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_派派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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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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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1012 1113——/6.29] [婚礼8.29][周年11.04]Ugly people and more troubl.
举报 只看楼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02-04 0
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table=500,#3f3151,#3f3151,2][tr][td][table=500,#5f497a,#5f497a,2][tr][td][table=500,#b2a2c7,#b2a2c7,2][tr][td][table=500,#ccc1d9,#ccc1d9,2][tr][td][table=500,#e5e0ec,#e5e0ec,2][tr][td] [font=宋体]导读:[/font]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
  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巨变,无数仁人志士投笔从戎,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终生。他们经历过无数的硝烟与战火,抛洒过数不清的汗水和热血,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名将和奠基人。
  而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那些特殊的“红色后代”。[align=center][img]http://i4.hexunimg.cn/2015-01-04/172012499.jpg[/img][/align]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7月,张宗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团长卢德铭)参谋。在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
  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1973年张宗逊任总后勤部部长,1998年9月,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又侠,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11年晋升上将军衔。张宗逊、张又侠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二对“上将父子”,也是第一对四总部“部长父子”。
【毛的嫡系张宗逊不被重用之谜】
在55上将中,张宗逊是属于资格比较老的一位。他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又是黄埔四期毕业,这种资历即便放在大将里也毫不逊色,须知林彪元帅也不过是黄埔四期的。更重要的是张宗逊的出身,他出自武汉国民警卫团,这可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初上井冈山时依赖的的主要力量,当时工农革命军都是乌合之众,只有一个国民警卫团是正规军,而且是原叶挺的部队,可谓根红苗正,从这点来看,张宗逊应该算是毛泽东嫡系了。不仅如此,张宗逊秋收起义前就是国民警卫团的连级干部,这种地位在井冈山初期的干部队伍里是屈指可数的。
    但奇怪的是,尽管是嫡系,而且是嫡系中的白领,但整个红军时期,张宗逊进步却不快,只在一些杂牌部队甚至是地方游击队里混,不受重视。虽然也当过军长,但部队一整编就又降为团长。而他秋收起义部队里的同事,不仅平级干部、甚至一些下级都先后超过了他,罗荣桓、谭政自不待言,伍中豪、何长工、周昆、寻淮洲、曾士峨等也都曾是他的平级或者下级。张宗逊进步如此缓慢,主要还是军事指挥能力不行。
    抗战爆发后,张宗逊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拐点,成为八路军六大主力旅之一的358旅旅长。358旅的前身是贺龙的湘鄂西山头,张宗逊成为这一山头掌门人总算是得到重用了。不过他这一重用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本来358旅旅长是正宗湘鄂西出身的卢冬生,但二方面军搞批判军阀主义运动时,卢冬生受了很大委屈,于是闹情绪要到抗大学习,后来又到苏联留学,这才让张宗逊捡个便宜。当然,由张宗逊而不是别人捡这个便宜,也有多种因素,首先,跟他多年的带兵经历有关,他是嫡系部队出身,却被多次派到非嫡系部队任职,这次再到一个非嫡系部队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其次,这一任命也跟彭德怀推荐有关,张宗逊曾在三军团当过师长,跟彭德怀关系不错(后来两人在西野、总参再次合作,依然关系融洽,显然两人比较对脾气。)批军阀主义是彭德怀主导的,既然把卢冬生气走了,让老部下顶上去,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抗战八年,张宗逊成为贺龙的主要助手,指挥358旅南征北战,虽然没有建立多大的战略根据地,但也打过不少好仗,最著名的是滑石片战斗,战绩辉煌,陈庄战斗协助贺龙打得也不错,这让中央比较满意。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张宗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宗逊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大同集宁战役遭遇惨败。虽然战役策划者聂荣臻要负主要责任,但张宗逊作为战役前敌总指挥,几次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优柔寡断,也要负重要责任。先是攻打大同失败,堵截傅作义援军又失败,导致我军遭到重大损失。这次失败使得晋察冀和晋绥两位老大聂荣臻、贺龙从此丧失军事指挥权,张宗逊却没受多大影响,还高升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有取代贺龙之势。但随后进行的西华池战役他再次指挥失误,以多击少,还打了大败仗,这让中央彻底了解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撤销了张宗逊的军事指挥权。后来他虽高升为一野副司令,但那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
    张宗逊指挥打仗不行,搞军训还是可以的,战争年代就搞得不错,这给中央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调任副总参谋长,还是主管全军军训。不过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了,1955年授衔时只得了个上将,1956年参加八大,依然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此时大多数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已经升为正式委员了。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张宗逊虽不算主角,但绝对是个火药引子,反教条主义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从萧克整他引发的。萧克看他不顺眼大概有多年了,本想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却没想到张宗逊后头还有彭德怀,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却被整了一通,还连累了刘伯承、李达等一干人马,老萧真是多事。
    张宗逊这个人可能比较滑头,善于见风使舵。他本来跟彭德怀关系密切,但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他却没受影响,主要是另一位老上级贺龙也欣赏他,保护了他。
    文革后期,据说他又给江青写效忠信,引起邓小平厌恶,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既没有被打倒又没有得到重用的55上将,不过张宗逊也有一件令他自豪的事情,那就是生了个好儿子张又侠,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长,属于军委领导人一级,比他爹都厉害,55将领的子弟混到这一级的还没有第二个。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开国上将张宗逊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军中担任要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么张宗逊为什么是上将而非大将军衔呢?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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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曾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中抗日、百团大战、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青海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所谓“大将”,是与“海军元帅”同等官职的军衔,也是陆军中最高将领的军衔,新中国共有十位大将,并称为“十大大将”,他们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肖劲光、黄克诚、徐海东,其中并没有张宗逊。   
纵观张宗逊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军衔史,最高也只是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而已,和其他几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相比还是没有到达这一档次,尽管张宗逊和毛主席关系很好交情很深,但是毛主席也向来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交情深归交情深,功勋并未达到要求,就得不到这个军衔。   
1955年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这个“军衔制”是模仿参考了前苏联等国的军衔制,再加上我国传统的军衔提升制度综合起来指定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军衔制”。其中将官的军衔设置有四个,分别是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而在1965年,我国取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即使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大将”这个军衔也已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级上将”军衔,在1993年连“一级上将”军衔也被取消,只剩下了上将、中将及少将军衔。   
也就是说,1955年被封为的“十大上将”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上将”了,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大上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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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奋斗的一生 不朽的功勋】
2013年2月7日,是已故开国上将张宗逊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张宗逊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建国后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

一、少年时期的苦难岁月里,萌生了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思想。1908年2月7日,张宗逊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就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接受传统教育。10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件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19年,他11岁时,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宣传五四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宗逊听得很认真。1922年,14岁的张宗逊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受王尚德等革命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5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建立农民协会,创办“教育促进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

二、黄埔励志的求索岁月里,受党的思想熏陶,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25年秋,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张宗逊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2月,经党组织介绍,张宗逊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五期入伍生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他每两周去一次广东省农民协会,聆听周恩来讲政治形势报告。“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思想深处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由于张宗逊随黄埔军校政治科到达武汉,避过了那场劫难。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向西攻击时,他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他担任后卫,初步展露了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军事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从那时起,他就跟着毛泽东,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三、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里,保卫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反“围剿”,炼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三湾改编后,张宗逊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捣乱破坏,随时需要设岗布哨,严防不测。那时,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打地铺睡在旁边。1927年10月23日拂晓,部队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被迫撤离大汾圩。11月中旬,在向茶陵县城进军中,张宗逊腿部负伤,3个月后基本痊愈。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之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张宗逊任第四军的一名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1928年6月23日,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联合组织第一次“会剿”,张宗逊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取得“龙塬口大捷”。1928年6月25日,张宗逊任第四军第31团1营2连连长,开赴永新县最东边的石灰桥地区,打土豪分田地。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任红四军第3纵队第9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1930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第36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支援红3军团第9师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他先后改任第12军军长、第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等职。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坚决追随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认为有“毛派嫌疑”的张宗逊被免去师长职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5月,心情郁闷的张宗逊路过福建长汀时特意去看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随即指点他说:“周恩来同志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同年6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由普通学员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谆谆教诲下,通过对历次反“围剿”,特别是第五次失利的比较分析,张宗逊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坚定了跟着毛泽东就能取得胜利的信念。

四、被迫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临危不惧,坚持原则,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1934年10月16日,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张宗逊由红军大学调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任参谋长,随后,接任红四师师长。强渡湘江时,他指挥红四师控制界首渡河地段,坚守一天,阻击广西敌军,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在攻占娄山关的第二天,敌军疯狂反扑,张宗逊率红10团与红11团、红12团击溃敌军。1935年2月28日,在同薛岳兵团的战斗中,张宗逊率红10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鸭山时,腿部负重伤,到中央休养连休养并担任连长。1935年6月中旬,在腿伤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8月上旬,奉命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和许世友一起,保卫党中央继续北上。张国焘反党事件发生后,被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成为监视对象。1936年2月,由于私下与曹里怀等谈论部队行动情况,被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37年1月3日,张宗逊在保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蒋介石的‘围剿’把你‘剿’回了家乡,给了你天时、地利、人和,我真替你高兴呦!”毛泽东还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

五、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善战,运用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屡立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旅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8日,首战运用游击战术,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10月,张宗逊率部转战晋察冀边区,11月3日,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滑石片,伏击出城进犯的日军蚋野大队,歼灭大队长以下700余人。1940年6月17日-19日,张宗逊指挥部队在晋西北的米峪镇对外出“扫荡”归来的日军村上大队进行伏击,歼灭日军700余人。1940年8月20日,张宗逊率部向康家会和砚湾开进,参加百团大战,歼灭康家会敌军,拔掉了静忻公路之间最大的据点。

六、反对内战的日子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3年3月,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立即西渡黄河,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张宗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1945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集中9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我军决定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指挥爷台山反击战。8月8日-10日,经过3天激烈战斗,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这次反击战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

七、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上,披坚执锐,英勇善战,为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2日,张宗逊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大同集宁战役。从8月14日晚到9月13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歼敌1.2万余人。1946年11月中旬,张宗逊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1947年2月10日,张宗逊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3日,野战集团军发起西华池战斗,击毙敌48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1947年7月底,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协助彭德怀先后发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斗,三战三捷,坚定了边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张宗逊又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宜川、黄龙、西府、陇东等战役,将胡宗南的重兵集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我军在中原、山东、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1949年2月,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率部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并参与指挥扶郿、兰州等战役。随后,张宗逊任兰州军管会主任,夜以继日地处理接管工作,安排部署剿匪事宜,为兰州的社会稳定和生产恢复做出重要贡献。

八、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勤俭节约、淡泊名利,为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突出业绩。新中国建立初期,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职务。期间,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张宗逊牢记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勤俭节约,永葆革命本色,时常将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掉。1971年1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就连每次烧完的煤渣都要认真检查一遍,把没有燃尽的煤炭重新放回炉子里。对于工作安排,他从来都是不讲条件,乐于接受,对于组织给予的荣誉,他一贯都是谦虚地表示“惭愧、惭愧”。1952年10月,张宗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工作,参与组织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和教材。他淡泊名利、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现代军事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1955年10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前后,他还荣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张宗逊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6月—1978年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宗逊同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今天,我们纪念张宗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奋斗、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不断开创陕西东大门建设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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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img]http://i9.hexunimg.cn/2015-01-04/172012500.jpg[/img][/align]
  马晓天,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
       马晓天为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马载尧之子。
       中共十八大前夕,解放軍高層將領進行了新一輪大調整。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當屬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調任空軍司令員的馬曉天。當時,他已經63歲。有外媒甚至驚呼“馬曉天大有來頭”。
  馬曉天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出身將門,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原教育長馬載堯。馬載堯曾被一位老朋友這樣評價:“思慮周全,語言與文字表達皆屬上乘,個人涵養尤其好。”馬載堯在部隊從事干部政治培訓工作長達30多年,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同樣不曾放鬆。
  上世紀60年代初,時值“過糧食關”的困難時期。馬載堯的一位老戰友從廣東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他。可一見面,老戰友的心情就備感沉重:當時的馬載堯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帶菜色,精神也很差。這位老戰友思來想去,最后硬著頭皮找到一位在海軍后勤部門工作的朋友幫忙弄了一桌飯菜,為老馬全家“改善改善”。馬載堯一家到餐廳坐下后,盡管幾個孩子已經飢餓難耐,但都規規矩矩地等著大人發話。老戰友對孩子們說:“別客氣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剛要動筷子的時候,年僅十一二歲的馬曉天突然問了一句:“伯伯,我們今天可以吃飽飯嗎?”老戰友先是一愣,等明白過來這話的意思后,哽咽著說:“可以,當然可以往飽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這位久經沙場的老軍人都忍不住要落淚,他說:“要知道馬載堯怎麼教育孩子的,聽聽曉天這句話,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16歲那一年,各方面身體條件都非常過硬的馬曉天終於圓了自己的參軍夢,並考入軍校,成為空軍某航校的學員。
  從空軍轉業到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徐建中,30多年前就採訪過馬曉天,至今一直沒有間斷聯系。22歲時,馬曉天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並在3年后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飛行副團長。徐建中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新聞”,先后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數次對馬曉天進行跟蹤採訪,寫出人物通訊《塔台上的“兒童團長”》,發在解放軍報上。“塔台上,馬曉天手拿話筒,沉著地指揮18架戰鷹進行高難度訓練……”一名新中國年輕空軍指揮官的成長經歷,激勵了無數同齡人。
  在和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聊起馬曉天的履歷時,徐建中如數家珍:1994年至1997年,馬曉天任空軍第十軍參謀長、軍長,並晉升為空軍少將。此后,馬曉天又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上,49歲的馬曉天親自駕駛SU30戰斗機參加飛行表演,贏得國內外同行一片喝彩。此后,馬曉天歷任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2006年調任國防大學校長,執掌中國最高軍事學府﹔2007年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2009年晉升空軍上將軍銜﹔2012年10月,接任許其亮,成為空軍歷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員。
  2013年6月10日,已退休多年的徐建中走進馬曉天上將的辦公室,對他再次進行了“採訪”。
  事后,徐建中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一邊品茶,一邊環視司令員的辦公室——角落裡有一隻老鷹標本。我明白,飛行員的理想都是從鷹擊長空啟蒙的。桌子和書櫃上擺放著很多飛機模型。我清楚,作為空軍指揮員,他必須對各種機型的性能了如指掌。主牆上挂著巨幅《孫子兵法》木刻。我知道,這更是一個軍事指揮家實踐空戰必勝的瑰寶……”
  徐建中不僅關注馬曉天的“成長”,更關注他的言行,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國當代軍人的整體形象。徐建中注意到,馬曉天近幾年數次代表軍方的“發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2010年3月,韓國指責朝鮮擊沉其“天安”號軍艦。美韓借機舉行聯合軍演,美國航母欲闖黃海。當年7月1日,馬曉天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表示:“因為是在黃海,距離中國領海很近,舉行這樣的演習,我們是非常反對的。”他隨即高聲補充說:“對於他們的演習,我們已經明確地表達了態度,堅決反對!”馬曉天的這聲怒喝,給中外媒體留下了“鷹派上將”的印象。  在2011年7月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會上,馬曉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島配備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問題向日方表示不滿,認為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對於日本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日美發表的共同聲明提到的“中國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是威脅、憂患”等,馬曉天強硬表示,中方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事情, “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周邊國家)兩國之間的問題,和美國沒有關系”。
  除了上述4任司令員,還有馬寧、王海、曹雙明、於振武、劉順堯、喬清晨和許其亮等7位空軍當家人,他們都在不同時期為空軍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建設一支強大的、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現代化空軍,是一代代空軍指戰員們的理想和奮斗目標。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到空軍機關就空軍建設和軍事斗爭准備進行調研時強調,我們要“建設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人民空軍”。這讓很多外媒猜測,一支強大的中國空軍將呼之欲出。
主要经历: 马晓天,男,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196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为什么被称为鹰派空军司令】
鹰派是一个广泛用于政治上的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反义词为鸽派。
马晓天上将在军事外交上从不弱势,一贯以强硬的作风来应对各种问题,因此被称为鹰派司令。

