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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始于西方，传入东方的藏书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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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是图书收藏者用以表明书籍持有的标记之一。一般贴在书的里封补页或扉页的右上角或中央。藏书票起源于欧洲，是一种袖珍版画，起初多由版画家自刻，后来发展成为根据书票主人的性格爱好等要求而设计的小张图画，一般是边长5至10厘米见方的小版画或微型版画。藏书票的规格大小不一，其长或宽，小的3～4厘米，大的约10厘米。票面以图案为主，并配有藏书人的姓名、别号、书斋号等，有时还有一两句箴言、警句或藏书年份。
藏书票有“纸上宝石”“书中蝴蝶”“版画珍珠”之誉，它之所以五百年经久不衰，并能成为当代人喜爱的艺术品，与其特有的人文内涵、书香气息，以及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交友、收藏等特性分不开。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比邮票早300年左右。最早的藏书票是德国勃兰登堡家族使用的“天使”藏书票，又有人说是LGLER（刺猬）藏书票，其实它们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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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勃兰登堡家族“天使”藏书票
藏书票的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树木，民间传说，警句名言等，其内容包罗万象，有人将早期的藏书票分为以下三大类：
（1） 纹章藏书票。纹章藏书票是19世纪以前最主要的藏书票类型。图案大多为豪门贵族请艺术家为自己刻制的代表本家族的徽记，并以动物，花草，字母等加以点缀。这类藏书票早期的造型较为简单，以后在构图上较强调对盾牌四周的装饰，特别是在18世纪，花纹图案更为复杂繁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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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章藏书票
（2） 图画藏书票。图画藏书票的始祖是现存的第一张藏书票“刺猬”。在纹章藏书票占主导地位时期，图画藏书票已开始出现。17世纪末，藏书票中渐渐增加了人物肖像，书或书房的题材。18世纪末，英国又有人设计了不少风景和动物的藏书票，使图画藏书票的题材不断得以增加，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图画藏书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这段时期也是藏书票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寓言藏书票。寓言藏书票大多以希腊或罗马神话人物故事为题材，主要内容有太阳神、战争、女神等，直到现在，这些题材仍是西方藏书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上述所说的藏书票仅局限于国外早期的藏书票。随着藏书票的发展，又有人把它分为人物、动物、风景、器皿、事件、属相、文字、图案装饰、现实生活等数十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在藏书票的图案和文字中，都蕴含着藏书者爱书惜书的热情光芒。
最早的藏书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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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ler藏书票
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身着西服、口叼烟斗的德国绅士Johannes Knabensbarg将一款刺猬嘴衔野花、脚踩落叶的小版画贴入爱书，表明书为他所有。在画面上方，一绺缎带上的德文善意而幽默地提醒怀偷书毁书心之人“慎防刺猬随时一吻”。这张小版画被公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枚藏书票。此藏书票制作时间在1470年，署名勒戈尔(Lgler)，作者不详。不过类似这种图画构成的藏书票，在早期是极为罕见的。一直到十七世纪末期，藏书票多以表示贵族身份的纹章作为图案。由于当时只有贵族或修道院才收藏得起书籍，纹章藏书票往往象征权势和地位，并不流行。如17世纪中叶，英王查理二世的藏书票，以两头狮子捧一面盾牌的王室纹章为图款，是典型的纹章藏书票。到18世纪，随着教育普及，出版业发展，藏书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收藏图书，藏书票也就平民化，由原来注重由纹章显示地位，转而用图画来表示收藏者的个性与喜好，藏书票趋向个性化，也更追求艺术的意味，如18世纪中叶英国布利牧师以自己书房一角的书堆作为藏书票的构图，表示收藏者的一种情趣。这个时期还时兴寓言形式的藏书票，似乎要寄托更多的文化旨趣。如荷兰画家迈克尔·伯格斯设计的寓言票，所绘是一对天使骑在凶猛的老鹰背上，一手抓住老鹰，一手护卫牛头，其寓意耐人寻味。后来，藏书票传到法国、英国以至整个欧洲，19世纪初又衍传到美洲和亚洲，内容和题材有了新变化。这时不少著名的画家如马狄斯、高更等亦参与创作藏书票，福楼拜、雨果等作家也来使用藏书票，使藏书票的功能由单纯藏书标记的实用性开始向艺术审美层面发展，藏书票变得更精美。