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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底，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杭州西湖庙会。参加庙会的女性佛教信徒既有乡间老妇，也有都市新女性。
在宗教和人类文明历史上，宗教与妇女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在宗教中，“女性一方面被奉为圣洁的女神，另一方面又被贬为邪恶的女巫。……虔诚信徒中妇女居多，而她们中的大师和宗教思想家却寥若晨星。妇女长期处于宗教权力机构之外，而各教的创立及传播却又离不开妇女的功绩。”直到今天，女性仍是宗教信徒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特推出“信仰与女性”专版，与读者一起追寻宗教背景下的女性历史，探讨她们在宗教发展和传播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历史长河中，宗教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女性教徒的产生及修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遭受歧视到允许遁入教门、从念佛老太们的专利到佛教信仰在女性间生根，这些也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今天，女性难以出家为尼的时代早已过去，且这些女性出家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这些知识女性的加入，提高了尼僧的素质，为古老的佛教带来了生机，而她们的修行自觉和社会意识的提升，更为佛教和女权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红粉成灰证四禅：近代女诗人与佛教
提起近代著名僧人弘一法师李叔同，大家都非常熟悉。李叔同出家前，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出名的“大才子”。在近代，出家的文学家、艺术家并不只弘一法师李叔同一人，其中不仅有一些文人才子，晚清民国时还有不少才女，一些女诗人、女词人最终走上学佛之路。
晚清时，许多女诗人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佛学并非她们诗作中的点缀，而是同她们的人生体验息息相关的。众多有才情的女诗人，常常在良辰美景之中，体会到禅意。“花满中庭月满天，花香人景共婵娟。焚香静坐观花月，诗思禅心两自然。”（金淑娴《春日夜坐有得》）在禅意中，她们被世俗社会束缚的才情得到了释放和发挥，体味到自然的意趣。“别有闲情何处着，非今非古任优游。”（陶善《野步》）“云无来去意，秋在渺冥间。雨后村烟湿，林疏鸟语闲。”（范淑《秋晓》）
佛学的境界与自然的美景，相互交融，使才女们感到了“自然原不与天违”，虽身为女儿身，亦感到自身独有的价值，“散花我本天仙女，胜果能参最上乘。”（伊兰《圣因寺揽胜斋小憩》）
然而，现实并非都是那么美好，特别是在战乱频繁的晚清，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的12年中，自杀的著名江南女诗人就多达20位，另有多人被杀或因贫病而死。即便是在较为平静的年代中，晚清女诗人似乎也是最不幸的一群人，她们几乎都是“青年孀守之人”。在她们的生平中，最常见的就是贫病、早寡、早逝或所适非人。
晚清女诗人集体命运的悲剧性，不能不说是由于时代造成的，而她们对那个污浊的世界也表达了不满。“闲看世事意多违，俗态纷纷亦可嗤。”（杜敬《杂感示慧玉》）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走上了佛教的道路， “扫除烦恼即清凉，看淡荣华忆故乡。爱网解时疑网脱，尘缘悟后道缘长。”（王伯颖《悟后》）“忧患余生，吟事遂废……自今以往，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几生修得到梅花乎。”（吴藻《香南雪北庐集自序》）
到了民国，才女们开始积极反抗自己的悲剧性命运，提倡女权，男女平等成为时代的口号。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却也有不少女诗人遁入空门，比较有名的当属吕碧城和张汝钊。
民国时期，才女们信佛有其个人的原因，如吕碧城终身未嫁，张汝钊的丈夫是浪荡公子。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女子不幸，特别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女子生活不幸，是一个社会问题。佛教在一定意义上，为这些女子摆脱社会羁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了空间。
同时，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才女往往出身于传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她们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这些女子又追求男女平等，学习西方文化，这样做看似大胆时尚，受到“名流”们的追捧，但这些“名流”往往将她们当戏子、交际花看，口上赞扬，但内心并不十分尊重。再者，花无百日好，才女也会红颜不再，而宗教信仰则可以保守终身。“德”比“才”更具有持久性。