63岁的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五年前接替许其亮任副总参谋长,此番再次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1位司令员。

【鹰派司令马晓天:刚上任就做了件让美国愤怒的事】
  现年63岁的马晓天上将军衔,被媒体称为“共和国史上最帅空军司令”。他出身将门,父亲是开国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马载尧曾被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皆属上乘,个人涵养尤其好。”自1949年调任四十九军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后,马载尧便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部队干部政治培训生涯,擅长教育工作的他,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同样不曾放松。

  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马载尧的一位老战友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他。可一见面,老战友的心情就倍感沉重:原来此时的马载尧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带菜色,精神也很差。这位老战友思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一位在海军后勤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弄了一桌饭菜,为老马全家“改善改善”。马载尧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经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发话。老战友对孩子们说:“别客气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马晓天突然问了一句:“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老战友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咽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尽饱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忍不住流着泪,喃喃地说道:“要知道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熏陶下,马晓天不满16岁就成为空军某航校的学员,开始了军旅生涯,大型纪录片《国庆颂》曾对其特别介绍,并称之为“塔台上的儿童团长”。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3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1994年至1997年,马晓天任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并在其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飞行。随后,马晓天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在2000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2001年至2006年,马晓天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2006年调任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2007年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012年10月,接任许其亮,成为空军历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员。
  回首马晓天的履历,他经历了地方野战部队、空军机关、军校、军委总部等多个关键岗位的历练,曾多次指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部署中国军队积极防御战略和战术。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他分管外事及情报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军方在国际上进行强硬表态。
  2010年3月,韩国指责朝鲜击沉其“天安”号军舰。同年6、7月,美韩借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欲闯入黄海。7月1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他随即厉声补充道:“(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马晓天的这声怒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鹰派上将”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7月31日刊文称,在7月26日举行的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岛配备自卫队”、“日本在东海强化警戒监视活动”等问题向日方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正走向危险的方向”。对于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日美6月份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到的“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频繁是威胁、忧患”等,马晓天表示,中方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南海问题是(中国同周边国家间)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
  其实,外界称马晓天上述言论为“狠话”,并以此为依据称他为军方“鹰派”,有过度解读、妄加猜测和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马晓天在放“狠话”的同时,也强调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代中国郑重的战略选择。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要解决海洋、网络、太空以及气候环境等问题,须靠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

【履历表】:

1965.07—1966.12 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1966.12—1968.05 第十二航空学校学员

1968.05—1970.12 第十二航空学校飞行教员

1970.12—1972.01 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72.01—1983.05 空军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团长,团长

1983.05—1994.04 空军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其间:1993.05—1994.04 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

1994.04—1997.03 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

1997.03—1998.08 空军副参谋长

1998.08—1999.06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1999.06—2001.01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1.01—2003.07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3.07—2006.08 空军副司令员

2006.08—2007.09 国防大学校长

2007.09—2012.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9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2012.10—2013.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13.03—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共第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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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源先从政,后从军。从政期间,历任河南省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副省长。进入军界后,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1月19日,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成为全国首例,同时也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完成了由地方工作向军队工作的转型。2000年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2009年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2011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

    和讯网消息,12月31日,和讯博主刘逸明评论发表了题为《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最近,关于刘源上将退役的传言甚嚣尘上,由出口转内销。12月31日,国防部网站刊登了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证实刘源已在近期退役实有其事。发言人杨宇军称,刘源担任正大军区职务已满十年,年龄已达上限,所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他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刘源退下是经过习近平主席亲自批准的。

刘源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过程中最得力的干将,随着一大批“军虎”被拿下,军队改革也顺理成章地启动。军纪委升格作为军改的一个重要环节,备受外界关注。刘源因为在反腐方面的出色表现,在官场和民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主流舆论都期待刘源能够在到龄后继续留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一度坦言,反腐治标不治本,但要寻求治本之策,还需要通过反腐来赢得时间与空间。的确,军队改革也需要通过反腐来杀出一条血路。倘若没有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鼓起刮骨疗毒的勇气,那么,再美好的改革蓝图都不可能付诸实践。

改革就意味着要从既得利益者身上割肉,其阻力可想而知。在从前,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军虎”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拦路虎,如今,这些“军虎”相继落马,再进行军队改革自然阻力要小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讲,刘源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和历史使命,他的隐退堪比古代名臣、名将的功成身退。

刘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这,他才有资格向军中的贪将们叫板。刘源在向谷俊山等“军虎”开火之前,曾做好最坏的打算,誓言宁可掉乌纱帽或丢掉性命,也要将谷俊山拿下。刘源果不食言,不仅拿下了谷俊山,而且顺藤摸瓜地拿下了徐才厚、郭伯雄。当然,刘源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反腐壮举,跟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刘源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记者坦言,没有习主席,军队就完了。从一大批“军虎”的贪腐情况看,刘源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郭伯雄的落马可以说标志着军队反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启动军改的契机也同时到来。在9月3日的北京大阅兵时,高层宣布裁军30万,标志着军改拉开序幕,其后的习近平关于军改讲话则标着军改正式启动。

刘源对于军队反腐可谓功不可没,在军队当中,刘源的资历深厚,倘若没有65岁得退休的这条规矩,刘源应该是新军纪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然而,如今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这看似一大遗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向残余的腐败势力给予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军中最大的几头“猛虎”均已被拿下,今后的军队反腐,没有刘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新上任的军纪委书记应该也能干得风生水起。刘源的离去,可以说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反腐和军改既然均已启动,“开弓没有回头箭”,相信在今后,军中反腐仍然可以好戏连台,而军改也会循序渐进,最终让解放军成为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思想前卫的威武之师。

【1982年王光美罕见走“后门”为刘源说情】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下)》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
【刘源为何称没有习主席军队没救了?】
军队的反腐功臣刘源终于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两会”间隙现身了,他在京西宾馆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军队反腐的重大背景,那就是,他之所以对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巨贪重拳出击,是因为有习近平的鼎力支持。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习主席的魄力、胆识和担当精神,军队可真没救了!”
刘源的此次受访内容,可以说证实了坊间此前的诸多传言,首先,刘源是拿下徐才厚、谷俊山的第一干将;第二,他的行动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第三,军队此前的腐败相当严重;第四,在军中反腐的阻力非常大。
今年“两会”上的刘源告别了以往那种不苟言笑的形象,在记者面前表现得神采奕奕,热情爽朗而又平易近人。显然,这和刘源的心情有直接的关系,在拿下谷俊山之前,刘源虽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因为有徐才厚等人的掣肘,他实际上活得非常郁闷。如今,军中“老虎”一个个被拿下,刘源想不露出会心的笑容都难。
众所周知,谷俊山虽然官居刘源之下,但在未落马之前,对刘源完全是不屑一顾,甚至公开要求刘源不要挡他的道,这道既包括财路也包括官路。谷俊山原本自信地认为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晋升上将,然而,他的升官发财大梦却被刘源彻底打破了。等待他的不再是财官,而是棺材。
刘源在拿下谷俊山之前,其实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之所以舍得一身剐,除了自身的冰清玉洁之外,还因为有强大的历史责任感,他不希望看到军队就这样烂下去,从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于是,才有了他誓死在军中反腐,频频向军虎出击的精彩场景。
刘源在军中打虎,阻力之大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不仅有阻力,而且有巨大风险,和军老虎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今,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巨贪都已经被拿下,刘源应该感到轻松了很多。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军中的大老虎还没有被全部拿下,所以,刘源肩上的胆子实际上还很重。
刘源称:“从像徐才厚、谷俊山等贪军费、卖军产、疯狂敛财、卖官鬻爵,桩桩件件既是经济腐败,更是政治罪行!广大官兵早就深恶痛绝、咬碎钢牙”。刘源所言非常坦诚,让人在看到了此前军队腐败的严重性时,也看到了军心之所向。
据刘源透露,抓徐才厚和谷俊山都是习近平亲自决定和督办的,可见,军中反腐,没有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王岐山之所以能将反腐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同样也是因为握有习近平赐予的尚方宝剑。
刘源虽然在军中反腐功不可没,可是,他却虚怀若谷,称自己只是“起了点小作用”,并表明自己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份”。从刘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身正气的军人作风,看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将风度。有刘源这样的将领,中国的军队何愁不强?2015年3月13日