藏书票的黄金时期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文人几乎都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属于个人的藏书票，有些书店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藏书票。当然藏书票的审美风格也有时代性。当工业革命的巨浪铺天盖地冲击欧洲各国时，人们厌烦机械的僵硬的几何图案，于是以弯曲变化的植物枝叶为构图的藏书票便得以流行。如1897年德国人克莱朵夫设计了以蒲公英和野花作为背景，加上飞翔的天使的藏书票，那流畅的笔触传达着浪漫主义的韵味。所以藏书票的发展，经历了由纯粹实用性到逐步注重个性化和艺术鉴赏性的一个过程。十八世纪前后，欧、亚、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藏书票协会或俱乐部，书票交流和收藏成为时尚，1953年收藏家国际性会议首次召开。之后隔一两年会议就要召开一次，同时举办展览，使藏书票在国际范围内有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后来又有人提议成立正式的国际性组织，于是在1966年7月28日“国际藏书票联盟”诞生。现成员国已扩展到41个，会员上万。 此后，随着教育和出版业的普及，原本仅作为权贵阶层专用的藏书票开始在西方文人雅士中流行开来。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文人几乎都自己动手制作或向艺术家讲明自身旨趣，订制属于自己的私房画并小心将其贴于爱书扉页之上，以表此书“为我所有”。早期的藏书票主要是作为藏书的标志，后来随着英国藏书票协会、德国藏书票协会的相继成立，人们开始收藏和研究藏书票，藏书票的艺术性和人文价值也随之受到关注。一枚藏书票除主图案外，还包括藏书票主人的姓名或别号，国际上通行在票上标注拉丁字母“Ex libris”，意为“属于某人之书”，该拉丁字符也将藏书票与一般小版画区别开来。而现代作品，除藏书票主人外，书票作者的签名、印量、年代等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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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查理二世的藏书票
西方的藏书票上通常有拉丁文“EX-LIBRIS” （属于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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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LIBRIS
书票的图案最初多半以家徽、神话传说、英雄美人等为题材，以后题材越来越广泛，有风景以及与个人生活、工作、爱好有关的各类图案。作为一种艺术品，藏书票在欧美各国非常流行，有很多藏书票收藏家和专门收藏各种书票的博物馆，很多国家都有藏书票爱好者的各种组织，国际藏书票协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及藏书票的交换，同时举办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在亚洲，最早制作藏书票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藏书票与传统的浮世绘结合，形成独特的风格。中国的藏书票是20世纪30年代从日本传入的。鲁迅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木刻家李桦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在进行版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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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肖像藏书票
1935年出版的《现代版画》第9期即为藏书票艺术品专辑。郁达夫非常喜爱藏书票，唐弢也广泛搜集藏书票，在其所著《书话》一书中收有陈仲纲等刻的藏书票。80年代初，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双年会。1987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藏书票展，中国的藏书票曾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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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和邮票类似，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其收藏的功能还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终成大气候。 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就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更深人静夜赏书，恐怕是生活于都市、被琐事牵绊的爱书人一天中最期盼的事。如能在打开书本与作者神交前，先透过一枚小小的藏书票，探寻藏书者或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寻找与画面中呈现的场景相关的记忆，兴许能为“赏书”增添几分雅趣。
常见的书票规格按市场上销售的书籍来看，有8开、16开、32开、自定义规格等等。根据这些书籍的尺寸情况看，设计书票的规格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2CM—17CM范畴内；第二类是8CM—12CM范畴内；第三类是8CM以下范畴。以上三类尺寸范围基本上符合藏书票规格范畴，也体现出藏书票这门小型艺术的特点。
在当前国内书票家设计的书票规格基本上以第二类居多，而第一类与第三类书票尺寸是根据书的特殊要求而进行设定。