因此民国时期，吕碧城、张汝钊等不少才女走上“以德称而不以才显”的道路，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依归，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
领取芙蕖自在香：佛化家庭中的女性
近代高僧一般并不鼓励女性出家，而是让普通女子在佛化家庭中为佛教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用佛教来解决自身遇到的各种女性特有的问题。
民国时期，佛教界许多有识之士推动“佛化家庭”运动，著名高僧印光、慈航、太虚、弘一等人，都重视家庭教育，进而重视女子教育，希望受过佛化教育的女子不要出家，而是去结婚建立佛化家庭。
慈航法师认为，佛教要传播到民间去必须要女子学佛。“今后所希望的，是一班新时代的女子来发心学佛，学佛可以在家学，并不一定要剃光了头去出家。以你们清醒的理智，去彻底认识佛法的伟大……为什么女子学佛，佛法就可以传到民间去呢？因为学佛的女子，最能坚定正信，将来择配，自然以同一信仰为前提……在佛化家庭中，小孩耳濡目染……代代相习、世世相传，佛法从此便能根深蒂固地流入民间。总说一句：要奠定佛化家庭的基础，非靠现代正信学佛的女子不为功，所以要想佛法传到民间去，首要的办法，便是多劝女子发心学佛。”
事实证明，佛化家庭对于推动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代许多高僧、著名居士，就是受到自己母亲、祖母、外婆等等与自己最亲近的女性长辈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学佛历程。
印光法师也是在同一时期提倡女子在家学佛、建设佛化家庭，表现突出的一员。印光法师将女性学佛定位在家庭，不仅仅是从佛教自身考虑，而且也是从国家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世之不治，国乏贤人，其根本皆由家庭无善教所致，而家庭之教，母之责任更重。是以光屡言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者，以此。”
“今之讲男女平权者，多多皆不知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世道之乱，亦由女权不振所致。世道欲治，当急令女子无负天职，各各恪守其权。光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其克尽妇道，相夫教子，于家于国，利在不知不觉中。”同时，印光法师认为旧中国兵荒马乱，女子住持寺庙也颇危险。
宗门有幸开新运：出家的比丘尼
民国时期，兵荒马乱，许多高僧大德都因女子独居危险，不鼓励女性出家，但是近代还是出现了像隆莲、通愿这样著名的比丘尼。
隆莲法师被誉为“当代第一比丘尼”，长期任爱道堂住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尼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的创办者。隆莲法师精通英文、藏文，翻译著述佛教文献近20部，参与编写《汉藏大辞典》、《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分册）》；同时，隆莲法师古文诗词功底极佳，一生写下了近千首诗词，如她曾为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募捐赋诗一首：“北望中原近，南瞻瑞相开。夺天金作范，拔地玉为阶。坛拟神京制，宾归圣境来。祇园兴福地，七宝萃珍材。” 隆莲法师还学过国画，擅长书法；学过中医，曾挂牌行医；还自修过高等数学，写有数学论文……隆莲法师是位多才多艺的比丘尼，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得到了我国佛教界的普遍认可和尊重，曾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这在尼界是非常难得的。
近代另一位声名显赫的比丘尼通愿法师，她的父亲原在少帅张学良将军手下任奉天省省长，东北易帜后出任辽宁省主席。通愿法师出家前，原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看破红尘，在抗日战争时期出家。通愿法师任北京通教寺住持多年，后去山西五台山。现在我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尼众道场——五台山普寿寺，就是通愿法师一手建立起来的。
在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中，只有汉传佛教有最为完整的比丘尼戒律。1980年，斯里兰卡著名佛学学者李拉·拉尼特在成都访问隆莲法师后，通过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转达，希望隆莲法师为斯里兰卡女信徒传授比丘尼戒。此后，台湾佛教界也多次尝试将比丘尼戒传入南传佛教国家。
以隆莲、通愿法师为代表的汉传佛教比丘尼，发扬自身优良传统，在世界佛教范围内扩大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