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频频曝出贪腐高官被判重刑的消息，在社会上大快人心。张宏杰先生在其作品《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提到：“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仅仅是投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入口。”作为离当下最近的一个古代专制王朝——满清，在腐败和反腐败方面长期拉锯。清朝反腐有哪些制度性失误？其源头又在哪里？[align=center][img]http://i2.hexunimg.cn/2016-10-20/186503264.jpg[/img][/align]
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
专制集权制度的特点是自私而短视。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
康熙皇帝最大的错误是在他漫长的统治期内，将一项极不合理的财政安排固化，形成了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当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在晚清国势陵夷之际，朝臣潜意识当中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后世臣民的景仰呢？因为他除了治国雄才之外，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很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开席前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传旨要求大臣们不必拘束，每个人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负朕意。”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诸臣无不沾醉”。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太孤独，康熙非常愿意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里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纲，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邱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 康熙四十七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们到他的行宫里面参观浏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有时还亲自做起导游：“遇名胜处，辄亲赐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非常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迩上下倾心”，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align=center][img]http://i5.hexunimg.cn/2016-10-20/186503265.jpg[/img][/align]
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出来的，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7在其后的朱批中又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当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有罪之人拘系囹圄，身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酷暑，其九门锁禁人犯亦著减其锁条，至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候过暑时照限补满”。 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写下了诸多败笔。正是他，奠定了有清一代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
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另一个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康熙统治六十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从是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align=center][img]http://i3.hexunimg.cn/2016-10-20/186503266.jpg[/img][/align]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致“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今百姓大害莫过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且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忙于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11。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
地忽大震，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类似于后世的死缓）。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指数派钱”，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皇帝说，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align=center][img]http://i0.hexunimg.cn/2016-10-20/186503267.jpg[/img][/align]
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
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为什么康熙皇帝反腐没有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作过这样的阐释：“ 凡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唯中为难得，得中，则诸德悉备矣”。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何能堪耶？”16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适可而止”。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皇帝的尊重，不一定能换来百官的尽心。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这样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 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 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征火耗”; 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反多瞻徇曲庇，因而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 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 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唯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 ”
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逮捕“服官污浊，朘削小民”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翮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 “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
[ 此帖被十夜凉在2016-12-26 15:1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