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年代，由于所有文官都曾练习过书法，熟稔书法的艺术语言，每一个为人作书的官员都明白，自己的字张挂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接受一大批有书法修养的人们的检验。因此，李鸿章为了写好一个父亲生前命名的斋号，居然要练习十多天才下笔。也正因为持续不断的钻研，许多官员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重要书法家，何绍基、翁同龢的行草书、吴大澂的大篆，堪称一流。但是，晚清的官员写了那么多的字，在文人的日记和信札中，却不见有卖字的记录。
[b]润笔费时有 却无人卖字[/b]
翁同龢的日记曾记载：“罗大春（福建总兵，号景山，其子荫生门生）送别敬，受之，赠以扇一、条四。”“别敬”即礼金，是实实在在的银子。翁同龢以一张扇面和四件条幅答谢，用的词依然是“赠”，说明这是两者之间的赠答，不能算买卖交易。
张德昌先生曾根据李慈铭的《越缦庐日记》，对李慈铭在京师为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做了非常具体的统计和分析。从所列收入来看，李慈铭为人撰写行述、墓志铭、碑文、寿序等，收30、40、50、80、100两不等的润笔，但是却没有卖字的收入。京官收入不高，应酬多，虽然能得到各种馈赠，但李慈铭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甚至借债度日，相当拮据。即便如此，不见其有卖字的收入记录。是不是李慈铭的字写得不够好呢？并不是。从存世的李慈铭墨迹来看，他的字虽然谈不上特别出色，但还是很不错的。况且他在当时的京师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他的字在当时可算是名人墨迹。
在近年来关于文人润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标示润格卖字的，多为没有出仕的文人、官员的幕僚和退休的官员。晚明李日华自订润例的第一句便是“予林居多暇，士友索书者坌集，因戏定规条”，明确说明是致仕后才卖字。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任官员中也有卖字者，但应是极少数，公开张贴润例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为什么在任官员不卖字呢？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现任官员不卖字，应该是官场行之已久的传统，这与做官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收入有关。张仲礼先生在统计了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后这样写道：“这些估算，尽管有些带点推测性，证实了公认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做官最能发财的观点。官宦生涯不仅对官员本人是利益所在，对其家乡也同样有好处。”
除了上面这个主要原因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官员开出润格卖字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书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如此频繁，寿联、挽联均为某些特定场合必须送去的，不但不卖，还要随对联送去银两作为寿礼或赙仪。那么寿序、墓志为什么就要付润笔呢？寿序是逢大寿邀人作，才付润笔。门生给老师写寿序称觞那是礼物，不会收钱，友人给友人写寿序，也可以作为寿礼而不收钱。人一辈子死一次，墓志通常只有一篇，由一人撰写，可以付润笔。作文实在比写字要慢得多。可日常的应酬书法，量如此大，这钱怎么收？如果官员卖字，这润格怎样订？是根据官阶的高低还是书法水平的高低？难道一品官员的润格就高于二品官的？
书写的实用性和必要性也是书法不宜买卖的原因之一。书写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交流工具，日常使用书写的工具和书法创作的工具完全一样，实用和艺术的边界从来就不是很清晰，文人们的信札、诗稿、账目、药方、笔记、日记基本都是用毛笔书写的。文人一动笔就等于在“创作”书法，书法又如何能商业化？此外，虽然擅长书法的文人们是通过多年的练习才达到深湛的造诣，但是通常书写一件书法作品的速度可以相当迅捷。对于求字人来说，除了长篇巨制外，他不会认为自己的索求会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负担，求一副对联不就是请你大笔一挥，写十几个字吗？
[b]卖字不体面 赠字显友情[/b]
