屋，比轿车约高出二尺多。山路崎岖，马一高一低地走着，小屋也随着晃荡，人坐在里边也跟着一俯一仰的摇动”。(金易 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42页)当然，仓皇出逃的老太后是不会有秦釪当年坐马轿时观景赋诗的心境的。
清代，在道路崎岖不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多种不同适应地区的环境的轿子。在云南，有一种“三丁拐轿”，专门用于道路不平的情况：这种轿子用竹片编成，前面用两人抬，后面用一人抬。苏州地方也有一种三人抬的轿子，但却不是为了地势不平，而是由于乘坐者的刻意要求。坐这种三人抬的，是当地从官场上退休回乡的绅士，他们认为，四人抬的大轿，在地方上只应是督抚等一二品大员乘坐的，自己已经退休还乡，只能坐三人抬的轿子了。(刘声森《苌楚斋在笔》卷2，中华书局，1998年版，505页)扬州有一种“飞轿”，专用于妇女上山拜寺庙时乘坐，也是用竹子编成，轿夫抬起来“步碎而软”，行走若飞，轿夫被称为“楼儿”，随轿侍候的丫头叫做“跑楼儿”。在名山大川，清代就有“矫健”的轿夫，如同今日各大名山的轿夫。衡山轿夫，矫健冠天下，行走如奔马。最奇特的是，走陡峭的山地和独木危桥，轿子置于肩侧，两脚并排向前逡行，两脚有二分已在独木桥之外，他们不仅保持轿子平衡，毫不倾斜，而且速度也不稍减。(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笔记史料丛刊本，1957年7月版，第60页)在山东泰山，轿子上半部分保留，下半部分去掉，坐轿者两脚下垂，用一块木板托住。坐椅两旁用木杠，木杠两端系上皮带，轿夫肩挎这两条皮带。登山时，两名轿夫不是一前一后，而是同时面向前方，所以坐轿者是侧坐，而轿夫有点象横行。在云南贵州等山区，官员所乘的轿子，也有用纤夫在拉行的。由于地多高山，道路难行，官员们的轿子上山时，除了抬轿子的轿夫外，另外设一名拉纤。纤绳一般有彩色的布制成，如果是接待上级官员，往往用帛制的纤绳。(清•赵翼《簷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72页)
大抵各地都有一些适应当地风土人情的轿子。如广西有八卦轿，当地有很多妇女以抬轿谋生。清初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广西，就曾坐过妇女抬的轿子。妇女们抬轿时常常根据坐客是男是女而采取不同的抬法，被当地人比喻为 “八卦”，成为当地的一种风俗。长沙地区有一种“响轿”，在轿子的接口处抺上油，行走时发出声响，走得越快，响声越大，当地时尚青年往往喜欢坐着这种轿子招摇过市。宣统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藤轿”，用藤编成，前后左右都没有屏障，重量较轻，速度较快，价值也低廉。
清代小康以上人家的女性，一般以不见外人为规矩，上面说到的扬州所谓“飞轿”即为一例。轿子在这时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妇女用以遮挡，不见外人的工具了。我们在地方志中也见到类似的例子：如地方志中说：“好个清流县，家家挂竹片，做了几年官，不见妇人面”，说的就是做了几年的官，连一个当地妇女的面也没见过的情况。富裕人家的老人也多有乘轿出行的情况，扬州姚姓的百岁老人，就曾“乘肩舆于市”。一般民间常见的还有一种封闭的轿子，就是人们俗称的“花轿”了。这种轿子与一般开窗的轿子不同在于，四周都绘上人物花鸟等图案，然后用布帏遮盖起来，新媳妇坐上轿子后，前面用垂帘关上。轿上有小灯，虽然是白天也要点灯。轿用四名轿夫抬行，前后有童子和奏乐队伍随行。
从清至近代的舆轿情形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进一步的认识，舆轿是一种极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清晰地打上了等级社会的烙印，从帝后至各级官员，在轿乘方面，有着极严格的规定。轿与车在当时都是常用的工具，但在理论上，轿子的规制更为严格，且在费用方面，轿子也要比车马费用高很多。近代以后，礼法中关于轿顶与装饰方面的规定，多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所打破，一般乡绅、士大夫多有逾制乘轿者，也只是为正统文人所抨击，并未受到违制的惩治。民间，老人、妇女，亦多以轿为出行工具者，当然，多数人并不一定是家中养了一群轿夫，而是临时租用为多。一些地方妇女出门必雇轿以遮挡，实际上就是租用轿子出门，其遮蔽的意义可能还超越了代步的意义。至于我们所说奇轿，在官场，只是一种特例，在民间，如在衡山这样的名山大川，轿夫用类似于今天四川的“滑杆”抬游人上山，是下层人民的发明创造，也体现了轿子的变异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民国以后，在一些地方，如重庆，就出现的轿夫帮，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职业，此时，轿子的交通作用就大于礼法的所谓地位与级别作用了。
在清前期，交通工具除了轿子，还有船和车，近代以后，各地都市中陆续出现了近代的马车、人力车、摩托车、汽车等，水上还出现了汽船，甚至于轮船，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铁路和火车，表现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出行、交通与运输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