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名称变迁：雅言-通语-正音-雅音-官话-国语汉语方言纷繁复杂，自古已然。慎在《说文解字》里就说过：“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根据西汉扬雄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记载，汉初的方言大致已有十来种。方言太多，还差别很大，于是人们需要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可以交流的语言。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通语”，即通用的语言。扬雄的《方言》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与方言对应。不过，这种通用的语言实际比“通语”这个概念要早得多，各个历史时期通语的具体称谓也不一样。
夏商周时期的通语叫什么指什么，现在已不可考。先秦时期的通语叫“雅言”，《论语·述而第七》里说：“子所雅言，《诗》、《书》、《礼》，皆雅言也。”不过，这里所说的雅言，更多的可能是指一种书面语。到了秦汉时期，多称“通语”，隋唐时期多称为“汉音”。至宋元时期，则称为“正音”或“雅音”。一直到了明朝才叫做“官话”，并且沿用至清末。1909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国语这个叫名一直在台湾地区保留至今，但大陆地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改称“普通话”。“国语”与“普通话”实际上是异名同实。历朝的“普通话”是什么？各个时期的通语都是以某种通行范围比较广泛的方言为基础的，这个方言流行的区域通常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先秦的“雅言”，秦汉的“通语”到隋唐的“汉音”，其通语都是以现今河南洛阳、陕西关中地区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因此宋元的“正音”或“雅音”改为以现今河南北部至河北、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明初至明中期的“官话”是以现今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明中期以后至后来的普通话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方言为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划分汉语方言时，把具备一定共性的方言统称之为“官话方言”，并沿用至今。从此“官话”一词只用于指称“普通话”或“国语”的基础方言，而跟“通语”的含义分道扬镳。元明清以来，北京就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这种南京口音的“普通话”，不过当时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那时候的普通话也称为“官话”，依然没有广泛推广。而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并且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为“官话”就不那么合适了，于是那时候的普通话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不过“国语”这个名称当时争议很大，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过。古代没有“普通话” 人们如何交流？根据方言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影响最广泛的应属官话方言，使用人口占到了汉族总人口的73%，像我们平时在影视作品中接触最多的东北话、陕西话、河南话，山东话……都是属于官话方言中又按照地域所划分的不同支系，比如上面提到的东北话就属于东北官话区，包括黑、吉、辽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东北部，这些不同支系中又可以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若干小片……不过官话方言的划分虽然详细又有很多分支，人们对不同地区的方言理解起来并不苦难，基本都是语音的变化。而吴方言、客家话、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晋语这几种对于其他地域的人来说就是略像“不同语种”的语言了。这几种方言的基础都是以时代更久远的古汉语以及中古汉语为基础，相对现代汉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调，更像是先秦时代的雅音，比如孔子是用粤语讲论语，嬴政讲着闽南语登基！傲娇的方言：粤语、洛阳话、陕西话一票之差落选普通话现代汉语对普通话的语音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其中，承德市滦平县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民国初期粤语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了当时作为普通话的“国语”。此外，作家王蒙还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在洛阳和陕西当地都分别流传着：洛阳话以及陕西话当年也是仅差一票就成了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无论真假，方言在不同时期都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演变到今天，汉语方言总体上可以分为八大类别：官话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晋语。古人不会说“普通话”能当“公务员”么？自通语诞生之日起，官方对使用这种“普通话”的要求就日益严格。早在“雅言”时期说不上什么官方的约束和规范，更多的是从俗从众而已。但到了秦汉的“通语”，隋唐的“汉音”以后就不同了，陆续出现半官方或官方性质的规范约束加之于通语。
《魏书·咸阳王禧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就推广“普通话”征询咸阳王禧意见的对话，孝文帝说道：“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而对于故意不说正音的人，则要处以降爵黜官的惩罚。孝文帝更是表达了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李冲的不满，“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可见那个时候，在正式场合学通语，说通语已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到了“官话”，“普通话”阶段更是如此。
PS：原来普通话是这样来的呀，涨见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