世界上最小的书票是0.7×0.7厘米。国际藏书票大会对藏书票的规格要求为 17 厘米以下。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书票，可以概括为四大类。
一类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而成的，这类书票并不多见。另一类是由版画家制作的，此类最多。版种则可分为凸、凹、平、漏四种。凸版的版材有麻胶、石膏、塑料等，但以木版最大量、最普遍。凹版最理想的版材是铜版，但也有锌版、铅版等。平版的版材是石版。漏版，又称孔版、丝网版。而在这四大类型中，制作技法也是多种多样。目前，国际书票联盟已发布了20余种通用编号，用以区别和规范书票制作的版种和技法。但由于版画制作之技法日趋多样，许多版种和技法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代号。如拓彩版、吹塑版等等。上述两类，都是书票原作，比较珍贵。只是手绘者，生产不易，难免行之不远；而以版画拓印者，数量大增，甚至被视为正宗，书票也因之而有过“版画藏书票”之专称。这种藏书票以套色水印木刻为主，可称作微型版画，因为它的画幅很小，一般长宽均不超过10厘米，通常情况下画幅为正方形或黄金矩形。版画藏书票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图象与文字相辉映的艺术形式。在画面中，文字（一般是“某某藏书”、“某某之书”以及必不可少的“Ex-Libris”）占有一定的比例，采用嵌入式将文字设计在画面中，所以这些文字在画面中还起着构图和色彩的作用。因此与其他种类的藏书票不同的是，版画藏书票上的“Ex-Libris”通常全部为大写字母，并且一般将“-”号省略或用“·”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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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藏书票
如果我们将第一类称为“手绘藏书票”，将第二类称为“版画藏书票”，那么第三类便是可以大量印制的复制品，似可称之为“通用藏书票”或“复制藏书票”。这类书票在我国尚属罕见，但在国外，都已上市销售了。这类书票因为不是专用，所以不标明票主，但在票面上应留有一定的空白，作为书主签名的地方。有的还像邮票一样，打上齿孔，背面有胶，只要买来随手撕下一张，贴在书的扉页中，签个名或者盖个章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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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藏书票
第四类藏书票，则是“电脑藏书票”了。它可以大量生产，方兴未艾。这后两类书票均与现代科技联姻，为藏书票的广泛普及走入千家万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第五类藏书票是剪纸藏书票。它是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剪纸与藏书票的完美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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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藏书票
至于国人何时开始使用藏书票，至今未有明确的说法。不过较早的有留美学生关祖章的书票，画面是一位古代书生在书房搜寻图书，满地都是线装书，还有宝剑等饰物，颇有古风，上署“关祖章藏书”五个字，大约是1914年前后制作的。另有戏剧家宋春舫使用的藏书票，标示有“褐木庐”书斋名，也带传统文人的情味，估计是上世纪初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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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票
二、三十年代使用藏书票的作家艺术家不少，如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等，都制作过许多风格独特的藏书票。不过，在中国，藏书票一直都只是文人自娱的玩意儿，较少流传。直到近年，才陆续有一些刊物零星介绍过藏书票知识，并出版过一、二种有关藏书票的集子。明代末期，一些西方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在宣扬神学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一些教堂图书馆收藏了各种传教士带来的图书，其中有不少私人赠书，上面贴有各种藏书票，自此，藏书票就渐渐地在我国流传开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藏书票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中国书画大家叶灵凤曾写文章介绍藏书票；1935年，广州美术教师李桦在《现代版画》上开辟了《藏书票专辑》，发表了版画协会五位会员的12张藏书票，成了我国早期藏书票中的精品。
中国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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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从馆藏图书中发现一枚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这枚书票贴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为一古代书生在满室书卷中夜读的情景，票面设计精致工巧，具浓厚的书香之气和中国古典文化神韵，是一枚构思巧妙与藏书主题紧扣和契合的书票。图画工致精美，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逸刚劲。