官员们在有俸禄的时候，为增加收入而卖字，大概会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事。清初书法家傅山曾慨叹：“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傅山不曾为官，对他来说，卖字为生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何况官员们。即使是公开挂润例卖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钱，润例是对生人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说，卖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间。如果将书法都作为商品来处理，那对文人文化将是一个重大冲击。比如说，在旧时代，友人之间的相互题跋和酬唱，是切磋交流的雅事。如果写字收钱，成为商业活动，很多文人的交流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晚清的官员们写字如此多，也正和维持自己所处的那个集团的凝聚力有关。我们来看曾纪泽在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廿九日的日记：“为眉生两孙写折扇各一柄，四体书，甚工密。”李鸿裔（眉生）是曾国藩的幕僚，虽比曾国藩小整整二十岁，但和曾国藩的关系极为亲密。光绪三年这一年，李鸿裔46岁，在苏州赋闲。李无子，立侄子赓猷为嗣，推测下来，李鸿裔的两个孙子年纪不大，最多十几岁。但曾纪泽却也写得十分用心，既用“四体书”，又“甚工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翁同龢为戈什（卫兵）、巡捕、仆役和其他提供服务的人们书写扇对，在晚清并不是特例。扇对是在支付了正常酬金后的额外礼品，表达对服务的感谢，而不是少付银两，以扇对抵值。这或许反映出了官员的礼品圈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因为是礼品，扇面上的官员的名款对礼品的收受者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那么书法流通就始于互换、馈赠、索求，它的流通范围虽有所扩展，但尚在掌控之内。因为，一般地位卑微的人，并不能托人索求，只有那些有机会直接为官员提供了服务的人，才可以得到扇对礼品，而这样的人总是有限。
那些送给卫兵、仆役的字有多少幸存至今不详。因此，我们很难将它们和送给友人的扇对做一比较。但可以指出，同样是送扇对，仍有办法做区隔。特别是扇面之间的差别，比对联之间的差别大得多。书写者可视赠与对象关系的亲疏、地位的高低，在扇面的字数、字体、内容、上款的称谓和措辞等方面，来做区隔。
[b]索书成特例 书法成礼品[/b]
如果官员不卖字，他们的应酬书法就可能被看作“礼品”。如果说书法的赠与属于标准的礼品经济的话，那么在中国书法中还有一种很有值得研究的现象——索求。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索和、索书、索画、索题触目皆是。
在书法的索求中，中间人通常不会谋求直接的经济利益，有时会视代人索求为一种负担，并不乐意为之。索求的书法很可能是中国应酬书法中最大的一宗，也就是说，在他人的索求下完成的书法可能在应酬书法中数量最多，而且是一种很有特点的非常规性“礼品经济”。
我们通常说“礼品”是用来送的，所谓“送礼”。当然，不排除是收受礼物的一方暗示对方“送礼”（有时等于是要对方行贿）。但不论自愿与否，送礼这个行为的起始点起码从表面上看来是送的一方。但是，索求书法恰恰相反，它是以“礼品”的收受方公开的索求为起点的。
在同辈和同僚之间的索求，常以互相尊重为基础，如彼此向对方索取题字，这有点像诗词唱和中的索和。对于辈分低、社会地位低的向长辈或地位高的索求，带有仰慕的意味。由于官员不卖字，对于索求者来说，就不存在着向人要字等于向人要钱的心理障碍。也正因为如此，索书者会很多。
索求可以是直接的。1870年前后，翁同龢办公后喜欢住在城内一个很干净的酒店，某一天，“酒家索书扇子极多。”我们并不清楚，翁同龢住酒店是否付钱，但毫无疑问，酒店为他提供了栖居之处和种种服务。这种索求是有服务在先，翁同龢也不便推辞。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交换。
索求经常是托人转求，求书者也可能并不认识写字者。比如吴承潞托吴大澂求李鸿章的字。间接索求者或因路途遥远，有时并不是当下送礼，而是由中间人备礼，索求者欠着中间人的人情。至于中间人是否允诺代求，怎样代求，能否求到，这完全要看代求者和写字者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否，以及代谁来求。由于不是对方花钱来买东西，对于索求，不必都应。这就是为什么吴大澂在给吴承潞的信中会说，李鸿章的“索书者接踵而来，大半束之高阁。代求墨宝尤不易得也。”
也正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而是可以索求的“礼品”，官员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书写大量的书法，这就使艺术的欣赏和使用广泛地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同时，这也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乱之后，依然有如此多数量的书法存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