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的生活范围好广啊……楼主都有点头晕了_(:з」∠)_）
目录
①名人们的民国生活
来源：《去趟民国——1912－1949 年间的私人生活》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360 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450 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20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300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上世纪30 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 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20元。又一家杂志，约20元至30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25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150到200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 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 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 年8 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②民国时期安徽公费留学生的学业生活
时下正值中、高考，寒窗苦读的学子通过考试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很多学生也会保存准考证等来纪念自己的学习生涯。在安徽省档案馆里，保存着几份民国时期安徽籍的官费留英学生的学业报告，这些学业报告是留英学生通过中国驻英使馆转交给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通过这些档案资料，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安徽籍公费留英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一）留英学生每月寄回学业报告
“本月读了三本书，分别是P.B.Whole的《国际贸易》、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这是一位名叫杨德翘的学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份填写的《安徽省省费奖学金留学生每月学业报告表》中的一句话。作为安徽省省费奖学金派出的留学生，每个月都要从国外向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寄回月度学业报告，报告中要填写学校名称、就读院系、科目年级、出勤与缺勤时数、本月份曾读何种书籍有何心得、本月份曾作何种实习有何心得等等，还要把住址写清楚。
从这份1937年的学业报告档案中可以得知，杨德翘这名学生是一名民国时期安徽省公费派出的留学生，其就读的大学是英国伦敦大学，就读的院系为经济政治学院经济系，其奖学金费额是“英金八磅”，他在1937年7月的学习中没有缺席情况。
对于杨德翘这名学生的每月学业报告，安徽省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多份档案材料，有1937年8月、9月、10月、11月等多月份的。同样，在另一位名叫胡秉正的学业报告档案中，也可以看到其留学英国时的一些学习生活经历。
根据公开的资料来看，民国时期，公费留学制度颇为重要，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公费留学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子赔偿基金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省一级的选派。
（二）学业报告由驻外领事馆转交
既然在民国时期公费留学制度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十分重要，那么教育部门对于留学生的成绩及管理也相当严格。安徽省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安徽教育厅考核（省费奖学金）留学生学业成绩规则》的档案，这份规则中有五条，分别是：1.省费及奖学金留学生须于每月五日以前将上月份，或每学期终了后十日内将上学期学业成绩摘要填写于本厅，所颁报告表寄交本厅审查；2.省费及奖学金留学生填寄报告表时，须请学校校长或主任教授在“证明者”栏内签名方为有效；3.报告表须由该生亲笔填写，不得潦草模糊，并不得请他人代填；4.每月学业报告表连续三个月不填写报者即停止发费；5.每月学业报告表连续五个月不填报或学期报告表二次不填报者即取消其省费或奖学金资格。
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对公费奖学金留学生的成绩管理相当严格，而留学生对每月填写学业报告也不敢马虎。安徽省省费奖学金留英学生在填写月度学业报告后，首先要将学业报告送交给中国驻伦敦总领事馆，中国驻伦敦总领事馆收到留学生月度学业报告后，再转回中国，转交给安徽省教育厅。
在安徽省档案馆的档案中，就可以看到驻伦敦总领事馆在收到胡秉正和杨德翘月度学业报告后出具的书面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两名学生分别向中国驻伦敦总领事馆交上了三个月的学业报告和一篇论文以及学校开具的证明。
（三）朱光潜留英时也要写学业报告
其实当年通过公费留学英国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安徽籍美学大师朱光潜当年也是通过公费留学英国的，同样，他也需要每个月向安徽省政府教育厅寄回他的学业报告。