同样的“关祖章藏书票”还出现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为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发现并收藏。关祖章为广西赴美留学人士，归国后曾在交通部任职，他热爱西方文化并制作这枚藏书票供自己使用。前者证明“关祖章藏书”书票制作时间最迟在1910年。广西人关祖章，留学美国归来，曾在当时的交通部任职，他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藏书票，可能是最早使用和制作藏书票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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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叶灵凤“凤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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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书票是30年代上海的著名作家叶灵凤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郁达夫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包括藏书票，并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积极制作藏书票，不能说没有受到叶灵凤等人的影响。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最早由外国人在中国制作的藏书票———“饮水思源”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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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书票是民国时期金陵大学西文教授裴德安氏1928年制作的，画面上一位僧人在专心致志抄写经卷。图案古朴自然，气氛肃穆，人物形像栩栩如生。据发现者和收藏者贾俊学介绍，这枚书票是他淘书所得，已发旧褪色，经由中国藏书票艺委会主任、著名版画家梁栋先生鉴定确认为套色版。这枚书票晚于“关祖章藏书票”，早于叶灵凤的“凤凰票”和李桦的书票，弥足珍贵。
中国的抗战藏书票———“罗工柳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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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藏书票是中央美院教授、1939年“鲁艺”木刻工作团版画家罗工柳先生的作品，是木刻画：两个八路军战士的头像、一面红旗和一把横置的木刻刀，组成了一个极其简洁凝炼的画面，表现了抗战历史中八路军的风采，是一枚珍贵的革命题材藏书票。据《中国藏书票史话》一书著者李允经介绍，罗工柳说这枚书票当时印出贴在本子上保存至今。在三四十年代革命阵营中极少有人搞藏书票的情况下，这枚书票显得格外珍贵，有特殊的意义和文史价值。
台湾土产珍品———“狮首图腾”藏书票。
“狮子衔剑”是台湾民间的图腾吉祥图案，从30年代起，它被藏书票作家巧妙引用到创作中。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日籍作家西川满醉心台湾风土民情，请日本著名版画家宫田弥太朗创作的一枚“狮子衔剑”藏书票，以木刻水印出来，贴在“妈祖祭”诗集创刊号上轰动一时，这是台湾岛上最早诞生的藏书票。不久又有西川满的台湾友人、诗人杨炽昌根据民宅狮首图腾制作的一枚“剑狮”藏书票问世，也被人们视为珍爱而争相索求。这两枚藏书票印数极少，作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书票相当珍贵。
中国首套青铜生肖藏书票——“金鸡报晓”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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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创作设计的中国首套青铜生肖藏书票“金鸡报春”系列面世，“金鸡报春”青铜藏书票一套4枚。此后每一年，新款生肖藏书票都会在大年初一如期面市。每年发行的青铜生肖藏书票均取材于中国各类历史文物，如像砖、年画、剪纸等图案，采用蚀刻、镂空等多种工艺，图案细致精美，充满灵气和吉祥喜气，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
2007年“中国藏书票系列” 诞生，由中国收藏家协会票证收藏委员会等联合发行，采用无色荧光、防伪浮雕底纹等高科技印刷方式，选用名家名作，逐枚配有流水编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2012年，《篆书》藏书票面世，该藏书票志号为2012-3(T)，发行量5000枚。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均匀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现代汉字就是由小篆演变而来的。虽然小篆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但它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场合中，尤其是艺术设计和书画作品中。藏书票上的篆书作品，选自东汉碑刻“汉司徒袁安碑”。该石碑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碑上的书法字体细瘦，笔势优美，通婉流畅，浑厚古茂，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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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藏书票