【传徐才厚暗杀刘源将军 最后反而腐败暴露被查】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贪腐案,再有惊人内幕曝光,传徐家中一共抄出16亿元人民币(约2。7亿美元)财物,更四次买凶暗杀致力打贪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剌杀刘源未遂的四件凶案,全部发生在2012年中共18大前,现都已立案追查。
香港近期出版的「动向」月刊披露北京当局对中共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进行调查的一些详细内幕。据报导,今年6月27日下午中共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和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四名特警来到北京卫戌区疗养院,正式逮捕徐才厚。
解放军军事检察部门并查抄徐才厚及其家人位于北京、大连、济南、珠海的五处住宅,抄查到大量现金,以及逾八公斤的黄金等财物,共超过16亿元人民币。而徐的家人仅在北京就拥有35幢豪宅和一栋商业大楼,市值逾10亿人民币。
报导并指,徐才厚还涉嫌四次买凶谋杀刘源:2012年3月刘源座车在京津高速公路油缸燃烧,司机死亡,警卫为保护刘源烧伤。同年7月,刘源在青岛度假,房间被扔燃烧弹,幸刘源提前三天结束休假离去。
接着9月刘源在西安检查工作被打冷熗,警卫击毙凶手。 9月下旬,刘源在济南检查工作,他在军区会议上批评军区后勤工作太乱、太散、太懒,提出要整顿,刘住军区招待所402房的浴室煤气爆炸,当时已近午夜12时,刘源刚巧不在房间,躲过暗杀。
报 导披露徐才厚抄家清单:一、五家国有商业银行17个帐号,共有存款3。35亿元人民币,14个帐号以假名开设。二、六家地方银行全部以假名开设12个帐 号,共有存款4。03亿元人民币。三、五家外资银行10个帐号,共有存款2。22亿元人民币。八个用假名开设。四、济南一幢别墅花园中一口井底发现美元 480万、欧元400万、英镑80万。五、在珠海一所作为冬季避寒的别墅卧室中的床褥内藏有8650克黄金。六、徐才厚妻子名下持有20幢住宅,女儿名下 持有15幢住宅及1幢位于北京二环线内十多层商用大楼。
据「动向」报导,当初出面力主在军中反腐的是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据称,刘源先上书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陈述总政、总后严重腐败情况及被积压的问题,之后,刘源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大谈军中贪腐严重,公开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军中三巨头:徐才厚、郭伯雄和梁光烈。
香 港「东方日报」引用据这篇刊出的文章一文描述,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与会者近百人,包括 中央军委全体成员,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各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据报导,轮到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发言时,他张口就说,开会前准备讲稿,但 临时决定说些不同的话,顿时会场一片寂静。
玛雅: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如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什么是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与担当?请谈谈你的看法。
    秦天: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履行职能使命的新要求。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涉及诸多方面,但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保持自己的光荣本色?军队打胜仗,硬件条件是器物层面的,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品质,是军队的灵魂。如果不能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光荣本色,我们靠什么去打仗,怎么能打胜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才是最根本的。
    刚才你讲到使命和担当,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什么是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和担当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其内涵外延都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传统的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使命还在,同时随着国家利益的深度拓展,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必须“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应该说,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也是永远不能变的,就是这支军队要真正肩负起对党和国家、人民的使命担当。1989年邓小平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时曾殷切寄语:这支军队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对新时期保持军队建设正确方向提出了严肃的政治要求和郑重的政治嘱托。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我们这代人要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老一辈完成了他们的事业,我们是他们的传承者。这个传承不光是事业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实现新时期强军目标,破解军队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实现人民军队的本色回归和精神重塑。习近平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后确立的军队大政方针和工作重点,很多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一句话,首先要把我们的军魂筑牢。因为只有筑牢军魂,才谈得上使命担当。
玛雅:现在提回归本色、筑牢军魂,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秦天:当前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军人,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认真思考的。军队要想有效履行新时期的职能使命,没有军魂的确立是不行的。这个挑战极其严峻。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近十几年,因为有徐才厚这样的人,军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对军队的影响和伤害太大了。
    现在军队反腐败,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这个问题回避不了。直面这一问题,体现了习近平主席这代领导人的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只有敢于面对问题,坚决纠正问题,我们的军队才有可能回归本色,重塑精神。
    玛雅:刘源将军说:“没有习主席的魄力,军队可真没救了。”经历这样一次“浴火重生”,军队的变化有多大?
    秦天:变化太大了。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清房。多少年了,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彻底解决了。过去军委对这个问题讲得也很严厉,人走屋空,不许占两套房。就是说,北京的官员有套房,调到南京去,得把北京的房子交出来,但最后也有很多不了了之。这次是百分之百地解决掉了,从过去没有腾退的到现在新占的,一把彻底全给清退了。你看这个变化有多大啊。所以,还是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共产党队伍中不太认真了,令不行禁不止。出了问题解决不了,你不较个真行吗?现在一较真,全解决了。
    玛雅:这件事了不得,动了多少人的奶酪啊,可见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治军的魄力。
    秦天: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新官要理旧账。你能看出来,他是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都不想耽误,要把过去3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解决掉。很多人不想理旧账,干好自己这届就行了。他不是,他要彻底清除积弊。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呀,有多大的阻力,要得罪多少人,这需要太强的担当意识了。这方面,习近平主席确实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给这个时代树立了标杆,历史和人民都会记住这一点。
    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我们的军队历来需要这样
    玛雅:外媒称,中国正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军队,努力缩小与美军的差距。如何评价我军的作战能力,它是不是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
秦天:这是我们的目标,像现在这样抓下去,我们完全有希望。中国现在不差钱儿,也不差技术,在硬件方面早已过了仰人鼻息、拾人牙慧的年代。不仅你有的技术我大部分有,而且我有的技术很多你没有。你有的能力我未来都可以有,而我有些能力你未见得就有。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一样,决定了能力需求不一样。我的战略不是你那个战略,你是建立在全球霸权基础上的全球战略,而我不是,所以我某些能力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有的。
    我认为,论打仗,我们现在不是硬实力的问题。硬实力有差距,需要提升和加强,但是从紧迫性和侧重点来讲,主要是软实力--怎么加快本色回归,精神重塑,提高这支军队的精神品质。精神品质上来了,我们凭现在的能力就不得了,更不要说将来。抗美援朝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是充满信心的,现在这样做方向对了,假以时日,大有希望。过去信心不足,是没往那儿去做;现在不仅往正确的方向做了,而且力度空前之大,决心空前坚定。所以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玛雅:去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革命老区古田召开,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的。他说“要让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从“寻根”的角度看,你对这次会议如何认识?
    秦天:我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老古田会议和新古田会议一脉相承,就一个主题: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两次会议的时代不同,但背景是一样的,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老古田会议的问题是,那样一支在成分上鱼龙混杂的军队,目标、任务、性质都不很清楚,要把这支军队改变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
    这次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军队的成分和政治质量与当年不一样了,但毋庸讳言,在思想上、作风上一样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当前我军在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上存在的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讲得非常深刻,非常尖锐。这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敢于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它的里程碑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玛雅: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这样一个具有思想理论高度的要求,在具体落实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毕竟,当代军人所处的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军队被腐败之风侵袭多年之后,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有何预期?
    秦天:我感到很乐观。过去一段时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力,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怪不了别人。毛主席早就说了,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要去占领。现在军队出现的种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风气建设也好,怪不了别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底抓了多少?是真抓还是假抓?抓的方法对不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而现在我们不仅高度重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且方法也是正确的,就是从高层抓起,从自身抓起,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
    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我们的军队历来需要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一字之差,一个丢了江山,一个得了天下。战争年代我们的老一辈都是这样,亲自带着部队往前冲。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端正风气,还是要靠“跟我上”这种精神和作风。军委主席带头这么做了,总部、大单位的领导都这么做了,下面各级干部谁敢不这么做?就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我们的军魂就回来了,铸牢了。
当然这需要时间。现在应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当务之急就是要继续努力,持续不断地抓下去。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大问题
    玛雅:怎么解决当前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治军正军,有什么思路和措施?
    秦天:从根本上讲,解决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还是要靠加强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感到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二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针对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来加强和改进;三是要建立健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制度。一句话,就是要筑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军魂。
    任何一个强大的军队都有它的魂。我们这支军队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的魂就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指挥熗,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创建、发展和完善的。三湾改编后,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后来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都是着眼于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从顶层上解决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这是管总的,比如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问题。
    玛雅:怎样理解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制度对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何在?
    秦天:军委主席负责制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建立起来的,贯彻落实好这项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关键的意义。一方面,这一制度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中居于顶层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军队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这也是军事工作的特点规律决定的,军事工作需要决断,来不得扯皮,否则会贻误战机。因此,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所以说,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军委主席负责制得不到落实,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而言,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关系。
    玛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什么偏差?
    秦天:我们党在最高军事领导权上出问题,有两次大的教训。一次是红军时期,由于博古在负责党中央工作期间,将最高军事领导权交给了李德,致使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旁落。后果大家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整个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这段历史,当时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这话说得深刻啊!
第二次教训是在当下。十八大以前,徐才厚等人擅权乱权十多年,把军队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果断决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十多年里,军队的高级干部换了四五茬。在这么一个大换班的过程中,在干部任用上产生了逆淘汰和逆生长的现象。同时,部队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逐渐恶化,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现在反思原因和教训,更加看出,只有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才能避免“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后果。    玛雅:党不能指挥熗,熗的准星就偏离方向了。    秦天:没错。在这两场灾难中,党的基层组织都健全,其他制度都完善,可顶层一落空下面全完,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军委出台十项规定,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把手电筒掉一下方向,照照自己,马上就看到了成效。长期以来反复要求反复强调都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吃喝问题、风气问题、用人问题……虽说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已经明显开始好转,看到了希望。所以要想使军队本色回归,必须从高层做起,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要义就在这里。    所以要说担当,首先是习近平主席敢于担当。从他开始,把党的决心意志向外辐射,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局面。从来都是上行下效,尤其我们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上边做好了,下边就会跟着做;即便有个别不那么好的人,他装样子也要往好里装。这样一来,谁还敢腐?谁还能腐?    玛雅: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国家法制的一部分。    秦天:你说得对。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规定的,已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本身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一个重要内容。刚才讲担当,我觉得担当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精神层面的,要有担当的情怀。一种是责任层面的,有没有这份情怀都必须担当。你在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你也不是一个自然人了,你必须要承担责任,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否则就要问责,就要追责。    传承精神,找回我们军队信仰的坐标系    玛雅:回到“军魂”话题。你曾经在介绍电影《惊沙》的主题歌时说,这是用西路军将士的忠魂在说话。我想问,今天回忆这个英雄群像,倾听他们的忠魂诉说,联想到当代军队和军人,你有什么感慨?这种忠魂今天还在吗?
  秦天:感慨太多了!所有这些感慨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魂兮归来”。刚才讲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讲了军队在新时期职能使命的拓展,如果这支军队没有先辈的这种精神,也不可能完成今天的职能使命。军队的根本就是它的魂,这种精神也是军魂的一部分。
    我们正在搞一部史论片,叫《向前!向前!向前!》,主旨就是弘扬军魂。通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一些特别能体现军魂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来展现我军的军魂,展现红色基因的特征。我们相信,这些人物和故事一定能使广大受众感动,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的。因为只有感动了才可能感悟,在感悟中重新去寻找信仰的坐标系。
    我一直在思考,当代军人,特别是那些年轻官兵们,还有多少人心里有一个坐标系?有一种指引他们前进的方向感?过去这种传承是从根儿上一代一代言传身教来的,新兵到部队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引领。比如我自己,我当团长是在“济南第一团”。我非常自豪我是“济南第一团”第十一任团长,这是我人生中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你再看团里一代代、一茬茬战士的荣誉感--“济南第一团”!战争年代中央军委授予的唯一一个团级英雄称号,何等荣耀啊!但关键在于,这种荣誉感不能只是一个符号,而必须通过一个个、一代代具体的人物和群体,把它变成一种具象的感受和氛围,传递到人的心里。在这样的熔炉里,新战士很快就能找到一个精神传承的载体、一个追求理想的方向。
    传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但我们要问,今天这样的传承环境还有多少?能够担当传承使命的人还有多少?假如你给他的引领和影响只是在荣誉室里,出了荣誉室他看到的现实情况全是颠覆的,要不了多久他的认识也就会颠覆。如果这样,哪来的军魂?
    玛雅:由此可见,正能量和负能量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弘扬军魂不光是树正气,也是在拨乱反正。
    秦天: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信仰缺失折射的是信任缺失。这句话特别深刻。如果全军风气都像徐才厚那些人那样,哪来的信任?凭什么信任?又何谈信仰?
    玛雅:《向前!向前!向前!》是怎样一部片子,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秦天:这部片子是以史为背景,但不是单纯的军史片,而是以弘扬军魂为主线,揭示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本质和巨大力量。从1894年甲午战争说起,那时候的中国军队是什么样子?有个日本军官曾经说,他羞于与这样的敌人作战,腐败、贪婪、怯战、贪生怕死、望风而逃,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然而,仅仅40年过去,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个民族,就产生了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二万五千里长征。
    40年是个什么概念?它在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恐怕连一瞬都算不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壮举?这当中又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我说这是因为“基因突变”--是这个民族、这支军队产生的一次基因的正突变。其结果是什么?这支人民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打下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接着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就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军魂在起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是那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给这支军队注入了一个魂,赋予它钢铁般的意志和战胜一切的力量。今天回忆他们,我们发自内心呼唤:魂兮归来。我相信,当这支军队回归本色,重塑精神,就永远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就一定能够肩负起党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
  玛雅:你是做战略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你为什么认为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这么重要?
    秦天:我们当时感到“两个太危险”--一个是内部太危险,一个是外部太危险。
    从内部来说,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别忘了邓小平还有一句话,两手都要硬啊。对共产党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后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党的自身建设。要实现民族复兴,光靠经济发展就行了吗?肯定不行。党还有很多任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然我们是执政党,又要长期执政,不把自己建设好,任由一些人弄得乌七八糟,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必须看到,执政党自身建设好与不好,这不仅是共产党自己的事,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当时,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这让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的一把手,眼睛都只盯着GDP,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事谁来抓?
    玛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讲两个概念,一个“政府公司化”,一个“政党国家化”。他认为,腐败问题就是政府公司化,尤其是各级政府直接卷入经济活动导致的。政党国家化,就是政党越来越像是一个管理机器,不提供政治动力,不提供政治愿景,而转化为跟国家一体,进而跟经济利益一体。在这个条件下,由于政党和国家都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器当中运转,就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资本一方,甚至被资本俘获。这个事实上已经发生在军队和政府的一些干部中,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秦天:所以说危险啊!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巨大,但一些重要阵地失守了。党内很多人,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其政治意识、立场意识、阵地意识、敌情意识确实薄弱了、淡化了。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区别,意识形态之争、制度模式之争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内心早已失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认为所谓“殊途同归”、“世界大同”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敢抓和不会抓的问题。
    另一个是外部危险--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我们体制内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真傻,一种是装傻。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真傻的越来越少,装傻的越来越多。很多人明明知道西方渗透的后果是什么,但就是不表明立场,或者说立场已经转过去了,这才是最要害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第二个苏联。所以,要通过揭真相、问究竟、明是非,让那些装傻的人没法再装下去。
回顾历史,从甲午战争到红军长征,仅仅40年时间,中华民族就产生了一次基因的正突变。然而在今天,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的有意渗透,以及我们自身的政治麻木和腐败问题,中国已经面临产生基因负突变的危险。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现在加强作风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就是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玛雅:有些人因为政治麻木而放松警惕,也有些人因为失去信心而选择沉默,这对党和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
    秦天:这就是问题的严重之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采取了一种新手段,叫“精确演变”。我们怎么回击他?就是要精确加固--你重点攻击我哪个部位,我就在哪个部位重点加固。所以,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做的一些事,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来说,也是力挽狂澜,意义重大。
    对中国前途之问做出肯定的回答
    玛雅:中国共产党从哪来,到哪去?社会主义中国从哪来,到哪去?如果说,历史在记录着我们的回答,你认为中国今天在做出怎样的回答?你对中国的未来如何预期?
    秦天: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国家崛起的背景条件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变化,有些变化甚至带有历史转折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结合所带来的全新发展时期。中国正迈开脚步,以量的持续增长和质的加速提升,由大国向强国快速发展。
    中国在做出怎样的回答?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做出了历史性的回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对于这个第二要动态地看。中国现在GDP超过10万亿美元,仍然在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是什么概念?这必将对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共同繁荣进步。这种非排他性的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增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提升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玛雅:这是讲量的变化,那质的变化呢?
    秦天:质的变化是,在保持量的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模式上取得成功,做出历史性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和空前的力度,大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旗帜鲜明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着力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积弊。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玛雅:这么说,你对中国未来发展感到乐观?
    秦天:我充满信心。真正的世界强国光靠经济上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还要在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带给世界全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体系。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很多支撑条件--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现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正在把这些支撑条件一个一个建构起来。可以这么说,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领域和政治建设领域共同取得成功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之日。这不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也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不仅体现一种发展模式的成功,更彰显一种价值理念的成功。我坚信,假以时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对中国前途的历史之问,做出肯定的回答。

