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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编者按：10月15至16日，主题为“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的中国阳明学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先生开讲，题为《阳明心学的意义及当代价值》，本报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b]
欲考察和认识王阳明思想（亦即阳明心学）的意义，就需要把它放到阳明所生活的那段时间的社会背景中，以及我们这些后来观察、研究、体悟和弘扬其思想者身处的环境中去思考。
明朝中叶可以说是明一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家所说的“仁宣之治”，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弥漫着朝野越来越严重的奢侈浮华、享乐荒淫、贪污腐化之风；帝不问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鱼肉百姓，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程朱理学既为“官学”，八股取士，习之者目的在于登科、被选用，青年王阳明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士子唯程朱传注、语录是闻，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与黄诚甫》）缺少了正视现实、引导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和思想，任由龌龊腐朽流畅。英宗末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危机。
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弘治年之间，目睹了大明帝国情事每况愈下，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归结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结论，人文亟须振扬孔、孟之学；而欲振扬孔、孟之学，则必须走出程朱之学的域囿，更须摆脱后期理学僵化支离琐屑的牢笼，改变“日偷”之士风，召唤读书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而应该通过“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为社会趟出一条适合时代、能够拯救人心于污浊，从而使天下达至太平的新路。
明代中叶出现王阳明这样一位思想伟人，可以说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几乎每到一个需要选择道路的时候，都会于千万人中涌现出一批智者，超越现实，超越自身，为民族着想，为世界寻求社会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谛。宋之张载、周敦颐、程氏伯仲、朱熹、陆九渊等大家，已经在继承孔、孟、子思一派思想成果，总结了晚唐、五代的绝伦荒谬、无耻肮脏的教训，在不断的争议声中，疑古创新，格物致知，于是就有了彪炳千年的理学。及至历史走到15世纪中叶，中国又陷进了贪欲遮蔽良心、兽性超过人性的泥坑。因而陈献章（白沙）、湛若水等前辈和时贤多有抛弃科场，转入张大儒学传统者。他们的传承、积累和探索，终于造就了伟大的王阳明！
我们可以或应该从阳明及其心学中汲取什么精华？对其思想的核心，似乎各界有着明显的共识，这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说的人“所不虑而知者”。大家都知道，所谓“致良知”的“致”，在古代汉语中是“使之至”的意思。阳明用一“致”字，意思是良知本在人心，“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随时都可能大放光明，也可能被物质所遮蔽，要拒绝做恶人的可能，要走做好人的大路，就需使深存于自己心底的良知走出来。所以他说：“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传习录》）“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说前天的一件小事。近日我收到一位台湾老友的夫人发来的微信，说：“王阳明所提倡的良知，就是不用教你，你心里本来就有的知善知恶，所有人在做错事时，心里都是清楚的。”同时一位台湾的年轻朋友也发来微信，说：“请问爷爷，如果有些人连最基本的知善知恶的能力都丧失了，那阳明心学对这样的人还适用吗？现在好多坏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他自己错在哪里，坚信自己是对的信念，而一直做下去。”这两封信给我以启发，在王阳明身后500多年，他的信念、学说仍然活在人们心里。这将给予我们信心，王阳明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属于现在。
王阳明把良知由对个体自身推广到无边无际的空间。所以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传习录》）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纵观自古以来儒家与非儒的争论，一直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例如他对杨朱、墨翟，佛家、道家以及儒门中主张性恶的荀卿，都没有彻底否定的言辞，反而多次指出众家中可取之处。他甚至借用佛经词语以达己意。这又是何等胸怀！
至于王阳明一贯提倡讲学时语言要简约明白，要“愚夫愚妇”都能一听就懂，懂则记牢，而且他身体力行，作为一个学者尤为难得，更值得当今儒学界同仁仿效之。（本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