在藏书票的发源地欧洲，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藏书票，题材都来自于神话故事、圣经故事、世界名著。藏书票的票主群体除了普通的爱好者，也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和文化名人，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胡佛、罗斯福总统夫人，英王乔治五世、英国诗人艾略特、作家狄更斯等。我国藏书票的历史虽然短暂，邓小平同志及冰心、巴金、钱锺书、姚雪垠、杨绛、吴祖光等，都有藏书票存世。这些留存至今的版画藏书票，记录着中国藏书票的发展，也记录着诸多的文化往事，更渗透着票主和创作者的人文情怀，对研究当时的文化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试想一下，如果把文化名人的藏书票与藏书，与他们的文艺创作等组合成一个整体，观者岂不是能够随着“书中蝴蝶”独特的舞姿，穿越历史的、文化的信息，直抵票主的内心世界？
藏书票虽小，却同版画一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其图文并茂、色彩丰富，制作技法多变，精湛的刀法、流畅的线条，水味、木味、刀味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也不失思想的深刻性。其创作技法，按照国际藏书票联盟的规定，分凹版、凸版、平版、漏版四大类，印制方法、刻制材料、刀功技法和表现风格又有所不同，单就木刻而言就有黑白木刻、套色木刻、彩绘木刻、水印木刻等，可谓五彩缤纷。在技法上，外国早期藏书票中钢、铜雕刻和木口木刻最多。现代藏书票对于技法的综合运用比较多见。需要强调的是，版画藏书票不是印刷品，它是由版画家借助工具、技法、材料等经过设计、制版、印刷等一系列创作过程，独立完成的艺术品，一般会限量印制，每一张都是原作。
藏书票又不同于版画，因为它是为票主创作的，要表现票主的思想、兴趣、爱好等。这也是藏书票与其他艺术最不同之处——其他绘画都是艺术家一个人的创作，而藏书票往往是创作者和票主两个人思想的融合。如果仅仅是惜书、爱书之类的语句，那思想性、艺术性大概略有逊色吧。因此，藏书票在题材的选用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常常有独到之处，艺术、人生、文学、知识等多方面的内涵闪现其中，追求画外求意的效果。比如，莫测曾为作家艾青制作过一枚藏书票《母鸡下鸭蛋》，就是根据艾青的经历概括创作的。画面中，慈祥的母鸡看着可爱的小鸭子破壳而出，是对原来学习艺术的艾青，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有所成就的创作历程的比喻，凝练而生动。
藏书票还具有独特的交友功能。由于藏书票与书籍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艺术息息相关，加之书票各有票主，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画家、作家、藏书家、收藏家以及书籍爱好者、艺术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收藏爱好者等各领域的人，常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藏书票，因而成为挚友。各国的藏书票爱好者在交流中所获得的友谊与快乐，丝毫不因语言的障碍而有所减弱，大家只要看到拉丁文EXLIBRIS(藏书票)，便有心有灵犀的感觉。从私人走向开放，从开放走向分享，藏书票近年来在创作和收藏领域呈现出跨地域、跨文化、跨画种的交流态势。
藏书票也有极少数是手绘的，还有大量印刷的可以随便签名的通用藏书票，但绝大多数采用的还是限量版画的形式，既具独特性，价格又相对便宜，特别是制作藏书票的艺术家，有很大一部分是知名版画家，如力群、杨可扬、赵延年等，他们的藏书票原作就更具收藏价值，这也是现如今藏书票收藏市场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小小的一张版画藏书票原作，市场价有些也已上千、过万元了，但与邮票相比价格还是偏低的。最近几年，市场上还接连推出了一些为各种活动而制作的商业藏书票，它们对于藏书票的普及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助作用。
需要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现代社会，藏书票也正在同邮票一样，逐渐失去实用功能，成为单纯的收藏品。正如版画家李桦所说：“若把藏书票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来欣赏，甚至有‘集艺’嗜好者来搜集它和收藏它，这是它的派生效果，不是它的本来意义。”脱离了书籍的藏书票，虽然还有收藏价值，但如果一味为收藏而制作藏书票，与藏书脱离了联系，藏书票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用途和意义，以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于藏书票长远的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因书香而生的藏书票，理应与书香同在。
