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olor=#868686][font=宋体][size=2][backcolor=#ffffff]华声在线[/backcolor][/size][/font][/color] 作者：裴毅然
核心提示：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align=center][img]http://i6.hexunimg.cn/2016-02-22/182360912.jpg[/img][/align][align=center][size=2]叶飞 资料图[/size][/align]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09期，作者：裴毅然，原题：闽浙游击区的粟裕与叶飞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熗445条、重机熗4挺、轻机熗8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可以说，“临时省委”初期的合作相当愉快。
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远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83年8月22日《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红区距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这些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将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求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以恢复游击区。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因与粟裕意见不一，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
“挺进师”抵达浙西南外围，了解到经过几个月“围剿”，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人走失，也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已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敌情仍很严重。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主动钻进敌人包围圈，正是对方求之不得的。“挺进师”政委许信焜坚持执行刘英的决定，但粟裕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几次奇袭，随即转入更广大地区打游击，未“坚决执行”刘英指示。如此这般，更加深了刘、粟之间的裂痕，并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来。
在与闽东领导人叶飞的关系上，刘英希望借重闽东独立师恢复浙南根据地，叶飞则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各区斗争，逐步恢复闽东根据地，再向外发展。此外，刘英提出内部肃反，派政治保卫局到闽东各根据地。叶飞最初不明白“肃反”是怎么一回事，很高兴政治保卫局前来帮助工作。但肃反很快扩大化，一些深受当地民众拥护的积极分子，甚至表现比较突出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闽东群众一片愤怒。叶飞这才紧急叫停肃反，但许多乡村还是爆发了追杀政治保卫局人员的行为。刘英与叶飞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缝。〔《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叶飞与粟裕被捕
在失去与中央及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浙南、闽东两个游击区自行成立临时省委，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以“主力”自居。同时，因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受左倾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之事，因此双方都有气。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但刘英却几次提出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虎离山，使叶飞脱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亦不利于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临时省委之初衷。同时，对刘英派员出任闽东独立师政委，粟裕认为人选失当，不利于团结。但刘英拒绝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因刘、粟、叶三位主要领导经常分开活动，省委实际工作由刘英一人主持。刘英常常将个人意见强压下来，不仅引起闽东方面的疑虑与反感，亦使粟裕很为难，“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只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2月间，粟裕正转战浙闽边境，碰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便手写一信，托他带给很有威望的黄道同志，希望黄道能出面召集会议，商讨三地游击区的协调配合。黄道为北京高师生，曾参与南昌起义，历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主要领导。刘英也曾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对粟裕此信十分不满，并引起恐慌。3月，刘英致信叶飞，宣布临时省委决定调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此时粟裕是组织部长，他日后谈及此事时说：“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2月，叶飞也在福建政和县见到闽北领导人黄道，向他介绍了闽东、浙南的情况，也谈到闽浙临时省委的分歧。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块游击区。黄道对采取统一行动表示赞赏，但提出一项条件：闽浙临时省委必须对前期工作做出总结，并恢复浙地根据地，然后才能成立联合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叶飞回来后，在刘英召集的闽浙临时省委上，直率汇报了与黄道会面的经过，并毫无心机地将黄道的意见摆上桌面。这无疑是对刘英的打击。一直谋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刘英此时改口：“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闽浙赣省委?有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叶飞来当书记吧。”叶飞很惊愕，他促成三块根据地的联合，绝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他生气地回绝了刘英的嘲笑，临时省委会议不欢而散。
1936年6月，刘英以省委名义取消闽东特委，将闽东特委属下的三个办事处上升为特委，调叶飞到省委工作。这一决定遭到闽东特委的一致反对，决定不执行，叶飞仍实际领导闽东特委。刘英越来越感到叶飞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除去叶飞。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内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发来的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之机，将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刘英手令：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十分震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但认为矛盾应在会议桌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手段，但不得不执行刘英命令。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粟裕深知此时如将叶飞押至刘英处，已负熗伤的叶飞将很危险。“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南阳事件”导致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被认为是我军重大损失之一。
当粟裕未能押解叶飞到达省委所在地，刘英立即召开缺少闽东特委的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邵英平的党籍，同时提出“分裂省委”的问题，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会上，刘英还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一一说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此前浙西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粟裕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不能分裂”的大局出发，被迫违心做了“声明”，斗争才算结束，获释出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击。
刘英遗文引发争议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闽浙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刘英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938年12月，再任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牺牲于永康方岩马头山。原本人逝事远，何况还是“省部级”烈士，这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尘封于历史的褶皱里。偏偏刘英对这一段内讧耿耿于怀，1940年夏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撰文《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对这场“路线斗争”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该文1954年8月载《闽浙皖赣边区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击区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一书收入刘文(节录)，内有一段：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对××(按：应为粟裕)问题的处理……讨论了××同志三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的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读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总政、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述意见：
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钻山林、宿野外，强敌环伺，每天拎着脑袋革命，如此弱小还闹不团结，猜疑争权，甚至差点“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国”，还要防内部的“共”，革命确实相当不易。用今天的眼光，这场起于末的内部裂争，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因还没有建立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机制，这才一遇“不同意见”，便会滑向暴力解决。
那会儿若真“解决”了粟裕，那么此后还会有“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吗?从这一角度看，历史确有相当的偶然性。
这场省部级以下的“路线斗争”，一直属“负面新闻”，直至1980年代才一点点被“回忆”出来。类似的事件不止一起，如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在回忆录中也记述：1934年4到5月，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被抽调出来，任杨殷县扩红队长。杨殷县乃红区边境县，红白往来，扩红困难很大。潘汉年向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反映实况：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李维汉一听，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扩红突击队长”给撤了。1935年2月10日，红军在贵州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谁都可以上台去控诉左倾了，“右倾”的潘汉年仍不敢上台，只在台下捅捅刘英的膀子，撺掇她上去“放炮”。(《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讲真话难，从那会儿就开始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解决内部异见的程序设置，实在是必须完成的人文进步。
最近，陈毅之子[font=宋体][backcolor=#ffffff]陈丹[/backcolor][/font]淮少将对“南阳事件”的实质有一段分析：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刘英把个人当成了党，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危害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