【习近平自曝与刘源情义 重大问题都“不谋而合”】
 提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大多数人总会想到他的反腐成就——查办谷俊山及其背后的“大老虎”。不过,刘源的辉煌战绩不仅限于反腐领域。23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刊发了《军人刘源的四场“特殊战役”》一文。文章从反腐、裁军、建设、宣传等四条战线细数了刘源的辉煌战绩。文章最后指出,刘源的人生,可谓工、农、兵、商、学皆有经历,每次他的身份变更、职务调动,都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工作上的需要,刘源从无二话。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下为原文:
  刘源将军在小伙伴们心中地位很高。他的粉丝为什么会这么多呢?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刘源在四场“特殊战役”中的辉煌战绩,足以说明一切。
  反腐战役: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
  近年来,最令刘源“涨粉”的事,无疑是他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力主揪出了军中巨贪谷俊山。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透露,刘源和总后党委的其他同志,以党委的名义举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谷俊山虽然只是总后副部长、中将,但在背后一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说“我后面也有人”。当时的总后部长廖锡龙听到这话震怒,说:“我廖锡龙上过战场,死都不怕,还怕一个贪官?”刘源也拍案而起,说:“我刘源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
  2011年12月28日,总后的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刘源发表讲话称,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我宁可丢乌纱帽,也要跟腐败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谷俊山与刘源同坐大会主席台。刘虽没点名,但台下高级军官们心知肚明,“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经过刘源等人不懈努力,不仅最终查办了谷俊山,还连带将他背后的两只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挖了出来。今年2月,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3月的两会上,有媒体问刘源,郭正钢被查是否涉及更大的老虎?刘源微笑着回答:“你懂的。”一个月后,郭伯雄落马,“你懂的”应验成真。十八大以来,总后还查出了副部长刘铮、副参谋长符林国、军需物资油料部副部长周国泰等“军老虎”,提振了官兵的士气。
  面对成绩,刘源保持了谦虚冷静,他说:“抓出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是习近平主席决定、督办的,没有习主席的魄力、胆识和担当精神,军队可真没救了!所以首先是感佩习主席!感谢党中央!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份,应该做的。”
  裁军战役: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
  2003年,刘源担任总后副政委。当时正值解放军第十次大裁军,组织上安排刘源负责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并整体移交地方。这可是个“硬骨头”,因为军队的福利保障无所不包,但是地方已经基本没有铁饭碗了,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很多人不想离开部队。刘源挑起了担子,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将心比心,尽量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终于圆满完成任务。2003年8月24日,在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广东省管理的交接仪式上,刘源激动对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说:“我这个女儿多好!从现在起,就嫁给你家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啊!”
  关于这次院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裁减了机构和人员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另一方面,对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建设战役:为跑工程在别人家门口站等4小时
  1992年,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刘源接到一纸调令,出任武警水电部队第二政委(后升任政委)。当时水电部队的条件很差,号称“中国最苦的部队”,在这里当政委,物质条件上无法与主政地方的副省长相提并论。可刘源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带领水电部队建三峡、战边疆、上高原、下海岛,参与了几十项重点建设和抢险工程,屡获军委的表扬。当时水电部队需要自己到市场上找项目、完成招投标,任务很艰巨。刘源利用自己在河南省主管经济时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亲自为部队找工程、跑项目。为了承包三峡的一个建设工程,他曾往返于宜昌和北京50余次。一次,刘源为了见到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竟在他家门口站着等了4个小时!
  据战友回忆,刘源对物质要求不高,穿着非常朴素。他经常在工地上忙碌,衣服也顾不上洗,看起来和工人差不多。有一次,刘源在大雨滂沱中从工地驱车数小时,赶到一座大城市联系业务,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前台服务员办理入住时,看见证件上注明是少将警衔,但觉得面前这个穿着迷彩服、满身泥水的人像民工似的,与证件上的身份反差太大,怀疑是不法分子冒充,便悄悄报了警。当地的公安机关急忙将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又与武警总部核实情况。折腾了数小时,前台服务员终于确信,面前这个人真的是一名将军。
  宣传战役:中国军人应该有敢于亮剑的精神
  很多小伙伴都看过电视剧《亮剑》,但很少有人知道刘源是这部戏的总顾问。“一次,作家都梁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小说《亮剑》,我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就觉得应该拍成电视剧。”刘源说,从取得版权到物色演员,几乎是“从头张罗”推动这部电视剧问世。他之所以投入这么大精力,是因为喜欢这个故事,欣赏李云龙这个角色。刘源说,李云龙战功赫赫,但也常犯些小错误。有献身精神也有蛮不讲理的劲儿,有血性有勇气有智慧也有狡猾,是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的角色。但他身上的那股豪迈之气和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气神,是打动观众和读者的关键,恰恰也是新时代中国军人必须要有的精神气质。“《亮剑》提振的不仅是军人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我们要崛起,要实现我们的梦想,都应该有一股劲儿,有一股神儿,也就是敢于亮剑的精神。”除了《亮剑》,刘源还是另一部热门戏《女子特警队》的总监制。为此他十分自豪:“一部女人片,一部男人片,都得了全部的大奖,创出当年最高收视率。”
  刘源的人生,可谓工、农、兵、商、学皆有经历,在部队中,他在武警、院校、总部等不同系统中都任过职。每次他的身份变更、职务调动,都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工作上的需要,刘源从无二话。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当年“下基层”的事,他颇有感触地说道:“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
  多年来,在重大问题上,刘源都能保持与习近平“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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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滨(1908~1994),江西吉安县油田镇福塘村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第九师团政委、第一军团二师特派员。1932年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听过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李克农讲课。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甘肃曲子城战斗中负伤,失去右下肢,故调到地方工作。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延安卫戍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后勤兵站部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政委。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是中共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边保”系统出来的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王俊)在2014年底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大调整中,年满65岁的刘晓江海军上将卸下的海军政委职务,罕见的由来自陆军的兰州军区政委苗华接任。今年“八一”前夕刚升任正大军区职的苗华履新海军之后,其军衔也已改为海军中将。
  上述海军政委交接班的消息由军方媒体在12月24日披露。据《解放军报》报道,苗华24日当天以“海军领导”身份与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等一同会见海军372潜艇官兵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成员活动。
  另外,在12月24日晚间的央视《军事报道》视频镜头中,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刚调任兰州军区政委并晋级正大军区职的陆军中将苗华已佩戴海军中将军衔袖章。由此确认苗华已由陆军调入海军,接棒今年12月年满65周岁的刘晓江(1949.12)。
  身兼十八届中纪委委员的兰州军区新任政委苗华(1955.11)是江苏如皋人,福建出生,国防科技大学毕业,1969年12月参军后曾长期在南京军区从事政治工作,历任31集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12集团军政委等职,2001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2010年,苗华由南京军区跨大军区调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从而成为副大军区职将领。2012年7月,苗华转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并晋升中将。今年“八一”前夕,65岁的李长才(1949.1)届龄退休,时任兰州军区副政委苗华“扶正”,并由此跃升为正大军区职将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军新政委苗华是近些年来罕见的来自陆军的高级政工将领。此前,海军政委人选多从海军系统副大军区职将领中内部拔擢,譬如刘晓江海军上将,在2008年升任海军政委之前曾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等职。
  因而,苗华由陆军“空降”海军担任政委、党委书记,也被政情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央军委将进一步强化海军系统政治工作的信号。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今年因原先执掌军政大权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以及“新古田会议”召开而迈向新征程。

【履历表】
1968.12——1970.12,陕西省西乡县丰宁公社红丰二队插队知青。
196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毕业,研究生学历。
1970.12——1978.11,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铁道兵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197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间:1972.04—1975.01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
1978.11——1980.09,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司令部办公室秘书。
1980.09——1983.07,刘华清副总参谋长处秘书。
1983.07——1984.09,海军司令部办公室第一秘书处副处长。
1984.09——1990.07,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计划调配处副处长、第一任免处处长、计划调配处处长。
1990.07——1992.08,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副部长。
1992.08——1992.12,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副政治委员。
1992.12——1998.08,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
1998.08——2001.07,海军政治部副主任。
2001.07——2008.07,海军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海军党委常委(其间:2000.09—2003.07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2008.07——,海军政治委员、海军党委书记。
1993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1998年8月改为海军少将军衔。
2002年7月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
2011年7月23日,晋升上将军衔。[1]
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委委员、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


  张震,191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生中两受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1988年授予上将。历任红军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师参谋长,华中野战军第九纵司令员兼政委,第一兵团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国防大学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战争年代曾6次负伤,新四军时期在彭雪枫的领导下战斗和生活,从统战战场到抗日战场,张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被部队指战员誉为“能参善谋”的好领导。
  张海阳,1995年晋升少将军衔,2003年晋升中将军衔,2009年晋升上将军衔。张震、张海阳是解放军历史上首对“上将父子”。

【张震张海阳成首对父子上将 揭秘张海阳其人》】

近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之子、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调任第二炮兵政委。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是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今年夏天,张海阳被授予上将军衔,由此也成就了解放军历史上首对“父子上将”。今年7月20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胡锦涛颁命令状,授予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军衔。

张震(1914-)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六年任本地劳动童子团副团长。一九三零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特务大队宣传员,第一师一团连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兼豫皖苏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兵团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葛州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九二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其三子张海阳也是将门虎子,于2009年7月20日晋升为上将,此外据官方已公布资料,长子张小阳、次子张连阳、幼子张宁阳以及其侄和女婿均系解放军将官。张震的戎马生涯:

红军时期

将军原名张见生,别名张祖寿,又名张中天。先祖清咸丰年间从梅县桃源堡移居湖南平江县,1914年10月5日诞生于平江县长寿镇黄塅一手工业家庭,赋性颖慧。1927年夏,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参加了纠察队,任平江县劳动童子团副团长,拿起梭标、鸟熗跟“清乡”军作垂死战斗。1928年3月,参加了著名的平江20万农军攻打县城之役。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彭德怀的红五军团第二纵队特务大队任宣传员,后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四连政治委员,长征前夕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历任红军宣传员、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曾参加一、二次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及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参谋长,参加吴起镇、直罗镇、山城堡与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参与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协助彭雪枫率部挫败日伪军一九四二年冬季“扫荡”,并参与指挥山子头战役。后兼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曾兼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副校长。

解放时期

对上海的军事部署早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就有了预案,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上海战役列为整个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

1949年4月27日夜,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机关由泰州白马庙经江阴进驻常州(当时称武进)。

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明确电告粟、张: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暂不去占苏州、昆山、吴江、嘉兴诸点,以利我们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到直接的威胁。

延缓占领上海和立即占领上海,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始终准备了两方面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接管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要比接管北平、天津、南京搞得更好,尽量减轻上海人民的痛苦。

5月5日晚上,中共电台广播:由于尚未训练出接管人员,对上海的解放须再推迟两个半月,请上海人民原谅……

这是给汤恩伯吃一颗定心丸,请他“稍安毋躁”。而老奸巨滑的蒋介石却警觉到这是“迷魂汤”,是大战即将爆发的信号。两天后,他乘江静号逃离上海。

自郎溪、广德追歼战结束后,粟裕一直在考虑如何打上海。他以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的眼光判明,攻打上海可有三套方案:一、长围久困,迫敌投降或使敌逃跑;二、避强攻弱,选择敌人守御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敌军海上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粟、张将三套作战方案都上报给中央军委,同时提出,他们倾向的是第三套方案,即既要夺取城市,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
5月8日,毛泽东收到粟、张的请示电。当晚8时,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同意三野对上海战役的军事部署,并提出攻占吴淞、嘉兴等地的同时,要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次日午后,粟、张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即由张震分别转告了第9、10两兵团领导同志。5月10日清晨。张震草拟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由粟裕审定后于11日正式下达各部。一场历时16天的悲壮激烈的上海攻坚战的序幕已悄悄揭开……新时期

1992年10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8岁高龄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接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他走到张震面前时,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张震的手,亲切询问张震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张震激动地回答说今年已经78岁了。邓小平欣慰地说:“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并嘱咐张震一定要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要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张震知道军委副主席的工作过去多是老帅们担当的,他们在全党全军德高望重。现在,党把自己放到这个岗位上,自感差距甚远,如履薄冰。在此之前,他早有退休的思想准备。在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即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军委的会议了,并就平时想到的有关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体制编制、教育训练等方面的问题,敞开讲了自己的想法。随后,他又向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建议派一个合适的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然而,就在张震准备离休的时候,9月中旬的一天,一位领导同志找到张震,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告诉他,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考虑在党的十四大时,要他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听后,张震心中一怔,感到太突然了,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天晚上,张震整晚没睡好觉。他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衡量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高科技知识贫乏,也缺乏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年龄大了,在全军在职干部中是数一数二的,恐怕难当此重任。但同时,他又想到党和国家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刻,能否保持军队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既然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议,是中央作出的决定,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和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应当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9个字:“干实事,少出面,不越权。”努力工作,谨慎从事,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老骥伏枥,鞠躬尽瘁,努力再为军队建设作出一份贡献。

张海阳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张海阳,男,汉族,1949年7月出生,湖南平江人,1969年2月入伍,196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02——1971。05,第21军61师183团2连战士、副班长、班长;

1971。05——1973。07,第21军通信营有线电连排长;

1973。07——1976。07,第21军政治部干部处干事;

1976。07——1978。11,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

1978。11——1979。06,第21军63师189团1连政治指导员(下放锻炼);

1979。06——1980。11,第21军63师189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

1980。11——1983。05,第21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1983。05——1985。10,第21军61师181团政治委员(其间:1983。09—1985。07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1985。10——1992。09,第21军61师政治委员;

1992。09——1993。03,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副主任;

1993。03——1996。08,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主任;

1996。08——2002。01,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

2002。01——2005。12,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2005。12——2009。12,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2009。12——,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2〕。

2005年12月13日,正式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2009年12月22日,正式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95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2003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09年0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张震上将之子。

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张震张海阳如何成为新中国第一对父子上将】
红潮导语:将门出虎子,中国历史上不少,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父子两人都能获得最高军衔的,独有张震和张海洋父子。近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之子、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调任第二炮兵政委。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是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今年夏天,张海阳被授予上将军衔,由此也成就了解放军历史上首对“父子上将”。今年7月20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胡锦涛颁命令状,授予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军衔。
张震(1914-)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六年任本地劳动童子团副团长。一九三零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特务大队宣传员,第一师一团连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兼豫皖苏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兵团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葛州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九二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其三子张海阳也是将门虎子,于2009年7月20日晋升为上将,此外据官方已公布资料,长子张小阳、次子张连阳、幼子张宁阳以及其侄和女婿均系解放军将官。张震的戎马生涯:
红军时期
将军原名张见生,别名张祖寿,又名张中天。先祖清咸丰年间从梅县桃源堡移居湖南平江县,1914年10月5日诞生于平江县长寿镇黄塅一手工业家庭,赋性颖慧。1927年夏,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参加了纠察队,任平江县劳动童子团副团长,拿起梭标、鸟熗跟“清乡”军作垂死战斗。1928年3月,参加了著名的平江20万农军攻打县城之役。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彭德怀的红五军团第二纵队特务大队任宣传员,后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四连政治委员,长征前夕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历任红军宣传员、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曾参加一、二次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及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参谋长,参加吴起镇、直罗镇、山城堡与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参与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协助彭雪枫率部挫败日伪军一九四二年冬季“扫荡”,并参与指挥山子头战役。后兼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曾兼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副校长。
解放时期
对上海的军事部署早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就有了预案,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上海战役列为整个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
1949年4月27日夜,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机关由泰州白马庙经江阴进驻常州(当时称武进)。
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明确电告粟、张: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暂不去占苏州、昆山、吴江、嘉兴诸点,以利我们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到直接的威胁。
延缓占领上海和立即占领上海,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始终准备了两方面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接管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要比接管北平、天津、南京搞得更好,尽量减轻上海人民的痛苦。
5月5日晚上,中共电台广播:由于尚未训练出接管人员,对上海的解放须再推迟两个半月,请上海人民原谅……
这是给汤恩伯吃一颗定心丸,请他“稍安毋躁”。而老奸巨滑的蒋介石却警觉到这是“迷魂汤”,是大战即将爆发的信号。两天后,他乘江静号逃离上海。
自郎溪、广德追歼战结束后,粟裕一直在考虑如何打上海。他以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的眼光判明,攻打上海可有三套方案:一、长围久困,迫敌投降或使敌逃跑;二、避强攻弱,选择敌人守御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敌军海上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粟、张将三套作战方案都上报给中央军委,同时提出,他们倾向的是第三套方案,即既要夺取城市,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


  刘建德出生于安徽宿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身体赢弱,但聪慧伶俐。只读了2年私塾,就因家贫而辍学,只能在家砍柴、干力气活。16岁那年(1939年),刘建德与5个青年农民一起投奔了新四军。离休前是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
  刘建德加入新四军第4支队,不久当了班长,又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排的党小组长。淮海战役时,他任187团3营教导员,营长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鲁锐,和他一起参军的5个同乡都先后牺牲了,只有他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刘建德的部队—新四军第4支队是一支劲旅,原为鄂豫皖红28军,皖南事变后编人新四军第2师,师长是罗炳辉。解放战争时,这支劲旅又编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后改名第三野战军)第二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经历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血战。1949年2月改编为第7兵团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4月,全军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后,进军温州、宁波、奉化、象山等地。后来在温州湾战役、舟山战役中以及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中建功立业。

【首次公开:刘亚洲兄弟五人,两个将军一个师长】

以敢言著称的刘亚洲上将闻名中外。大家都知道这位空军上将的岳父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可对于他个人的家世,外界报道甚少。