爱书人的私房画--------藏书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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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源远流长-------[/b][b]源于东方的藏书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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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印也称藏书章是中国文人用于藏书专用的印章，通常钤于书册扉页以示所有，亦给后世留下一点溯宗考源的痕迹和书趣。人们在自己珍爱的书刊上钤盖收藏印记,是一种标识,也是一种艺术欣赏。一部精美的书上,钤有典雅的藏书印,朱墨粲然,相映生辉,那是很有文化味道的。钤印于藏书这种风气由来已久，若考其历史渊源，当可推至唐代文学艺术鼎盛时期，皇帝们喜欢在书画上钤下的鉴赏御印。像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玄宗的“开元”连珠印，可说是后来藏印之滥觞。上行下效，文人学者纷纷效仿，遂形成一种风气。元代赵孟頫等文人画家更提倡印章艺术，多自刻自用鉴赏章、收藏印、斋号等。至明清二代，藏书印、鉴赏印已极盛行，此儒雅风气沿习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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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印的渊源,大约可以追溯到唐太宗自书的“贞观”印,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经》上铃有“报恩寺藏经印”,宋太祖也有“秘阁图书”藏书印。明清两代,民间藏书日兴,篆刻艺术也有很大的发展,书家用藏书印成为一种时尚。叶昌炽的《藏书记事诗》中,常有关于藏书印的文字,读来非常有趣。只是宋椠元版已属国库密宝,无缘一见,就是明清珍版也已罕见,哪里去寻觅这些藏书印的真面目?虽然有《中国版刻图录》《清代版刻图录》,也只是零星见一些,前些年有《中国藏书家印鉴》《明清藏书家印鉴》《日本藏书家印鉴》等书,印制精美,收罗颇丰,可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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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盖藏书印记,意在播名垂远,所以藏书印大都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楼号、斋号,如“黄丕烈”、杨守敬的“邻苏老人”、李盛铎的“木斋”。有些印章干脆一个字,如“植”(沈曾植)、“标”(江标)。明末清初藏书大家毛晋,也常用圆形小章,只一字“晋”或“甲”,甲字表明为一流善本书。藏印书也有印面无字的,称为“花押”,流行于元代。当时蒙古、色目官员有不识字的,便用特定的符号刻在印上,作为一种标记。这种无字印在后人的藏书印中也曾出现,当然并非主人目不识丁,而是另一种情趣。有一枚印章,只刻一棵竹子和一轮月亮,什么意思,别人就很难琢磨了。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三五个字不过瘾,刻它一二十个字。更有甚者,刻了上百字,清代藏书家顾锡麒一枚藏书印,有上百字,内容是要向司马光那样爱惜书。清代还有一位爱书家,叫杨继振,此翁有一枚印章,195字,那已是一篇颇具文采的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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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藏明彩绘钞本《天元玉历祥异赋》三册（上钤”百字印“）
尽管这样,藏书家钤上印章还不过瘾,有些干脆把自己的肖像也盖上。《中国藏书家印鉴》收有3枚肖像印,一是陆心源“存斋四十五小像”,二为陈鱣“仲鱼图像”,三为袁克文“百宋书藏主人廿十九岁小像”,袁印乃当时“江南四铁”之一的王铁冰所刻。袁克文为袁世凯二公子,凭特殊身份,收书气派之大为藏史上所罕见。民初时,这位“皇二子”广收宋椠,得近30种宋版书,弄得厂肆宋版书竟以页计值。袁克文每得善本往往遍钤藏书印。笔者偶翻《中国版刻图录》,见收有袁克文曾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这是宋临安府陈氏刻书的代表作,曾为藏书大家朱承爵、黄丕烈等所有,珍贵无比。袁克文得之,欣喜之下,竟在书前书后钤下一大串印章,经仔细辨认,有“寒云主人”“抱存”“佞宋”“克文之玺”“业涛所得铭心真品”“云合楼”“臣克文印”“惟庚寅吾以降”等十来方印,还有一枚“上第二子”印。这也实在太不像话,也就是“皇二子”的霸道了。不过细观此像:长衫一袭,手掩线装书一卷,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绝无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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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暹收有万卷书,不少宋元佳椠。他对所经手图书十分珍爱,不轻易下印,所以,镌了一枚白文小印:“周暹”,仅小指甲盖那么大。他说,后人觉得讨厌,可以挖去,不至损书过甚。这和那种乱打印章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翻看一些古籍书影,常见拳头大小的“御宝”,“太上皇帝之宝”,还有一些内务府的藏印书,都有拳头大小,弄得朱痕累累。正如叶德辉所喻是“美人黔面”“佛头著粪”。不过,皇上也有具情趣的印章,乾隆皇帝藏书印最多,《天禄琳琅书目》中可见30多枚,有“几暇怡情”“含味经籍”“庄敬日强”等,雍正有一枚“为君难”,倒是有感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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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印的各种类型
书中最常见的是私印，在私印中又有很多类型，如名印、室名别号印、闲章及其它。印文姓名后或有“印”、“之印”、“印信”、“印章”、“私印”等等。一个人除正名外，还有异名，最常见的是字和号，字号之外还有小名别号，还有室名，形形色色，名目繁多。
而楼、斋、堂、馆、阁、轩、巢，或采及古语诗句与夫家藏珍玩等记而应用，命字皆不拘。元明清时的文人用别号图章署在书画作品或书上已相率成风，清代更为突出。
