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笑道：“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一语道出了他忌讳冒犯刘汉正统观念，慑于由此而产生的人心向背、道义谴责和政治压力，一直不敢称帝的真实心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东汉末年政治虽然污浊，但刘汉正统的观念依然存在，居然使强人曹操有所进退。曹操视之为“放在火上烤”，可见当时刘汉正统观念所造成的政治压力确实是很大的。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正统观念对朝代兴替政权转移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历史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建立自己的正统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集团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并排斥其他封建集团和派别的争夺，都制造了种种种天理人伦的正统依据，力图使自己的政权具有思想统治和政治臣服的威力。
西汉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借助前代王朝留下来的文献、推演五德终始论而直接继承周王朝之“正统”的。汉初由董仲舒等大儒以儒学为骨干，辅之以道、法、阴阳而构成所谓的“经学”体系，其主要落脚点就在于论证汉代秦立、皇权独尊的合法性。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的指导思想。由于正统观念与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非常吻合，使得正统观念逐渐得深入人心。正是由于正统观念的形成，使得王莽即便假托禅让建立的新朝，也得不到百姓乃至士族的支持，仅仅过了8年就被推翻，而他本人也被千秋万世所唾骂。
西汉崇儒，但还没有重视忠君问题。东汉则进一步强化忠君观念，在理论方面主要是扩充了天人感应学说，用谶纬符瑞来论证刘姓王朝的合法性，深化君尊臣卑的观点来论证忠君的必然性。其次，他们还在史学中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树立扬忠抑逆的历史观。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刘汉正统观念在道义和政治伦理上对汉末政权产生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同时，东汉社会以“表彰气节”为标榜，借名节把正统观念变成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所以即使在晚期政治腐败的时候，仍能发生相当的威慑作用。不但使声势较小的野心家无法得逞，对势力强大的篡逆者，亦能给与重大的制裁。正如司马光所言：“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但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都遭到了失败。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就是不敢废汉称帝，正是正统观念在约束着他。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被其拒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乃至建安十九年，汉献帝主动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居然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尽管如此，当时刘备和一些朝野人士仍然以维护刘汉正统为号召，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曹操不得不发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表明他的本志，为自己作政治辩护。他声言自己的人生愿望原本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曹操还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以睥睨天下的语气表明自己维护刘汉正统的政治立场。在实际行动上，曹操也不得不一直保持对汉帝皇统的尊敬，至死不敢称帝，《遗令》中只字未提天下大业。
慎重权谋的曹操如此害怕“放在火上烤”，足见正统观念对王朝更替政权转移的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