刘亚洲
“八一”前后,社会各界刊发了不少关于军人的文章。其中《温州日报》的一篇文章,就介绍了刘亚洲的一家。长安街知事发现,这篇文章首次公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刘亚洲兄弟五人,三人为高级军官,一人上将、一人少将、一人大校,真可谓是将才辈出。
有小伙伴会问,刘亚洲一家的事迹,为什么会在《温州日报》上刊登。原来,刘亚洲的母亲陈于湘,是从温州市苍南宜山农村走出的优秀女性。她养育的五个儿子中,长子刘亚洲上将,现为国防大学政委;次子刘亚苏少将,现为总参副军职;三子刘亚伟和四子刘亚军,从事教育科技事业,现居囯外;五子刘亚武大校,现为空军第五师政委。

陈于湘与三位军官儿子合影:左一刘亚苏,左三刘亚洲,左四刘亚武。

1987年2月,刘亚洲(中)与刘亚苏(左)刘亚伟(右)摄于云南老山前线的炮火封锁区——三转弯
浙江解放时,年仅17岁的陈于湘参加解放军,认识了已经是团职干部的刘建德。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刘建德所部入朝作战。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后,刘建德留在朝鲜参加战后重建。陈于湘带着才一岁的刘亚洲来到朝鲜,与刘建德团聚。
刘建德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和陈于湘对孩子从小要求很严,不许搞特殊。可能是子女多、负担重的缘故,孩子一个个都很乖巧,善解人意,互相帮助,善于做家务。刘亚洲性格比较内向,话不是很多,但从小喜欢阅读,学习很优秀。
1967年,刘建德移防陕西,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187团“英雄八连”去接受锻炼。“英雄八连”是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至全连仅剩6人,当时刘建德任营教导员,是该连上司,因此对该连极有感情。在“八连”锻炼一段时间后,刘亚洲正式参军。
陈于湘一朋友记述:1967年是“文革”最乱的时候,而他们早早把孩子送到“英雄八连”当见习士兵,和士兵们摸爬滚打,使刘亚洲早早接触部队生活,进步很快。我很佩服这对夫妇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培养,很羡慕他们的教育培养方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苦,陈于湘养育五个子女尤为不易。她的朋友说:“有一次陈于湘和我们闲聊,她说五个孩子的衣服都是穿爸爸褪下来的旧军装,大孩子穿完,改改又留给小的穿。他们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很容易区分,在军部大院,衣服穿得最烂的那个孩子肯定是他们家的。”
对于他的母亲,刘亚洲是这样说的:“我和我的兄弟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母亲的聪明才干,血脉相传,使我们也能拥有了一些智慧。其实,除了智商外,母亲对我们情商的培养和影响不可忽视。她教给我们正直、善良、坚强、忍耐、果敢……这些,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外界对刘亚洲、刘亚苏兄弟之间的故事所知甚少。可以确认的是,他们一同上过前线。
刘亚苏在《镌刻在那拉的番号》一书中记载了30年前兰州军区47军139师417团2300多名官兵奉命参加老山轮战,坚守在战斗最激烈、条件最艰苦、距敌人最近的那拉口阵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凯歌,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时任417团团长,就是刘亚苏。
而刘亚洲当时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前线采访,没想到中途翻车,他忍着伤痛坚持到前线。回来后,他创作了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和报告文学《王仁先》,引起了强烈反响。
      



  陈坊仁(1916~1967.6)男,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永丰乡永丰村人。出生于贫苦农家。少年时手脚勤快,精明能干,得人喜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兴国县区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1930年4月在兴国县独立团任通信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代营长,红二十八军第三团政治委员、团长。
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参加了新田进攻战,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袭击广东仁化县城口,突破敌第二道封锁线;进击湖南九峰山东北地区,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抢渡湘江,在界首至角山铺浴血抗敌,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曾抢救过负伤的杨成武同志。参加了遵义城歼灭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参加直罗镇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营长,宋邓支队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冀热察挺进军参谋处处长、第七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七团团长、第三军分区四十二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1937年9月,时任二营营长的陈坊仁随部队东渡黄河,首批出师抗日。9月底至10月下旬,以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先后收复井坪、平鲁县城,并取得辛庄、周庄等伏击战胜利。随后,陈坊仁所在部队在晋察冀热地区坚持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冀晋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第三纵队九旅旅长等职。1945年10月,陈坊仁受命率四旅部队攻克山西浑源县城,全歼守敌1000余人,击毙伪司令和日军指挥官,俘获伪县长。1947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石家庄战役,陈坊仁率领九旅于11日投入战斗,经六昼夜激战,完成歼敌任务,俘守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熗炮弹药。党中央通电嘉奖。1948年1月,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第三纵队攻击涞水,九旅进至庄町地区阻止援敌。九旅协同纵队主力,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新编三十二师共5000余人,逼敌第三十五军军长自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六军副军长、六十八军军长。1950年10月19日,陈坊仁率六十六军赴朝鲜作战,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完成战斗任务。六十六军共歼敌10548人。1951年3月,陈坊仁回国并调任六十八军军长。1951年6月9日,陈坊仁再次奉命入朝作战。他指挥六十八军在朝鲜英勇奋战,与美伪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53年7月14日,六十八军六九团和六七团直捣伪首都师第一团(即“白虎团”)团部,一举全歼“白虎团”团部、美军五五五炮兵营大部和火箭炮连,击毙敌团长,缴获“白虎团”团旗。
抗美援朝期间,六十八军与敌作战1000余次,歼敌74844名,击毁击伤敌坦克152辆,击落击伤敌机696架,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陈坊仁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赞扬陈坊仁:“意志坚强,善于用脑,很有办法”。回国后历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7年6月病逝于北京,享年51岁。

【陈坊仁解放战争中给傅作义当头一棒】
1945年10月,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的进犯,担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四旅旅长的陈坊仁,受命攻克山西浑源县城。为了打好四旅组建后的第一仗,陈坊仁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进行战前动员,统一思想、鼓舞士气。部队进抵浑源城外,他亲自带领各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布置作战任务,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战法,选准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严密部署攻击战术和火力掩护,指挥部队抵近突击,勇猛穿插、分割歼敌。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000余人,击毙伪司令和日军指挥官,俘获伪县长,缴获迫击炮2门、步机熗600余支(挺)。此战成为晋察冀军区范围内首次攻城作战成功战例,为以后攻城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7年11月6日,我军发起石家庄战役,陈坊仁率领的九旅在纵队编成内担任二梯队,于11日投入战斗。经六昼夜激战,圆满完成歼敌任务,生俘敌3000余人,缴获坦克1辆、火炮17门、轻重机熗47挺、步熗2800余支。战斗结束后,党中央致电嘉奖,朱总司令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检阅部队时,称赞“第九旅能攻善守,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部队执行命令坚决,组织纪律性强;全旅上下团结,吃苦精神好;战斗作风猛、硬,有坚强的行军力;战术思想积极,不打则已,既打就打歼灭战。第九旅要继续前进!”

  1948年1月,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第三纵队攻击涞水,九旅进至庄町地区阻击援敌。12日拂晓,与援敌激战中俘敌侦察班长1名,陈坊仁亲自审问,得悉进攻之敌为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他迅速向上级报告,为上级首长定下歼敌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九旅协同纵队主力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新编三十二师共5000余人,敌三十五军军长被迫自杀。此战给刚上任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当头一棒,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斗志。

  3月,九旅参加察南战役,解放怀安。5月,为保障纵队歼敌,在南口以西大头村阻击作战。6月,攻克平古线要点石匣镇。9月,为配合我军辽沈战役,出击平绥线东段,于10月上旬进行了奔袭宣化以东贾家营战斗、围攻太平堡战斗。10月26日,接到紧急命令,以4天急行军250公里山路,提前赶到望都以西地区,致使企图偷袭石家庄之敌九十四军掉头逃回。
【陈坊仁抗美援朝屡次立功】
 1950年9月,陈坊仁任华北军区第六十六军副军长。10月,部队正在天津附近驻地收割水稻,接到赴朝作战的紧急命令。陈坊仁带领第一梯队师,仅经过几小时的仓促准备,就登上火车,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30日,六十六军投入战斗,迎击高度机械化的美军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在语言不通、地理生疏、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经7天激战,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与友军一起迫敌全线后退,完成抗美援朝第一战役作战任务。其间,击落美军B—29轰炸机1架,俘敌少校以下飞行员4人。第二次战役中,六十六军担任正面突击、在运动中歼敌的任务。11月25至29日,接防泰川北,血战阿里山;攻击宁边、博川,夺取回德里。经6天激战,击溃当面之敌,共毙伤俘敌1370余人。第三次战役中,六十六军与四十二军共同组成突击集团,组织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向有准备之敌进攻的战役。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气候严寒、缺少补给等种种困难,突破“三八线”,六十六军歼灭伪军3200余人,缴获各种火包60余门,轻重机熗80余挺,步熗、卡宾熗1400余支,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2月7日至11日,六十六军担负五音山阻击战,顽强抗击敌5昼夜的连续进攻。11日至16日,参加反突击,进逼原州。16日起,实施机动防御,在横城地区浴血奋战27昼夜,同兄弟部队一起,大量消耗了敌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我军战略预备队集结争取了时间。六十六军共歼敌10548人,缴获各种火炮69门、各种熗支1614支(挺),击毁敌坦克5辆、各种车辆186台。3月15日,六十六军奉命回国休整。当月,陈坊仁调任六十八军军长。

  1951年6月9日,陈坊仁再次奉命入朝作战。他带领六十八军,经十多天的连续行军,于7月中旬进入元山以西地区,组织抗登陆防御。8月下旬,全军再次长途跋涉,徒步行军至淮阳地区集结。1951年10月至1952年11月,六十八军在北汉江至文登里约25公里的正面上,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防御作战。六十八军始终贯彻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与美伪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其间,1951年10月初,六十八军奉命接替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的防务。当时,陈坊仁向志愿军二十兵团首长建议多接一部分防务,以减轻人民军五军团的压力,并派出一部分部队提前赶到五军团的前沿阵地,协助友军作战,边打边接。随后指挥全军及时进入指定防区,顺利完成了接防任务。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称赞说:“这是二十兵团战史上一次较为满意的接防。”志愿军司令部在嘉勉电报中指出:“六十八军接替人民军五军团阵地,初出马即阻击了进犯之敌,甚好。”



刘培善不堪批斗上吊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的除了教授学者,还有几位浴血奋战过的开国将军。
     刘培善不堪批斗上吊
    刘培善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3月,刘培善奉命到江西“支左”(编辑插嘴: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被认为支持保守派(江西省军区和部分军分区)遭批判。6月7日,刘培善被“造反派”强行绑架进京批斗,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说他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路上刘培善假装“肚子疼”要求看病,通过医生给南京军区传出纸条,这才被解救。1968年4月他进京参加学习班,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宣读了一封对刘培善的检举信,批判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反军夺权,批斗中有人动手打他。刘培善不堪忍受,于5月8日晚在锅炉房上吊自杀。终年56岁。
    获知刘培善因被批斗而自杀,毛泽东在福州军区的报告上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后来周恩来也说:“刘培善同志是老同志,好同志,我们没有做好工作!”1978年5月,福州军区为刘培善举行了悼念仪式,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唐金龙用把曾经抗战杀敌的手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唐金龙与另一少将同天自尽
    唐金龙是湖北汉川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爆发时他在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准备把唐金龙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贺龙随后被打倒,唐金龙受牵连也遭受迫害。“造反派”于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唐金龙,要给他戴“贺龙黑干将唐金龙”的高帽,唐金龙坚决不许,“造反派”上前摘他的红领章,他大怒,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高声道:“谁给我扯了谁给我缝上,老子决不饶他!”数日后,武汉军区召开常委会,点名唐金龙交代贺龙的问题。唐金龙拍案而起,大怒离席。
    1967年1月20日,贺龙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唐金龙在武汉军区礼堂被指为“贺龙的黑干将”,也被扯去领章帽徽批斗,并被要求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书面检查。21日凌晨,性烈如火的唐金龙选择了一种极端方式来维护军人的尊严--他在家中用那把曾经抗战杀敌的手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唐金龙同一天自杀的,还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吕炳安是河北省深泽县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67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受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1月21日上午,吕炳安在军区招待所被发现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王良恩被江青逼上绝路


     王良恩被江青逼上绝路
    王良恩是山东潍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办日常工作和协助周恩来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查抄林彪的住宅时,发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3封信。从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
    1972年底,江青指示“彻查信为什么到林彪那里”,大约一个月之后,江青又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并开会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这封信被发现后,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江青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罪责。因此,她气急败坏,对王良恩绝不肯放过。
    在那一段日子,王良恩把自己关在住所里,先后写了四次检查,但每次检讨都被顶了回来。他被批判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狼狈为奸,篡党夺权。1973年1月26日,绝望的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时年54岁。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在一定范围内为王良恩作出了平反的决定。
    此外,上将阎红彦1967年1月8日逝世,公安部部长、少将李震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也为自杀,但至今仍有疑问看法。(摘编自《党史博览》《济南文史》《文史精华》《开国将军轶事》)

  刘培善,1912年9月4日生于湖南茶陵枧田乡石屏村。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茶陵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江西安福县独立营政治委员,湘赣红3师第3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先后任中共湘赣省委挺进队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第1支队政治委员、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共湘赣省委常委、湘赣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参与领导坚持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政治委员,随部挺进敌后,参加开创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政治委员。参加黄桥战役后,任新四军第1师2旅政治委员。1943年10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苏中、泰蒙、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福州、漳厦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0兵团、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哪两位开国少将同一天自尽?】



  刘华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年8月28日,中央军委任命刘华清为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始终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和航母建设,1980年5月,刘华清率团访问美国,美方安排的“压轴戏”是参观“CV-63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军航母。刘华清说道:“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2011年1月14日刘华清逝世,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服役,了却了刘华清生前的一桩心愿。
【海军水兵左手向胡耀邦敬军礼 刘华清看后欲砸电视】
核心提示:当胡耀邦走近队列,与前排官兵握手时,有一名水兵竟然用左手向总书记行军礼。更要命的是,这个镜头还堂而皇之地在央视新闻播了出来,气得他这位新任海军司令官恨不得当场把电视机给砸了。



本文摘自《海军司令刘华清》,作者:施昌学,出版社:长征出版社

1982年11月底,刘华清刚刚上任一个半月,便收到一封批评海军军人行为举止不文明的群众来信。

与此同时,刘华清还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镜头画面。

那天吃完晚饭,他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中央电视台每晚七点档的《新闻联播》是他必看的节目。头条新闻报道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海军某基地视察的消息。当胡耀邦走近队列,与前排官兵握手时,有一名水兵竟然用左手向总书记行军礼。更要命的是,这个镜头还堂而皇之地在央视新闻播了出来,气得他这位新任海军司令官恨不得当场把电视机给砸了。

军礼,是军人日常行为最基本的礼节,是军人内在气质和职业素养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这个用左手敬礼的水兵和那个在公共场所行为举止不文明的青年军官,传导给刘华清一个强烈信息:海军官兵的基本素质很差,部队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

“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邓小平的嘱咐再次警钟般回响在刘华清耳边。

危机四伏,刻不容缓。一封群众来信,一个电视镜头,促使刘华清在海军机关大院的治理整顿刚刚发轫之际,便急切地擂响海军部队全面整顿的战鼓。

1982年12月初,海军司政机关发出《关于整顿军容军纪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全海军范围内以军容军纪为重点,集中整顿三个月。

12月9日,《人民海军》报发表题为《军容风纪要有一个明显好转》的社论,并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海军开展军容风纪大整顿的消息。

12月14日,《人民海军》报以《一份生动的教材》为题,配短评摘要发表了批评海军军人行为举止不文明的群众来信。

1983年1月9日,海军召开整顿军容风纪电话会议,对整顿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对数十万海军官兵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冬季。

这一年,作者在海军烟台基地政治部工作。作为一名军级机关的青年军官,我的感受是重新经历了一遍炼狱般的新兵集训生活。每周一、三、五早操,外加三个半天的队列训练。立正、稍息,三面转法,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直线加方块,口号震天响。从单兵动作到队列动作,从军容军姿到礼节仪表,从帽徽领章到风纪扣和所有的大小衣扣,从内务卫生到头发、胡子、手指甲,全部细化与量化为考核的分值。中央军委颁布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海军颁布的各种条例、部署以及各级各类岗位职责,全都要求倒背如流、践行如仪。各级各类的检查、抽查、考核、评比,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轮连着一轮。

三个月军容风纪整顿终于结束。然而,从北京传来刘华清的指令却是:再集中三个月时间,在部队、机关、院校认真开展一次作风整顿!