在众多藏书印中，比较有趣的当数“闲章”，其内容最为丰富，包括诗文印、吉语印、箴言印、训诫印等。这些闲章的内容恰恰反映了藏书者对书籍的钟爱程度以及读书情趣，更能让后人一窥当时读书者的人品、修养和意愿，比如，清代藏书家吴骞“拜经楼”中珍藏的宋咸淳《临安志》，上面有吴氏的藏书印，其文云：“寒无可衣，饥无可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从中显示出吴氏对书籍的珍爱。明末著名藏书家毛晋的藏书印“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等，这种希望子孙永远读书或永远保存先人藏书的观念，虽然在今人看来是非常狭隘的，但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藏书家的主流思想。清朝阳湖藏书家杨继振的藏书印，印文近200字，可能是目前人们能见到的文字最多的藏书印。事实上，这枚藏书印的内容是一篇爱书短文，其中看书是“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少即瑶、勿以作枕，勿以加刺”的观点，对于今人护书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明清两代的轩阁堂印很高多，但有时根本没有轩堂楼阁而刻有轩堂楼阁印的，这大都出于虚拟，或出于文人雅兴所致而随意题署。文征明就说过：“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如此可见一斑。斋号每出己意，如黄丕烈字号斋名，多达五十余个，斋名就有求古居、士礼居、太白楼、太白堂、见复斋、陶陶室、养恬轩、养恬书屋、小千顷堂、石泉古舍、冬蕙山房、小茭芦馆、百宋一廛、红椒山馆、学山海居、联吟西馆、读未见书斋、碧云群玉之居等，且各有掌故，颇见意趣。
有些是藏书家在某种情况下所拟定的，如有的得了一部孤本以资纪念的，如黄丕烈得了宋本《仪礼》，就叫“士礼居”，近人潘宗周得了宋本《礼记正义》，就叫“宝礼堂”。此外，有的夸耀藏书之富，或得了稀见之书，或从古书中取出一句话来名其藏书处的都有，如莫伯骥，藏书达五十万卷，即名之曰五十万卷楼。袁克文前后所蒐集宋本达二百种，因自署“皕宋书藏”。刘体智，其藏书处为远碧楼，即以柳宗元《永州新堂记》中之“迩延野绿，远混天碧”颜之。
藏书家袁克文“皕宋楼藏”和“鬻书疗饥”的故事：
在袁世凯众多的儿子中，惟有袁克文多才多艺，不仅工诗文，精金石，而且能书善画，富于收藏。他的收藏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古书、金石、书画、钱币、邮票等等。在图书收藏方面，袁克文不以多为能，而以精为胜。收藏时间虽不长，然论藏书之精，近百年藏书史上，大概无人能与袁克文相比。时人言之“（1915-1916年间）大收宋本，不论值，坊贾趋之，几于搜岩熏穴，所储又多内府物，不知如何得之也。”初期，袁克文收有宋版书达百种，并把藏书楼取名为“百宋书藏”，因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阁有“百宋一厘”的名称，重新改名叫“后百宋一厘”。当时宋版书流传到明代时就已按页论价，100种宋版的规模实在非同小可，而袁克文的“后百宋”之名更有凌驾黄丕烈之上的意思。后来，袁克文所藏宋版书增至200部，又把自己的楼名改为“皕宋楼藏”。有意思的是，这“皕宋”的名字，也是起于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的“皕宋楼”，也存着要与之一较高下之意。袁克文还收藏有宋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8部经书，书中字画极其精美，他十分喜爱，专门开辟了“八经阁”来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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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袁克文的藏书印，左为“后百宋一厘”，右为“八经阁”
袁世凯死后不久，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银钱不仅用来买各种看上眼的物件，也用来随意送人，所以他从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1926年10月，他在创刊不久的《北洋画报》中刊登“寒云鬻书”广告：“榜书每字五元（尺内），堂幅每尺五元（行书），屏幅每尺二元（行书），扇面每柄五元，小楷、篆书加倍。”有时书兴来了，也登广告减低润格鬻书，有时一天写了几十副对联，全部售罄。袁克文藏书的散逸，也是在这段时间。当时袁克文寄居上海，生计日窘，不得不抵押珍藏善本。最为藏书界所熟知的是他收录的宋刻本《鱼玄机集》，本是黄丕烈旧藏，而且跋识累累，传承有序，很是难得。当时，袁克文因急需现款，就把该书集和一箱古钱币抵押给人，筹了3000元银元。后来，一度官至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不惜重金也要得到该书，袁克文就赎回了此集让归傅氏，在这本书上留有袁克文多枚藏书印章。目前，《鱼玄机集》存放在北京图书馆。平心而论，袁克文的嗜古与收藏，与其说是收藏家之好，不如说是一种贵公子的消遣，打从收藏之日起，这位“皇二子”收藏东西对于是否吃亏、贬值就都不怎么计较。买时一掷千金，藏时珍之重之，然而在无米下炊之时，他也说卖就卖了，颇有一分潇洒自得。其实这种出于兴趣使然，乘兴而藏，兴尽便不强求，不以是否吃亏赢利为目的的收藏精神，倒真值得今人学习。
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处命名，是自己的雅趣使 ，但也有藏书印，如“自庄严堪”，则取《楞严经》中“佛庄严，我自庄严”句。“寒在堂”，则因1917年在天津收得南宋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而得名。“双南华馆”，因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东稼草堂”，因收得两部元本《东坡乐府》和《稼轩长短句》，各取书名第－字而得名。“孝经－卷人家”，因收得元相台岳氏刻本《孝经》一卷而得名。
