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107岁生日时，他曾言：“上帝太忙，把我忘了。”“一语成谶”像一把飞驰而至的剑劈开了岁月，如今，上帝还是想起了他，带走了这束光。
周有光去世，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悼念他呢？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立场的问题。其实，本应该“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然后，在我们这个“逝者为大”传统的国家里，我们再次套上了别人的面具，抄一些通稿，说一些从20世纪50年代说到今天的套话，表面上犹如尊重逝者，其实是走走过场而已。
“逝者为大”这种来自于传统的说法，根源于汉民族惧怕死亡的心理，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其他民族有死后上天堂下地狱或轮回的文化，而我们先民相信长生不死（道家没有阐述清楚的责任啊）。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亲友离世，人们情绪起伏剧烈，恐惧、震惊、害怕失去和悲伤，因而对待亲友死亡的方式是情绪化的，消极的，或者在不知所措之际带出一些虚假成分。
“要说真话。”“要让死亡仪式变得有趣一点。”前一句话是周有光说的，后一句是我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这是非常可爱的。
沈从文称周有光为“周百科”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14岁时，就读常州高级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同学。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和语言学两个专业。他原名周耀平，读到《圣经·创世记》经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便给自己取笔名：周有光。那时候，周有光就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有一个主张：汉字一定要简化，越简洁越好。这个观点，与鲁迅不谋而合。
1928年，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张树声曾孙女张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接着转到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周有光也在光华大学读书。这样，既是故人又是校友，不免心生爱慕。此后，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任教，主动给张允和写信，落笔就是：“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然而，张允和不怕穷。1933年4月，谈了8年恋爱的两人结婚。
1929年，小学文凭的沈从文被胡适邀请到上海中国公学讲课，开始狂追他的女学生张兆和（张允和三妹），写了几百封情书，还要跳河自杀。这是一段名气更大的爱情故事，堪称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艳闻。中间，花了7年时间，沈从文用情书赢来了一场爱情。1933年9月，沈作家与周有光成为连襟。
周有光与张允和是老派的爱情；沈从文与张兆和是先锋与浪漫之恋。
沈从文外表看起来谦和，有些柔弱，不过隐藏在这份柔弱之下的他，却不愿随波逐流、固执，并不愿接受新思想，因此，他受尽肉体和心灵的煎熬。
沈从文称周有光为“周百科”，确实，周有光知识面非常广，犹如百科全书。周有光沉稳持重，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关键是，周有光善于处世，拥有一套豁达与圆融的处世哲学。这是文人沈从文不屑的，也是学不会的。
“汉语拼音之父”
1951年，中央一纸调令，让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周有光改行，进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出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周有光得出如此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
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周有光也获得“汉语拼音之父”的美誉，而背后其实还有无数默默工作的人。
一套语言通过宣传、教科书和教师进入课堂，灌输给学生，伴随他们生活与成长，可以说一生享用。然后，在普通人那里，语言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思想习惯和对日常事务的合理性判断。他们显然是不会意识到这点的。
语言充满着政治性。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认为，语言出自人的激情，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故而与音乐、诗歌同源；文字的出现反而导致了语言的衰败。语言激发人的想象力，扩大人的欲望，增长人的虚荣心，而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政治社会中的欺骗与强权。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为学习汉字，开始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1605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具有开创性的系统化意义。
民国后，受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影响，汉字改革遂成为主流社会思潮。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192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
1931年9月，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成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会议，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2年公布《上海话拉丁化新文字》，后改称《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1933年后，广泛于全国各地推广，1955年停用。
从历史线索上看，周有光是有贡献的，但巨大贡献则看不到。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人。从1951年开始，正是集体力量将他推上顶峰。他的上级领导是胡愈之，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个人花3年时间完成。
命运真由自己掌握？
周有光的长寿，人生历程，在于他善于平衡各种冲突。
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随后决定留下，改行语文。他改换职业，移居，则让他躲过了反右运动。
1978年，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张允和四妹的丈夫）带教授组成访问团前来中国，团长是历史学家余英时。此时是中美蜜月期间，又时值外宾的到访，周有光的环境顺势被改善了很多。1984年，周有光终于有机会走出封闭已久的国门。他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分文不带就上了飞机，凭借海外关系顺利办事。他在回忆时很幽默，一句话带过之后的众多出国经历，“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新启蒙者”
一般对周有光流俗的赞誉是：从经济学家到“汉语拼音之父”，再到新启蒙者，周有光走过了一条传奇又丰富的人生路。
其实，他在经济学上并无建树，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半途而废。接着投入汉语拼音工作之中，出版系列著作。这是他的第二春，并且一干50年。
到了晚年，周有光几乎改变了原来的自己，越来越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被赞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对于当下“国学”在中国的兴起，周有光认为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
周有光谈道：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他表示，“马克思不是上帝，错误不少”。
周有光对后辈的期望是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作者系《空中生活》主编、先锋戏剧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