继续进行作风整顿的决心来自于刘华清近期深入部队考察的直接观感。



2月下旬,刘华清登临某岛视察。舰队和基地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说,在三个月军容风纪整顿中,这个部队取得很大成效,是舰队军容风纪整顿的“标兵单位”。

然而,当刘华清在基地司令员陪同下来到军港码头时,早已得到通知的部队不仅没有按照《海军舰艇条令》规定执行舰艇三级礼仪,而且连个普通的列队场面都没有。官兵们零零散散站在码头上,见到海军司令员和基地司令员向他们走来,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傻傻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想着立正敬礼或是集合报告。

这就是经过三个月军容风纪整顿后的“标兵部队”?刘华清不禁有些愤愤然:分明是一群散兵游勇!当然,这不能怪战士,关键是干部没有带好,没有教好。看来,军容风纪和作风纪律整顿还得继续!  
  



  陈锡联(1915.1.4-1999.6.10),原名陈锡廉,字廉甫,湖北省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一度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七大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
【陈锡联永远的痛:未对“打倒邓小平”表示异议】

核心提示:自己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对“打倒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成了陈锡联心中永远的痛。邓小平却没有介意。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2年第01期,作者:夏明星,原题:《陈锡联上将轶事》(本文为节选)

“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

1973年12月,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与老部下李德生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到任伊始,陈锡联就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勘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即向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就军区的作战设防、兵力部署、组织指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军区的工作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详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作了明确的指示,为军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遂行作战任务指明了方向。”(见《陈锡联回忆录》)期间,陈锡联还勇于落实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下大力对军区部队进行整顿,加强了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对此,党史研究者公允指出:陈锡联在北京军区的工作中注意尊重邓小平,是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有助于树立复出的邓小平的威信。

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次年2月至1977年2月,在邓小平再次落难时,陈锡联一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陈锡联同志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见《人民日报》刊登的《陈锡联同志生平》)。

自己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对“打倒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成了陈锡联心中永远的痛。邓小平却没有介意。

“四人帮”一粉碎,陈锡联就与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拉手,陈锡联心想,“小平同志没有怪我!”他兴奋地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您了。”这时,邓小平的耳朵已经很背了,由卓琳在一旁翻译。听了陈锡联的话,邓小平没吭声,但看得出心有同感。

1978年秋冬之际,邓小平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了老首长。一见面,陈锡联诚恳地检讨:“在我的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我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上总可以说一句话吧,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却没有说。”邓小平摆摆手:“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陈锡联坦承自己存在错误与不足,邓小平宽慰他:“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都适时为他解围。对此,陈锡联激动不已。小平同志还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这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在《陈锡联回忆录》中,陈锡联把自己对邓小平的感激倾注在字里行间:“他……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终生难忘。”

1980年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号召,辞去一切领导职务,随即当选中顾委常委。1988年7月,根据邓小平签发的命令,陈锡联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陈锡联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11日,张万年、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功臣,英雄本色--深切怀念陈锡联同志》一文,代表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陈锡联:“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以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智大勇,敢打善打硬仗、恶仗,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罗瑞卿女儿回忆中南海秘闻:陈锡联竟奸污了亲侄女】
罗瑞卿女儿回忆中南海秘闻:陈锡联竟奸污了亲侄女(图)
最近大陆网站将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摆上网,引起广泛关注。大彻大悟的这位红色公主在回忆录中对中共革命有很深的反省,也披露了中共高层很多丑闻。毛派分子爱说毛泽东时代官员很清廉,但罗点点的披露显示毛时代的中共特权分子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生活相当腐朽。开国上将陈锡联甚至姦污侄女。

罗点点父亲文革前是毛的宠臣,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及公安部长,因此罗点点童年享尽荣华富贵。她回忆童年夏天在王侯们的乐园北戴河度假:「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裡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她眼睛裡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罗点点才知道: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只知道那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罗点点未说明这位将军是谁,但转载者注明是陈锡联。杨大哥很可能是中办主任杨尚昆的儿子杨绍京或杨绍明。

罗点点还说,中共上层这类事很多,据她所知,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中共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也很好色,江腾蛟为讨好刘亚楼还多次为刘亚楼拉皮条。不过在中共官方媒体上,刘亚楼则是个只爱妻子的好男人。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核心提示】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1 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2 “扩大”开会

决定罗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1、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2、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3、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4、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3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11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崐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4 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熗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5 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o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6 原则和纵欲

罗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

1945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7 乐园

1928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习惯地称之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1946年饶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8 虚无主义

罗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1977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的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但罗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长期受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

原来这年的8月,苏联发生了“八o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

确实,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连点点也认为:“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联的。”

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结果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

罗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的,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宣扬绝对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政治运动中,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组织上”有半点怀疑,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知、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

9 犹太人与犹大

点点把罗的被整与犹太人的命运相比。犹太人为什么受迫害,她认为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悲惨的犹太人是否因其理想品格而受难姑置不论(因为欧洲人迫害犹太人的理由之一是犹太人中出了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但罗的遭遇可能并非因完美的人格,庐山会议上,他扮演的是犹大:一次是7月10日晚了,毛召见周小舟、李锐等人,周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下必甚焉”之类直接批评毛的话,毛没有见怪,并表示了反左的态度。事后周很兴奋,就向罗讲了,由此传给“下必甚焉”的柯庆施等人,间接推动了庐山会议的转向;二是7月23日上午,毛发表批彭的讲话,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气不过,就到黄克诚处出气。彭德怀进来后他们几个告辞出来,路中遇见罗,罗当然向上告发,“二十三日事件”后来成为湖南集团和“反党俱乐部”的证据之一。在庐山会议期间,罗是批彭“护神”的主力,几十年后李锐还说:“我特别记得他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情。”从彭德怀下台的1959年到1966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恰恰在此时飞黄腾达的罗脱不了干系。承认这段时期党犯过错误,其中少不了有罗的一部分。

但点点的这一比较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她说的:

当有人自认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发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萨特的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罗也许并不高尚,但比一些同侪能干一些,上面对他更信用一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0 理想无辜

点点没有就事论事,她有许多反省和总结,比如:

无产阶级的职业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的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在基本肯定革命理想和政党原则的前提下,这是对中国现代悲剧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自我批评。但有几点不宜混为一谈。首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乱伦的将军有什么理想可言?那些在批罗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又是为了什么理想?其次,既已认准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在祸害人类,这里的问题就不是至诚至爱的理想本身,而在于这些奸恶。内部斗争无休无止,根源之一是缺乏基本的“诚爱”而太多对权位的迷恋。如果说点点不爱她的姥爷和姥姥是因为有阶级之分的话,那么在这些革命家中间,除了爱伟大领袖,他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诚、爱呢?每一个人倒下,不都有群起而攻之唯恐不及的现象。清算大奸大恶要把它们从假借的“理想”中剥离出来,而不能把帐算到至诚至爱的理想头上。

在这方面,陈毅有过人的表现。40年代刘少奇支持饶漱石抑制陈毅,使陈委屈了好多年。

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革命同志之间是很少见的。

11 悲剧和喜剧

“文革”把多年来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空前的灾难使得国人由此上溯向毛体制和思想质疑。但各人的思路不同。点点记得1970年冬天,他到刘少奇儿女家去,在一特别的气氛中,刘园园点了几支蜡烛,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点点动情了:

自从三年前,“文革”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有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界限以来,我从没有想出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点点是在乐园中长大的,她没有经历过诸如延安整风之类的洗礼,遭逢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她知道乐园就是革命制度,她理所当然地听从毛的号召,与爸爸划清界限。只是乐园已失之后,刘园园的话才使她想起乐园其实是她爸爸的权力。

罗的觉悟却是另一种契机诱发的:

一直到坐了班房,他还在想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产生这么深的的误会的时候,九大的消息传到了这个临时监狱。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许看报纸。爸爸说:“我看到叶群的名字写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单里,我就想,这些人恐怕要完蛋。”说来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没有因为他的裂骨折筋而发生,没有因为他被装箩筐,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而发生,没有因为妻离子散而发生。而当他看到庄严的党章上,党的政治局名单上出现林彪、叶群的名字的时候,他却想到这些人要完蛋了。

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他清楚地知道,党给了他一切,他的一切就都属于党。罗的同乡刘伯承元帅少小贫苦,“当他那么幼小的时候,生活就那么严酷地教育了他,教他懂得,像他们家那样的,在那个社会永无出头之日。”成为一方统帅之后,刘伯承深有体会地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他们因此可以接受加诸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他自己的残暴和虐待,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既革命永远神圣,毛永远正确,那么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党内民主、党员权利、生命价值等等都被可以献上革命的祭坛。无论发生多大的的悲剧,包括他个人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与伟大。因1967年“七o二O”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文革”后期在福州对韩先楚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唤醒他们觉悟的,只能是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悲剧演变成喜剧,他们愿意以生命献祭的革命按其惯性演变为滑稽戏。所以罗瑞卿只是在发现他曾极度鄙视的叶群也进了他一直认为神圣的最高机构时,才获得从不同角度审视“文革”的可能性。

12 要警惕什么?

点点动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要警惕什么呢?

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失去尊严回归兽性?点点转述她母亲的回忆,批罗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

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确实,几个战争狂人、某种专制制度可能都不是最大的危险,但像罗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人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是罗帮助建立起来的,它凌架于任何个人之上而把毛高高耸立起来,除了毛,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怀时,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象征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1968年李被送进监狱,“这个监狱是解放以后新造的,造得非常坚固,但在生活条件上并不完备。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是这个建筑的主持者,原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正是这个建筑的财政预算的批准者。但竟有这样的怪事情,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两个’自作自受‘,也都同时被子关在那里。”

体制是人制造的,革命者为什么要建造这种令革命者也胆寒的体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虽然能冲杀在前,但要真正指向领袖设定的目标,却需要精心组织。井冈山时期有个著名的“八月失败”。原因一是湖南省委的瞎指挥,二是由湘南农军组成的28团战士急于“回家割稻子”。这些已经卷进了革命队伍的农民们,还以为他们可以一边务农一边革命。对于这样的农民,不实施一套严格的管理怎么行?

13 林豆豆喊冤

罗瑞聊是武人,罗点点却会写书。1988年春,林豆豆看了她写的《非凡的年代》后,托人转告她: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都是听大人说的。不久,这两个凋落家族的后人有了一次约会:

我家的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吗?是我。”

原这就是林豆豆,红色中国第二家庭的千金,写过《根深才能叶茂》和《爸爸叫我写文章的》的《解放军报》记者。此刻,豆豆似乎还没有从毛体制下的恐怖中走出。她向点点说明:林彪是好人,叶群是坏人,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出走的。点点并不接受这一评价,但她对“九o一三”事件有自己的理解:

毛林联盟从组合到解体的复杂离奇的故事,总使我这个最直接的受害者的女儿,在深夜醒来之际感到担心和害怕,我担心在我们那么匆忙地将历史分出是非的时候,是不是遗漏或忘记了什么?

公开林彪事件的中央1971年第57号文件中有一段话:“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党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但受到表扬的豆豆并没有因此而少受审查。“文革”结束后,豆豆的一个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为林彪“翻案”。她认为,在“九一三”事件上,至少有两点遗漏了。

1、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九大以后,毛反对、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但林从未表示自己要当国家主席。事后认定这是林彪罪状,依据是吴法宪揭发的叶群的一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叶群不是林彪,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林豆豆强调的。点点由此想到九大期间在大会通过主席团名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立即举起手来,毛泽东看见大家举手,就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会上一致通过。

如果说在九大上,毛、林推推让让,争着自己当副主席,要对方当主席,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之间的类似游戏如此随便,为什么这一次就一定反过来:林彪假心假意让毛当国家主席,而真心真意自己要当呢?”

