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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搭乱建作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顽症”，如今已越来越受到关注。11月15日，一则关于北京市“拆违”的新闻报道，今年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拆除违法建设2313万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说到私搭乱建，其实古已有之，明清时期的北京就曾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整治私搭乱建行为……
[b]明代设五城兵马司负责“街道等事务”
清代设置“街道厅”“专司五城街道”[/b]
据《明代北京史话》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北京兵马指挥司，定都北京后分设五城兵马司，即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治安、火禁及疏理沟渠街道等事务。”成化八年（1472年），兵马司官员在巡视时，发现有人在“京城居民辏集处所”任意修建寺观庙宇，不仅造成道路拥挤，还有碍观瞻，一旦“走水”（失火）不利于灭火。为此成化皇帝朱见深面谕礼部彻查此事，随后多人受到处罚，并将私建的庙宇拆除。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又设置了虞衡司负责街道的巡查整治。《大明会典》记载：虞衡司“添注员外郎一员，专一巡视在京街道、沟渠。”“凡私建房屋、宅院，私置坟冢，有碍道路通畅、河道疏浚者，皆以处之。”
弘治十六年（1503年），锦衣卫指挥余寘奏称，“时勋戚之家大兴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见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形高下，沟渠壅塞。”弘治皇帝朱祐樘随即传旨：“凡于京城穴地取土及街巷取土填坑者，皆罪之。”“圈占街巷建房屋、私侵官道者同罪，并以除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兵马司官员巡视时，发现“京城内外势豪军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沟渠，以充私宅”。上奏后，嘉靖皇帝谕旨：“凡侵占官街、填塞沟渠者，无论官阶权势，皆以处之。”
清初，京师街道由工部汉人司官一人专管,同时令五城司坊官分理。康熙二年（1663年），北京内城改由满、汉御史、街道厅、步军翼尉、协尉管理；外城则由街道厅、五城司坊官管理。《中国古代官职大观》称：“街道厅，又称督理街道衙门，清代设置，隶属工部，掌京城道路之修筑平治和沟渎的疏浚，以及居民修造房屋之批照记档等事。”清代汪启淑所著《水漕清暇录·街道厅》称“街道厅专司五城街道”。
据《清实录》等史料记载：康熙十四年（1675年），内城街道改由步军统领衙门管理。外城交于街道厅分理。此后，街道管理系统又经几次变更，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确定由工部堂官及步军统领衙门各选司官一人，都察院御史二人，管理街道事务，其主要职责为京城街道的管理、民房修建批照记档等，对破坏公用设施、私搭乱建侵占道路、水道、有碍市面秩序等予以处罚。
[b]《大明律》规定私搭乱建“杖六十，各令复旧”
清雍正年间除拆毁违建“另处枷号、罚银”[/b]
明清时虽然没有“违章建筑”一说，但凡在街道、河道旁建房，有碍交通、疏浚或逾制的建筑，无论规模大小，均被视为“违建”，并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大明律·工律》“侵占街道”条规定：“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成化六年（1470年）规定，“令皇城周围及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规定：“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嘉靖十年（1531年）题准：“京城内外势豪军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沟渠者，听各巡视街道官员，勘实究治。”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法律，但也有新的规定。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乾隆年间京城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外城的一些住户擅自占道建房或开设商铺的也逐渐增多，有的甚至加盖二层房用于出租。故此顺天府规定：外城“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占用边道者，应即一律拆退。临街店铺商户不得在门前堆积什物，凡占用官路者，应即一律让出，违者一并罚银。”
据传，清雍正年间，宣武门外有邓姓富商，在修缮宅院时门楼加了一层，还另占官道修建了一道影壁，被巡查至此的南城兵马司吏目（官员）发现，当即令其停工。但这富商并不把吏目放在眼里，继续施工。吏目上报正副指挥，最后上奏到雍正皇帝。三日后雍正皇帝传旨：“令顺天府实勘，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另处枷号、罚银。”几日之后，其违建被强拆，那富商也被问罪。
西直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清代帝后去往西郊御园多经此门。嘉庆年间，有一商户在西直门护城河石桥旁擅自搭建简易房屋，以为商铺。一个月后又有多个商户占道建房，商铺占据大半个官道。不久，嘉庆皇帝出西直门微服私访，见城门外多了一片参差不齐的房屋，既有碍观瞻又影响交通，令其拆除。可商户们不知他是当今圣上，不予搭理。嘉庆皇帝大怒，当即令随行的太监传旨于宛平县令，令其两日之内将西直门外所有商铺拆除。宛平县令不敢怠慢，当夜率人将所有的商铺拆除了。虽然“拆违”果断，但宛平县令并未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反而以督察不力，对其罚俸两个月。
[b]清刘墉对驸马“违建”宅第穷追不舍
乾隆皇帝谕令“侵街圈地擅建宅院”一律拆除[/b]
据《永定河史话》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巡视永定河，当巡至石景山南面的庞村、养马场时，见河堤上有些房屋，便问陪同视察的河道总督王新命，是何人敢在河堤上建房，王称是外来之人所建，已派人告知几次，令其拆除，但迟迟未拆。康熙皇帝厉声问道：“河堤乃防汛重地，一旦河流泛滥，何以逃生？几番告知，因何未奏效？”随即撤了他的职务，由李光地接任。李亲自到河堤上寻访，原来暂居于此的是来自河南的“流民”，因旱灾流落于此，自建土房，暂且安身。李光地随即将实情禀报康熙皇帝。几日后，康熙皇帝朱批：“令宛平县拨银两，另选安稳之地建房安置，不可强制驱赶。”一个月后，在距永定河十余里的地方建成民居，将暂居于河堤上的“流民”予以安置，随后河堤上的房屋被拆除。
另据《永定河古道》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兼管永定河治理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向乾隆皇帝禀报说，顺天府所辖大兴（今北京大兴区）、永清（今属河北廊坊）等县永定河故道上有多处附近村民私建的房屋，遇有河流泛滥，难以逃生。地方官员多次劝他们搬走，不见奏效。乾隆皇帝御批道：“查实愿迁，即给与房价，其不愿者俱令出具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甘愿受罚）。”方观承立即将乾隆皇帝的旨意传至各县，多数村民领取补偿款后将河堤上自建的房屋拆除，另选安稳之地建房，只剩下董家务（今永清县韩村镇）和惠元庄（今澜城镇）的村民不想搬迁，三年后永定河泛滥，“董家务、惠元庄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
福隆安是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儿子，而傅恒又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将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嫁给福隆安，福隆安遂又成了驸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福隆安兼任工部大臣时，利用职务之便扩建宅第一等忠勇公府（位于沙滩北街），并侵占了部分街道。此事被告到了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处，为官耿直清廉的刘墉立即上奏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听后有些为难，但刘墉仍穷追不舍，在几番陈述利弊之后，乾隆皇帝只好宣福隆安进宫，令其自行拆除“违建”。福隆安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但三个月后还不见动静，乾隆皇帝催过两次仍不奏效，最后令宗人府会同都察院等将福隆安扩建的部分宅院拆除了。随后又下令对刘墉上奏的几处王公大臣、富豪巨贾的“违章建筑”进行整治，有的被改建，有的被拆除。此后的一次早朝上，乾隆皇帝又与诸位大臣专门谈起“拆违”之事：“福隆安扩建宅院，私占官街，实不可取，朕无以庇护，已行拆毕。此举意在告诫群臣，无论王公大臣、富豪巨贾，凡侵街圈地擅建宅院，接檐造舍等，一切不许，并令拆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