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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560,#8E8E8E,,1][tr][td][align=center][size=4][b]母亲、舞者、妻子、间谍：带你走近真实的玛塔·哈丽[/b][/size][/align][table=550,#BEBEBE,,1][tr][td][table=540,#E0E0E0,,1][tr][td][table=530,#FCFCFC,,1][tr][td]
间谍传奇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位被迫与女儿分离的饱受摧残的女性的故事。一个世纪以前，荷兰脱衣舞女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以玛塔﹒哈丽（Mata Hari）之名为人熟知）在巴黎城郊被处死。从那以后，她的名字一直被认为是不贞的代名词。玛嘉蕾莎被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敌军传递机密，造成两万名同盟士兵死亡。法国法院判其罪名成立，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骂玛嘉蕾莎是“本世纪最阴险的女间谍”。作为一个离异的异国女子，玛嘉蕾莎对于与不同国籍的官员发生性关系“执迷不悔”。于是，在一战即将结束的1917年，她成了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人们想起玛嘉蕾莎时，从来不会记起她的母亲身份。然而在2017年，也就是她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荷兰的一家出版社曝光了她一些不为人知的信件。信中展现了她性格中充满母性的一面，令人动容。这些信件由洛伦斯·奥德斯玛（Lourens Oldersma）编辑，记录了与家暴的丈夫离异后，玛嘉蕾莎带着女儿艰难开启新生活的故事。由于失去了财政支持，玛嘉蕾莎面临着残酷的抉择——是该就这么贫穷度日，还是该像她所描述的那样，走上“堕落之路”？在玛嘉蕾莎的家乡吕伐登（Leeuwarden），弗里斯博物馆（Fries museum）即将举办一场关于玛塔·哈丽的展览，馆长伊夫·罗库尔（Yves Rocourt）表示：“曝光的信件揭示出了她更人性的一面。你不得不敬佩她在一无所有之后，还能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的精神。”这次展览主要展出玛嘉蕾莎的早期遗物，罗库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理念——要理解玛嘉蕾莎的性格，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她是如何战胜悲苦、改变自己的。他说：“你怎样评判她的事迹都好，但毋庸置疑的是，她是位坚强的女性。”
1876年，玛嘉蕾莎出生于荷兰弗里斯兰省的一个富裕家庭。 尽管她父亲经营的女帽店收入可观，但石油股票上的投资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财政灾难，倾家荡产的父亲抛家弃子，去了海牙（Hague）。玛嘉蕾莎1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随后她就被送到亲戚那里，与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兄弟分开了。18岁的时候，她回复了报纸上一则征婚广告，并在四个月后与鲁道夫·约翰·麦克劳德（Rudolph John MacLeod）结了婚。约翰是东印度群岛军队的一个军官，年龄几乎比玛塔大一轮，而且酗酒成性。正如玛嘉蕾莎的一个亲戚所说：“她刚脱离了父亲的虎爪，又进了丈夫的狼窝。”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麻烦连连。1897年，他们的儿子诺曼（Norman）降生了。随后，一家人启程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玛嘉蕾莎在当地军事驻地待了四年。1898年，女儿诺恩（Non）降生后，灾难也随之而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保姆给诺曼和诺恩下了毒，诺曼不幸身亡，诺恩则幸存了下来。1900年，尽管丈夫约翰退役后可以靠军队抚恤金维持生活，但是夫妻两人还是因此闹得很不开心，于是就回了荷兰。两年之后，他们离婚了。
直到现在，传记作家能找到的，也只有玛嘉蕾莎1917年间谍审讯时的审问记录，以及法国军事档案保留的她在狱中写的信件。新的书信集《别把我想得那么坏：成为玛塔·哈理之前（1902-1904）》（Don't Think That I'm Bad: Margaret Zelle Before Mata Hari）揭露了这位被称为“食人花”的女子——她在米兰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巴黎歌剧团以及欧洲的私人沙龙上有过舞蹈演出——私底下其实极度厌恶性爱。她写道：“我永远无法忘记我的丈夫给我的性生活留下的阴影。”确实，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那段日子，夫把梅毒传染了给她。为了预防性病，女儿诺恩还要接受汞治疗。1902年离婚后，女儿的监护权判给了玛嘉蕾莎。因为约翰拒绝支付抚养费，玛嘉蕾莎写信给了调解人，约翰的堂兄爱德华（Edward）。这次通信，其实是玛嘉蕾莎绝望下的举动，失去了家族的依靠，加上很多工作女性都不能从事，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忍痛把女儿诺恩送回前夫家，只身前往巴黎。后来她在信中写道：
我觉得所有离开了丈夫的女人都会去（巴黎）。一安顿下来，玛嘉蕾莎就十分想念女儿诺恩。她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中，解释了因为前夫约翰的虐待行为，她不可能同意他提议的和解。她写道：
有一次周日下午，他突然像疯了一样，拿着一把面包刀想要杀死我。幸好那时候有把椅子倒了，我才有时间夺门而出求救。玛嘉蕾莎说约翰患了一种病——有位医生称之为“易怒症”，其他医生说是“施虐癖”。
女儿不在身边，玛嘉蕾莎感到怅然若失。她这样写道：在巴黎我可以得到很多，但为了我的孩子，我可以放弃（迄今）得到的所有东西。假如我确信自己再也无法以母亲的身份待在她身边，我将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可以放弃。
她尝试过各种可以体面挣钱的方法，比如上钢琴课，教德语，当女伴，做百货公司的模特。有些工作没那么体面，但也能挣得钱，例如为蒙马特的画家们（爱德华·比森Edouard Bisson，奥克塔夫·丹尼斯·维克多·基隆涅特Octave Denis Victor Guillonnet、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等）当艺术模特。通过这些工作机会，她接触到了戏剧，这对她十分重要。书信集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她1904年3月28日写的，信中提到她曾短暂地回过荷兰。令人心酸的是，因为思念“我的孩子，我的家，我的慰藉”之后，她还起过自杀的念头。她在剧团得到了一个角色，暂时得以维持生计，但她承认她为了钱跟男人上床。她告诉爱德华：
不要觉得我是个坏女人，我不过是为了摆脱贫困罢了。在玛塔·哈丽忌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对她的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兴趣。这些信件不仅能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女子——作为家庭暴力和历史大背景下的牺牲品——更人性的一面，而且可能会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将玛塔·哈丽视为荡妇的成见。[/td][/tr][/table][/td][/tr][/table][align=right]——苏云儒1·21转载于网络，侵删歉！[/align][/td][/tr][/table][/td][/tr][/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