2、关于林彪的武装政变。林立果在林彪的羽翼下组织联合舰队,试图谋杀毛泽东,但林立果不是林彪。这位统率百万雄兵横扫中国的元帅,这位深谙中共体制及毛的谋略、又有刘少奇前车之鉴的二号人物,大概不会以为凭一纸“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就可以发动一场政变。所以点点总觉得,这整个事件中缺点什么。

罗、林两家是跷跷板的两极,罗跌入深渊而林跃上巅峰;林折戟沉沙而罗获得自由。度尽劫波姐妹在,相逢总是论先人,两个童年的朋友未能一笑泯恩仇,她们中间仍有障碍,豆豆两次都没有直接回答点点对林彪的疑问。尽管如此,点点不但对林彪事件另有所思,对豆豆更有理解:

灯光下,我看到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点点和豆豆都不是当事人。20年并未使尘埃落定,但时光却使点点清醒了一些。当她把豆豆的话告诉她母亲时,郝治平的反应是:

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

林豆豆有没有权利喊冤?郝治平当然不是说经历过家破人亡的林豆豆本人毫无委屈,而是嘲讽林豆豆为林彪喊冤,这不只是直接受害者郝治平(林豆豆说认为林彪在得知上海会议要整罗时很难过,还流了眼泪),国人中的大多数恐怕都把林看成是元凶而非冤鬼,林豆豆的努力几乎是无望的。

这有两个问题。在事实的层面上,只有档案解密,可以提供“九o一三”事件的的前因后果及林彪政变、叛逃的直接证据,就是把点点感到的“缺点什么”拿出来,才能对林彪做一个没有疑义的判断。在分析的层面上,革命体制彻底改变了国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秩序,“文革”更是颠倒一切,即使在混乱中被打倒的人,当时也都默许、支持、参与了浩劫的制造,过来人极少是干净的。所以不能以正常秩序下的对政治人物的判断标准来评论林彪。而且,既然毛晚年犯有严重错误,那么对毛、林的恩怨就不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事实上,豆豆告诉点点,林对毛的弱点及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有所感觉,豆豆1964年自杀的原因之一,就是听了林对毛的议论,一下子不能接受却又万分绝望。现在看来,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至少对“文革”的反省、对毛的批评,都不只是“恶毒攻击”。没有多少理由说小舰队是一批眼界开阔、意在矫正“文革”后果的“改革派”军官,但林彪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人物,对他的恰当评论肯定要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凡是论”,毛不是审判林彪的最高法官。

14“失乐园”

点点记忆的每一节,都以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句话做引子。她的乐园,不仅指她刚生下来时的暖厢,也是指罗部长在南池子的大院子,更是指革命政权赋予她的种种特权和优越,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她的革命体制的紧密联系。罗倒台后,南池子的院子失去了,革命也不再光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点点也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沉郁清怆。

“文革”中失去的乐园有许多在“文革”后又得到重建,通过子女“接班”,乐园可望风景常在。点点的不幸在于罗的复出“仅仅一年”,作为罗的亲属,她当然还会有许多余荫,但显赫的罗家毕竟不会家道复初。

点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会了在对生命价值的认同,这使她习惯于“乐园”后的普通人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她还操心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毛泽东、罗瑞卿这一代革命家以国人的血泪和梦想建立的王国也面临着质疑:“我们既往习惯的正确立场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20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无法讨论。”但点点的态度是明确的,她以康克清对苏联巨变的焦心作结,这里并无讽刺的意义:

在她面前,我们这一辈人显得多么懦弱渺小!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我有权利说:我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后代,或者我平生只作过一名庸俗的医生吗?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让我们奋斗了一生的前辈,在垂暮之年如此惊悸不安,黯然神伤。我们难道不该羞愧吗?

以意志坚忍而论,这一代人也许是渺小,然而,堪称高大的上一代人给民族和国民带来了什么?甚至这些革命者本人也不得不忍受自己参与创设铁笼的煎熬。1971

年夏,朱德在北戴河对陈毅说:“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作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会清楚的。”高大的身影包不住内在的痛楚,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仔细讨论,但点点以如此丰富的经验得出这样的套话,至少从写文章的角度看,有点虎头蛇尾。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对它的理角也得有非凡的视界。

“窗外夜色正苍茫。”失去乐园的点点,引用了《失乐园》的一句话来表达她的无奈和隐忍:

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道路。

人间本无伊甸,点点的伊甸,其实是靠着父亲而享受的革命成果,这个革命由于走到自己的极端而自我暴露自我消解了,所以即使罗复出不只是一年,点点“文革”前的乐园也不可能风光依旧。她或者是借父权而攫取国民的财富,像现在一些搞官倒的衙内们一样,或者是回归普遍人、也是正常人的生活。如其所述,点点走的是后一条路,诚然孤寂,诚然凄惶,却真实平静,不需要揣摸上意,不需要担心受怕。芸芸众生,就是这样安排生命的。点点的深藏的酸楚,倒是披露了革命之于革命家们的真正意义:要在孤苦的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但普通人却需要告别这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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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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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基伟(1914.11.16—1997.2.2),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上将秦基伟有多“大胆”?】

近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刊登了《上将秦基伟趣闻轶事》一文,并称“刊登此文,期盼能给读者带来启示”。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作为开国中将,秦基伟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战功赫赫。因为作战勇敢、提着大刀只身冲上前线,他获得了“秦大刀”绰号;后来又腰插菜刀,夜闯太行山下小根村日寇炮楼,老区人民说他像走亲戚一样就炸飞了炮楼,他又获得了“秦大胆”绰号。

抗美援朝战场上,秦基伟指挥了上甘岭战役等重要战役,被美军公认为最牛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另外,他还是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总指挥,曾陪同邓小平检阅受阅各方队。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7年2月,秦基伟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在他逝世19年后的近日,解放军报刊发回忆文章,期盼读者获得哪些启示呢?

  惹火邓小平

  穿便衣悄悄外出看戏被邓小平批评

秦基伟(中)与邓小平胡耀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上将秦基伟趣闻轶事》一文,讲述了秦基伟记被刘伯承严厉批评、被邓小平通报批评、给溥仪作报告、戒烟等几个故事。

被刘伯承严厉批评,发生在秦基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期间。

一次部队行军过桥,秦基伟骑的那匹骡子就是不敢上桥。秦基伟很生气,他让马夫在前面牵着骡子使劲拽,自己在后面掏出手熗,朝天放熗,吓唬骡子,好不容易才到了河的对岸。

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刘伯承那里。刘司令员立即把他叫了过去,进行了严厉批评:“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够改掉啊?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熗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这次批评对秦基伟触动很大。后来他反思这件事情时说:“我那时才30出头,年轻,只觉得挺好玩,没想那么多。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做是多么影响形象。”

被邓小平通报批评是1948年10月,9纵部队攻克郑州后某日。

这一天,秦基伟把工作安排妥当后,换上便衣,悄悄地寻到一家剧院,自己掏钱买了一张票,进去看豫剧演出。谁知刚落座,中原军区政委邓小平就打电话找他。司令部值班参谋如实汇报:“秦司令看戏去了。”邓小平一听就火了。二话不说,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

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到,对这次通报批评心服口服,“小平同志这一手很厉害,矫枉必过正,敲山可震虎。在非常时期,尤其需要这样”。

秦基伟作的报告,曾让溥仪流泪。

上甘岭战役后,正在筹建哈军工的陈赓让秦基伟到战犯管理所作报告,其中,除伪满“皇帝”溥仪与“大臣”外,还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共80余人。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专门讲述了这个报告对他和他的“大臣”的影响: “在一棵大树底下,(秦基伟)摇着白纸折扇,给我们讲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那个举世震惊的‘上甘岭战役’的辉煌战例”,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做梦也绝对梦不到的好教育”。“尤其是当我听到了黄继光、邱少云各位英雄烈士的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光辉事迹时,更使我以及我的多数同犯,都不住地落了泪”,这些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让我们“打开了视野”“经过不断的对比,不由得不开始思索起许多问题”。

秦基伟戒烟,源自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的一个“承诺”。

1953年,秦基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上甘岭战役的情况。他刚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就从房间里出来,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随即拿出香烟并递了一支给他。秦基伟觉得在毛主席面前抽烟不好,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便脱口而出,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不会抽烟。”他这样一说,毛主席也就不再劝了。

回到驻地后,警卫发现秦基伟只喝茶不抽烟,心里挺纳闷:军长平时烟不离手,一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今天是怎么啦?秦基伟很严肃地对警卫员说:“我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不会抽烟’,怎么能够言而无信呢?”

从此以后,秦基伟果真戒烟了。

  “叫板”麦克阿瑟

  “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秦基伟回忆录》中,秦基伟也曾讲述这次向毛泽东汇报上甘岭战斗的经历。

接见时,毛泽东问:美国佬好对付吗?

秦基伟说:刚入朝的时候对他的活动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三个长处:一是机动快,二有制空权,三是后勤及时充足。但他也有三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有这三条,他就注定要败在我们手里。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红墙大事》等作品,以及《福建党史月刊》发表的《开国元帅喝酒趣事》等文章,记录了秦基伟的其他故事。

据《开国元帅喝酒趣事》记载,1964年初春,陈毅随同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归来途经昆明时,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斗酒,请周恩来做裁判。

当时陈毅虽然用了不少“战术动作”,但最后还是坚持不住,连叫暂停,对秦基伟嚷道:“算喽算喽,秦基伟,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啰。喝酒你是喝不过我的,但是我不能眼看你犯错误,你不能再喝就算了,别放屁装在竹竿里——充棍喽。”

据《红墙大事》记载,文革期间,秦基伟无辜被关押。周恩来获得消息后,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书中称: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他要见见秦基伟。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当时,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那我还戴领章吗?”

书中记述,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此后,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任国防部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走上国防部长岗位时已是1988年,秦基伟已73岁高龄。

一次出访交流时,他对身边人说:“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是意志的锤炼,是10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

  培养两子均为将军

  “父亲从不教我们耍权术,他自己也不懂”

秦基伟的两个儿子:长子秦卫江、次子秦天。“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目前哥哥秦卫江是中将,弟弟秦天为少将。

秦卫江1982年从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后,一直在指挥岗位上工作。1998年申请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外军战略,2002年拿下了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成为解放军作战部队中第一位被授予军事学硕士学位的军职指挥员。

此后,他历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第27集团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史上最牛军改”后,今年1月底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

秦卫江弟弟秦天1973年入伍后从基层干起,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等职,曾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先后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后从部队转到院校,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等职。

今年1月转任武警部队参谋长,这是秦天半年内再履新职。去年8月,秦天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接受采访时,秦天多次谈到父亲对他的影响。

当年他赴边境地区作战时,强忍着泪说了一句话,“爸,也可能我就不能尽孝了。”结果被秦基伟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们这个小仗算什么呀,跟我们过去战争年代能比吗?你一个当团长的怎么能有这种情绪?!”

“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但是很快就醒悟过来了,他其实是在点拨我”,秦天说,秦基伟用听似很无情的言词点拨他:指挥员在这个时候不能婆婆妈妈、儿女情长,这种看似人之常情的情绪会对部队产生负面影响。“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老一辈就是老一辈,他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我怎么带兵打仗”。

秦天说,他参军到作战部队,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秦基伟的要求,“老一辈几乎都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从战士做起,要不你当兵干什么?既然你有志于这一行,那我就告诉你这行的规矩,从连队当兵开始”。

在秦天眼中,秦基伟既是一个慈父,又是一位良师,“他教给我们太多了。他从来不教我们怎么耍权术,他自己也不懂,这方面他几乎是白丁。但是他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些他讲得太多了。而且全是经验,在连队怎么带兵,怎么团结人,甚至怎么搞伙食”。

  


  尤太忠(1918.12~1998.07.24),河南信阳光山砖桥镇陈岗村尤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大专学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赫赫有名的二野六纵“三剑客”之一。

【【中华史林】尤太忠上将在邓小平去世多年后才敢说出这件事】

尤太忠将军:有些事邓小平在世时我不愿贸然说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年第12期,作者:吴东峰,原题:战将风骨尤太忠

就是这天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1973年2月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3年之久的邓小平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和李达、苏振华三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看望了小平同志。

一个人的经历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偶然的事情,但在偶然事情中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这个人的品德。尤太忠是在去301医院看望李达时,得知小平回京消息的。当时他和李达有这样一段对话

尤太忠将军

李达:“你知道不知道邓政委回来了?”尤太忠:“我不知道。”

李达:“你去看他不?”尤太忠:“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呀,怎么去看?”

李达:“你愿意不愿意去?”尤太忠:“当然愿意去,多少年没见面了。”

李达:“那你去坐我的车,或者坐苏振华的车。”尤太忠:“我就坐你的车。”

李达问尤太忠愿意不愿意去,说明去看小平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小平只是回北京,他的政治命运如何谁都不清楚。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尤太忠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何况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职务。据说,当时有一位和尤太忠相同职务的军区领导,邓小平专门托话给他,仍不敢前往看望。但尤太忠就是尤太忠,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犹豫。

将军接着说,小平住在西山的一个院子里。值班守门的正好我认识,原来是27军一个参谋,调到那儿当连长。他看到我来,给我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去了。我进去后,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啊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李达、苏振华、尤太忠看望他们的老政委邓小平时,谈了些什么,将军没有说,但他谈的一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

尤太忠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烟,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资料图:邓小平

历史大多是在无意间写成的,人的品德往往也是在无意间流露的。看到小平同志当时的境况,尤太忠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西山返回时,他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

尤太忠急乎乎地问:“有没有好烟?”老部下答:“有,中华。”当时中华烟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将军说:“给我买几条。”

老部下瞪大眼睛望着他,问:“你买那么好的烟谁吃?”将军说:“送人。”

将军买了5条烟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门开了,小平同志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将军说,“给你拿几条好烟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

烟雾缭绕中,尤太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过足了第一口烟瘾的邓小平感激地望着这位老部下,就像当年望着汝河激战中的将军一样。

人民网揭秘邓小平真正死因 卓琳说出了实情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 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 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在逝世4天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 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 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 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

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 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

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 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

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 休息,也是思考。

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 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

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 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

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了。

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 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

这是 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 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 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 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 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 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 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 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 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 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 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 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 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 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 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 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 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 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 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 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 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 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 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 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 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1986年尤太忠将军为何事“抗命”总政治部】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曾经对我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我们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叫《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文章送尤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表。6月1日,我收到了尤将军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 5/30

我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我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当我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我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熗毙它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将军并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话剧《北上》的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两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将军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对方说:“这是……指示啊!”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王雪晨回忆那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她说:他打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我担心极了,悄声说:“你这样说,非要丢官不可。”结果他对着电话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撤了我这个司令,我们也不演!”将军拍案,震动京华。据说此事在北京军界上层曾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元帅将军们议论纷纭,最后还是邓小平为他说了话,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还是在将军以后的经历中投下重重阴影。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我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北上》?尤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得简单而干脆:“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北上》电视,看了一半就把电视关了。”“总政要军区演《北上》,我专门把剧本要来看了三遍。”将军把右手掌握成拳头,然后伸出一个个指头,“一二三四”地数落道:“哪有那回事嘛?红四方面军30军9师师长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结果不让他北上,把他熗毙了。九师师长我熟得很,叫汪乃贵,住在武汉元宝山,前几年才去世。还说熗毙了两个团长,四方面军的团长我都认识嘛,哪有被熗毙的。”

“哪有那回事嘛!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下面的干部都犯错误嘛……”

显然,尤太忠将军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与艺术典型化的《北上》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简单的比照。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这种比照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他对红四方面军的胜败功过有着自己的事实标准,有着自己出生入死的亲身体验。他的沉默和抵制,是一种道德良知的坚持。

“不说了,不说了。”将军挥挥手,神情有点疲惫。我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周衣冰,原名周余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巢县(今巢湖)柘皋镇人。早年就读于位于柘皋的巢县第二高级小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中共巢县区委书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游击纵队连指导员,凤阳县区队教导员,淮南军区分区坚持部队副司令员,中共津浦路西中心县委书记。坚持了淮海、津浦路西敌后武装斗争。1948年后任江淮军区分区副参谋长。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旅参谋长、师参谋长。1954年军事学院毕业。后历任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1987年起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法律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文革后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平反遇阻内情】