私人藏印除姓名、字号在书上钤用外，还有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法式善的“诗龛居士存素堂图书印”、张廷济的“嘉兴张廷济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举第一”、梁章钜的“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出守五十还朝六十开府七十归田”、徐时栋的“鄞徐时栋柳泉氏甲子以来所得书画藏在城西草堂及水北阁中”。康有为的“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冯登府的“嘉兴冯柳东氏著书处曰石经阁藏金石处曰羊金室填词处曰种芸仙馆莳花处曰勺园”。叶德辉的“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楼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观古堂”。还有某人借书一阅，亦打上一印，表示经眼。明末毛晋汲古阁藏书以甲乙为分，他所藏宋本，除钤上“宋本”椭圆印外，还钤有“甲”字朱文小方印。除毛晋外，季振宜亦有“宋本”椭圆小印，以志善本。
藏书印的种类有多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姓名字号章。姓名字号章是藏书印中最常见的一种，铃于书上可表示图书的归属。在有些印章上还标有藏书者的字号，籍贯，头衔或身世门第等。如晚清上海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印“泰峰”、晚清常熟虞绍基的“虞山翟绍基藏书之印”、清末民初徐乃昌的“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清方功惠的“方功惠藏书之印”、明陈明华的“丙戊进士”、唐寅的“南京解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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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藏家徐乃昌藏书 钤印积学斋 徐乃昌藏书
（2） 鉴赏标志印。鉴赏标志印可分为“鉴”和“赏”两大类。“鉴”类藏书印印文多为“校订”、“审定”、“勘读”等，或直接记录鉴定结果，如善本、宋本等；“赏”类藏书印印文多为“鉴藏”、“鉴赏”等，如清叶德辉的“直山审定”（叶德辉号直山）、明高濂的“高氏鉴定宋刻版书”、清翁方纲的“苏斋真鉴”、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的“曾经艺风勘读”、清汪士钟的“郎园真赏”、等等。
（3） 表示读书或惜书的印。有人喜欢在读过的书上铃上一印，表示此书已读。一 为读书纪念，二以此区分什么书未读。如毛晋的“毛子九读书记”、清贝镛的“简乡读过”“简香曾读”（贝镛号简乡，简香等）、清杨守敬的“杨星吾日本访书之记”（杨守敬字惺吾，又作星吾）、卢文绍的“文绍读过”、等等。
（4） 训示子孙印。很多藏书家刻印铃文，以教育子孙多读书，爱惜书。如明史鉴印章“子孙保之”、清哲学家焦循的“恨不十年读书”、清陈仲鱼的“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清唐翰的“读书有福得书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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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印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椭圆，有扁方，有不规则者，也有鼎形、葫芦型、钟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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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永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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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的收藏印，在印文上多有“收藏”、“攷藏”、“珍藏”、“鉴藏”、“所藏”、 “藏书”、“家藏”、“珍玩”、“秘玩”、“珍秘”、“图书”等，也有“鉴赏”、“鉴定”、“审定”、“珍赏”、“清赏”、“心赏”、“阅过”、“曾阅”、“读过”、“曾读”、“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亦有引成语如“子孙永宝”、“宜尔子孙”、“子孙世昌”、“子子孙孙永保之”等。希望自己珍爱的图书能够传之子孙，永永久久。当然，尽管祖宗嘱之，但子孙鲜有永葆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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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藏书家们的藏书中，很重的成份，是为了“子孙永宝”，世世代代传下去。为此，有位藏书家竟刻下这样一方藏书印：“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饘粥。”但是，久而久之，书家们又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这种心理依恋，也曾镌刻在一枚枚藏书印章上面。最简单的做法和内容有如清人李鹿山、汪阆源的藏书印：“曾在李鹿山处”、“曾在汪阆源处”。一个“曾”字，也就够了。再有不舍，另作一句：“得者宝之”。还怕不懂，清人许益斋把这意思铺开了来“印”：“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这样说，已经不是“所有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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