1969年6月至1971年1月,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革”初期,时任副司令员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对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多起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首都安全做出了贡献。1969年他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带北京军区前指和部队赴内蒙古地区,保证了稳定北疆,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革”动乱中,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郑维山在逆境中主持工作,他忍辱负重,尽职尽责,苦撑局面。1970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开了50多天,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险些病倒。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才勉强收场。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此,郑维山的厄运来了。

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军委座谈会也并入,这就是华北会议。主要是揭批陈伯达,并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会议分小会(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却不讲话。

陈先瑞回忆,毛主席说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反林有功”,江青也自认为立了大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多次讲话。“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不仅大得很呀,还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对北京军区的仇恨这么大,对北京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每个人的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被“伟大旗手”江青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江青还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这回没有人敢保郑维山了,他先靠边站,接受批判,最终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江青却把“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摇身一变”,从反林彪又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伙同林彪反党。被押往安徽山区一个农场监督劳改。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

郑维山的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

郑维山子女的信和聂帅的批示,转到总政。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

因为郑维山曾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

12月12日,北京军区请示总政,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负责做审查结论。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交代处理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的这个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此事。

很快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将郑维山和家属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写了郑维山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批示。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郑维山审查结论,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1969年,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授意下,修建五台山林彪纪念馆,负有领导责任。还有几条如支左和抓杨勇与老帅对质,不好写入结论,算结论之外。

第一稿写好后,征求了郑维山的意见,他不同意。说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7月13日,郑维山写报告给胡耀邦,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

因为,“华北山头主义”不平反,他的平反也不可能。

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教导团政治委员、团长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军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震(1915年3月3日—1992年8月20日),男,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 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冯玉祥(1882-1948)男,汉族,安徽省巢县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冯玉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1917年张勋复辟时率部入京击溃张部。1921年7月后任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同年5月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回国,9月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率部北上抗击日本侵略军,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5月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1947年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被选为中央常委。1948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8月因轮船失火遇难。

【揭秘: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看不起冯玉祥】

核心提示: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

(1927年6月20日,冯玉祥(前排左一)与蒋介石(前排左三)在徐州开会,决定合作反共、反苏。图片来源:秦楚网)

本文摘自:秦楚网,作者:于瀚,原题:《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看不起冯玉祥?》

毛泽东等人曾以“冯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怀

在以往的宣传和文章中,多强调其与中共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这都是出于统战需要说的场面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里到底是如何评价冯玉祥的呢?

中共领导人私底下对冯玉祥的直接评价并不多,但是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大都看不起冯玉祥,或者说对冯很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说,在林彪看来,冯玉祥是负面典型,可与“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相提并论。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释,他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当时刘少奇也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德怀,并将其说成“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冯玉祥之所以给毛泽东等人留下此种印象,原因有三: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对于前两个问题,坊间已有诸多讨论,此不赘述,本文拟细谈一下第三个问题。

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期间农民协会抵制冯的部队征粮征兵,引起了冯的很大反感。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

蒋介石以重金极力拉拢冯玉祥,冯表示“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正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熗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

相形之下,得到列强和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经济实力则要雄厚得多。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地区税收总计不过3000万元,而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仅广东一省即有8000万,江浙连上海之关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万,蒋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总计约在2亿以上。(李朝阳《冯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论析——从双重身份双重目标视角的考察》)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拉拢也要实惠得多,就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认为“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此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两相对比,诚如冯玉祥派驻武汉的代表熊斌所说:“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向武汉要什么没什么。”在此情况下,冯玉祥明确表态:“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南京有这个力量,武汉绝无这个力量”。也正是以此为背景,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除共产党,冯慨然应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在他控制的陕、甘、豫等省进行“清党”,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较为温和。

(1)政策上,严禁中共活动。1927年6月28日,冯玉祥电令豫、陕、甘三省:“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不准以共产党名义话动,亦不准假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共党须脱离共党党籍,再入本党,并宣誓不再作共党工作为准,其活动并须随时监视,以后如发觉有反本党之企图、言论、行为时,即按军法办理。”

(2)措施上,对共产党员很照顾。1927年7月7日,冯玉祥明确指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做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8月11日,冯玉祥特别交代:“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熗杀打罚”。也就是说,冯玉祥是在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既能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中共。冯玉祥是怎么将共产党员送走的呢?据李世军回忆说:“冯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约二百余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然而,随着之后中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对冯玉祥控制豫、甘、陕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冯玉祥所部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据统计,三省因参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数分别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杀者分别为450人、65人和200人。到了1928年2月2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冯玉祥终于下令,对于共产党员,“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定实行熗决。”至此,在中共看来,冯玉祥已经完全“背叛”,这次背叛尽管并没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双方也就再也没有了坦诚相待的信任,剩下的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系。

1933年察哈尔抗战,冯玉祥与中共再生嫌隙

1933年冯玉祥联合北方特科发起察哈尔抗战,以图东山再起。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而尽快与中共恢复关系是其东山再起的重要一环。冯之所以非常看重与中共的合作主要有两个原因:(1)此时中共力量已经走出“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各处军事力量蜂起,冯看到“十六年之几百个共产党员,不数年间竟增至数十百万,占地近十省”,确实不免“羡慕”和“眼热”,迫切想向中共取取经,想在其帮助下东山再起,重新获得武装和地盘。(2)冯玉祥更渴望利用中共重新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据《李达传记》记载:“1933年1月,李达接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给冯玉祥讲学。有一天饭后,冯故意将自己的日记本丢在李达的房间里。李达翻开一看,其中有好几个地方写有冯要联合苏联的想法,可惜没人介绍,他想通过中共给他介绍联合苏联。”

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尽管这支部队成员复杂,番号建制均不划一,装备亦相差悬殊,但冯终于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尽管当时中共认为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首先是“严重打击蒋和张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他们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讲究手法的,比如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看没提他们,就不会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由此可见,这种注意利用冯玉祥这面旗子,“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的工作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冯玉祥很赞同这种策略,称之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种方式既避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攻击同盟军“赤化”,又使本来对中共心存戒心的冯玉祥开始信任中共人员,认为“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的,不怕什么危险的”。(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

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这些作法,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蒋介石从南昌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也明确表示:“冯在张垣为共党荧感……冯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6月中旬,何应钦便派庞炳勋等以到察省“剿赤”为名,进犯察哈尔边境,逼冯玉祥下野。(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就这样,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

苏联也认定冯玉祥是“日本代理人”,拒绝向其提供援助

让冯玉祥更郁闷的是,他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愿望被苏联总领事否决了。据高兴亚回忆说:“冯叫我到天津跑一趟,找苏联在天津的总领事谈谈,试探一下,在械弹方面苏联是否可以象北伐时那样,给我们直接援助或假手外蒙古政府给予支援。”苏联驻天津总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时才有可能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因为冯先生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气焰。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实话,以免冯先生存有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他的实际军事行动。”总之,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

不仅获得苏援无望,更可悲的是苏联当局对冯玉祥及其抗日同盟军也持完全的反对态度,同盟军刚一成立,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消息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反对南京政府,是在为日本人服务的。”“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资助并指导的冯玉祥集团采取了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日本军队’的,而实际上他是日军的急先锋……冯玉祥的活动为日军指挥部在察哈尔发动新的进攻并占领张家口提供了绝好的借口”等等。由此,冯玉祥联共求苏援的目的也落空了。

冯事后以“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来解释察哈尔抗日失败

冯玉祥联共的两个目的都落空了,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却让张家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冯玉祥注意到,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工人、农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钱、缩短时间,以及空喊革命等倾向。为了维护“西瓜政策”,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如下令取消同盟军总政治部,禁止宣传队上街讲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派人监视平绥路工会领袖,改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不准登载有关红军苏维埃的言论。冯的这些行动对秉承激进政策的中共党员来说无疑是在“出卖同盟军”,因此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在同盟军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的运动。这个运动斗争的对象是老冯”。这样,中共便在张家口发起反对冯玉祥的反妥协运动。冯下令不许士兵参加此运动,中共便组织士兵在军营内写抗议书。为扩大反妥协运动规模,中共还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开展下层士兵运动,组织反长官斗争。如第四师某部士兵开大会,将长官捆绑起来;骑兵五、六师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长官李海青,“熗毙十余个法西斯蒂分子”;冯玉祥的卫队团则全体罢岗、罢操,以至交熗不干。士兵与长官的冲突走上极端尖锐的形势。张家口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张垣戒严,马路上设双岗。

终于,随着中共与冯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上蒋介石派兵紧逼以及同盟军内部龃龉不断,1933年7月底,内外交困的冯玉祥决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军。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协运动,遂在一方面仍布置军事行动,而实际上以极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8月6日晚,冯玉祥“始以7日发表之取消同盟军之通电稿示人”。中共虽“积极动员与布置以反对他的行动,并准备实行同盟军之分裂。然而7日早他即将此电发出,并令前线部队撤退,而由宋哲元部接替。”同盟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也同意冯玉祥的做法。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同盟军一部由于执行了中共进攻北平的激进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此次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芥蒂。冯玉祥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责道:“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弟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使渠等(指中共)虽居异派之立场,而未能归吾所利用。吾等在张抗日与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为渠利用。故不能达于最后之抗日目标者,实多因此。”(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此后冯玉祥完全丧失了军事实力,中共也没有再与其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经形成,这种印象正是促成冯玉祥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口中负面典型的主要原因。

  迟浩田,1929年7月生,山东招远人,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6月参加工作,1945年7月入伍,解放军军事学院合成系毕业,大专文化,上将军衔。

  傅全有(1930.11—),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大专学历。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国后,历任陆军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1985年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任前线总指挥。战后,历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

  王永明(1930年—1994年8月9日),1930年生,山东牟平人。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将军衔。1947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区武装部文书,连政治宣传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干部处干事,陆军第12军干部部助理员,南京军区干部部助理员,总政治部干部部1处干事,炮兵团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1985年8月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90年4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常委。1993年12月-1994年8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军区党委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陈绍昆,1921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宿豫区关庙镇,中共党员,1964年5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他1939年6月入苏北抗日军政干校学习,1940年2月入党。1940年秋起任泗阳县四区,六区,七区,区委书记。1945年3月起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39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70年起任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军代表,党的核心小组长,冶金工业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荣获部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罗青长(1918年9月4日-2014年4月15日),四川苍溪人。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周恩来临终为何特意约见罗青长?】

短史记21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在国共斗争中,与许多重量级潜伏者长期保持秘密单线联系。罗青长则长期受周恩来领导,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73年,中央调查部恢复建制之后,罗青长担任负责人,直至该部改组合并为国家安全部。基于这样一种背景,熟悉党史之人大多亟欲了解: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临终前夕特意约见罗青长,二人究竟密谈了些什么。

按公开的说法,周、罗二人谈到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年谱》记载:“12月20日: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①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的说法,与此大致相同。

罗青长当时领导的中央调查部,确实负责对台秘密统战工作,密谈涉及对台工作,并不奇怪。但问题是:周、罗二人所谈,仅仅只有对台工作吗?恐怕并不尽然。周恩来卫士高振普是周、罗密谈的见证者。据他回忆,周恩来约见罗青长的心情相当急切:

“12月20日晨5时,总理让我请罗青长来医院,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核准后,我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我回到病房准备向总理报告已通知到罗青长。但当我靠近病床时,总理已经睡着了,所以只好等他醒来。我站在床边,一直等到他醒来,他睁开眼便问我:‘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我说已告诉他本人,总理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②

罗青长抵达305医院后,由高振普陪同去见周恩来。高回忆说:

“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谈话进行近二十分钟,罗青长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总理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③

按高振普的说法,因罗青长听不清,周恩来的许多话,需经过他来转述。但高振普对周的部分话语,虽能听清,却并不能听懂,“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罗青长则表示对周的话不存在任何理解障碍。无疑,这意味着周、罗密谈的,是秘密情报类的事情,二人对谈话内容心存默契,作为传话者的高振普反而如坠云雾之中。

另一当事人罗青长,1997年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访谈时,对周、罗密谈的具体内容,也仅仅提及交待对台工作:

“我在西花厅换乘了总理司机老杨开的那个吉斯车到305医院。我看到总理当时吊着输液瓶子,面色很憔悴。总理强忍着疼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青长,我平时不病,没想到这时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看到你。当时我心情很沉重,我只说了一句,我说我知道,党政军一些老干部都很关心总理的健康,希望总理早日康复。后来总理就说,我找你来谈台湾问题。他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讲到这里,总理实在疼痛难忍,他只好说,青长,休息10分钟吧,休息10分钟后,我们再谈。后来他闭上眼睛,昏迷过去了。我在他的治疗室的旁边等待。等到中午以后,总理还是没醒过来。我觉得不能再耽搁他老人家的治疗,打电话请示邓大姐,邓大姐说,他现以已经昏迷了,可能过去的事情已经忘记了。我只好告别了。”⑤

但从罗青长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对“台湾那些老朋友”的关照,是谈话末了时的内容。此前还谈过什么,则没有交待。综合高振普的回忆,二人谈话中那些高振普听得清却听不懂的内容,显然不是对“台湾那些老朋友”的关照,否则高振普不至于听不懂。

周、罗密谈内容究竟如何,如今还是一个谜。按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的说法,“1975年l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⑥此说或许可信,周在临终之际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转交给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外,杨登瀛是周恩来秘密工作生涯早期在国民党内发展的第一个高级间谍,1969年12月19日被折磨致死,临终时曾再三声明:“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⑦周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周、罗最后一次密谈中的这些意蕴,无疑是在提醒后人:在考察周恩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确切历史坐标时,绝不能忽略其在秘密工作领域的地位。周的许多行为与境遇,也须加入此种身份,才能看得更加清晰。

注释:

①《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P723-724。

②③④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230-232。

⑤《访罗青长》,载《话说周恩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P60-61。

⑥⑦卢荻:《杨登瀛: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百年潮》2013年第4期。

  尹明亮(1915—1999)江西省泰和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团卫生队队长、师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卫生队队长、分区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来源、蔚县、广仁、仁邱、黄土崖等战役战斗,精心做好伤病员的医治工作,为开辟、巩固、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热辽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锦州、辽沈、平津、衡保、宜昌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兵团组织部部长,军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兼政治干部部部长,军政治部主任,炮兵学院副政治委员,闽北指挥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尹明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ysl6963

ZxID:18892005

等级: 热心会员
闲人一枚
举报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7-02-05 0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一篇好文章,千古事,万人谈。
晚藏乌

ZxID:41410505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眸渊若潭
9.11转正
举报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7-02-05 0
已审核。

这些红二代都很厉害啊,也跟家教有关吧。
粥八宝

ZxID:65239129

等级: 牙牙学语
举报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7-02-28 0
总会有人记住
云柒梦筝

ZxID:19554057


等级: 内阁元老
举报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7-03-22 0
刘源和刘少奇真的很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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