朱光潜先生的月度学业报告在安徽省档案馆中也可以找到，但只有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份的。从朱光潜先生填写的《安徽省费奖学金留学生每月学业报告表》中可以了解到，朱光潜在伦敦大学就读英国文学及心理学，即将毕业。在“本月会做何种报告及摘要”一栏中，朱光潜填写的是“一篇关于 色彩的感觉 的文章中发现了布洛的观点……”；在“本月曾否旅行有何感想”一栏中，朱光潜填写的是“从斯特拉斯堡回来，从这个夏季（学法语）的学期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在学业报告表的附录中，朱光潜写道：“1930—1931这个学期的诗：这个学期的英国文学学习将会给予更多的想法……”通过档案材料得知，朱光潜先生的这份《安徽省费奖学金留学生每月学业报告表》只是民国十九年11月份这一个月的，也是安徽省档案馆目前馆藏朱光潜学业报告的一部分。
我在一边吃饭一边码贴，正好看看民国（名）人的“吃”
民国吃家中最著名的一对，偏爱白水鸡汤
我们对民国并不陌生，谈到世况、文化，扳着手指也能说出个一二三。
民国也是个美食绚烂的时代：八大菜系最终定型、区域之间的美食交流更加频繁、菜品普遍大众化。要说民国美食，则大多与那些鼎鼎大名的民国名流有关。
他们好吃、能吃、爱琢磨吃，无论是政坛要人还是文人墨客，都为这舌上味道下足了功夫。
蒋介石的食养经——喝白水吃木瓜黄埔蛋
蒋介石饮食上讲究很多，比如喝水，蒋介石喜欢喝30到40摄氏度之间的白开水，而且每隔20分钟就喝一次。早餐也有固定搭配：一片木瓜，一个炒蛋和一份酱瓜。
有趣的是，蒋介石吃饭，常备的菜是一碗鸡汤，一份盐笋，还有酱瓜、黄埔蛋。宋美龄是讲究西餐的，吃饭时，往往是蒋介石这边咸菜鸡汤，而宋美龄则是蔬菜沙拉，中西分明。两人有时候互相调侃。蒋介石说宋：“你真是前世羊胎，怎么这么爱吃草呢。”宋美龄则回敬蒋：“你把咸笋，蘸上黑乎乎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帅哥。虽然他不是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但是我觉得，也挺帅的！
胡适——走遍天下最爱徽州味道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徽州一品锅是绩溪名菜，也是胡家待客的拿手菜。
胡适好酒，酒量虽不大，但年轻时曾饮酒误事，后又患有心脏病，所有后来饮酒很节制。一次胡适去青岛，闻一多等教授设宴款待。席间，三十坛花雕酒转眼喝完。胡适眼看酒力不支，于是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请大家传看，只见戒指上刻着两个字：戒酉。原来这两个字是夫人江冬秀为劝丈夫戒酒亲自刻上去的。只是由于江冬秀文化水平低，将“戒酒”误刻成“戒酉”。大家看了，便不再为难胡适。
袁世凯算得上是民国吃家的第一人，好吃清宫菜，更爱吃家乡河南的美食；袁氏娶了九房姨太太，其中还有三房朝鲜姨太太，其中多位都擅长做菜，包括苏菜、天津菜、高丽菜等等，也是有口福。
袁世凯饭量很大，连餐具都是大一号的，大瓷盘，大瓷碗，吃起来够痛快。快六十岁的时候，袁世凯还能吃下整只鸡和鸭。袁氏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常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
更绝的是袁世凯爱吃人参、鹿茸之类的滋补品，但不像常人那样用水煎服，而是大把大把的往嘴里塞，嚼着吃，有时候吃得自己流鼻血。
占了袁世凯光的厚德福饭庄：厚德福是北京一家经营正宗河南菜的饭庄，袁世凯称帝后，厚德福饭庄借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这块招牌，制造舆论。一时间，厚德福成为北京城达官显贵聚集之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雄厚，名厨云集，成为当时京城颇有名气的饭庄之一。
下面这个是真的四大美男之一了。
这张照片是1947年5月莫德惠到井上温泉时拍摄的。先是张学良与之合影，随后，在同样的位置，莫德惠为他们拍摄了这张照片。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莫德惠风尘仆仆送来了蒋夫人的问候函和家人信件。这也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期间保存下来的几张最初拍摄的照片之一。日式的建筑、藤椅、藤桌、插花……面对友人，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在台湾的幽禁生活刚刚开始。图片版权/张闾蘅
张学良出生、生长在辽宁，开始时喜欢辽菜。后来结识张大千、张群等一批川人，受他们影响，一度垂青川菜。抗战前后，他在贵州被幽禁九年，所以对贵州风味也一直念念不忘。居住台湾时，也常吃海鲜。
在被幽禁湖南湘西的日子里，因交通不便，地方又贫穷，吃肉很成问题。于是，张学良常常亲自上山打猎，打回野味以后再由厨子做成他喜欢吃的菜。被囚贵州时，张学良爱好钓鱼，常把钓来的鱼让厨师或赵四小姐红烧或清炖。
张大千——厨艺更在丹青上，口重好麻辣醇香
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四川的饮食文化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他讲究食材要鲜活，从不吃过夜蔬菜。在敦煌作画的两年七个月里，即使受到了当地食材匮乏的影响，张大千也能在当地寻找食材自创美味。
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常去北京一家叫春华楼的福建馆子，店东家白永吉很爱和文人墨客打交道，张大千来吃饭，总是免费招待。画家白吃一顿还可以，第二顿就不好意思了，于是用画作来抵饭钱，两人也结下了很深的交情。
张大千很喜欢自己做菜，在台湾、巴西、美国居住时都自己琢磨做美食。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梅兰芳——口味南北兼通，以淮扬菜为主
梅兰芳的口味南北兼通，既爱北京的传统小吃，也爱吃川菜里的宫保鸡丁。但受家庭影响，加上唱戏保护嗓子的需要，梅兰芳的饮食基本上还是以淮扬菜为主，如鸡汤煮粥、蜜汁火腿、霸王别姬等都是他爱吃的菜式。
梅兰芳每天必喝的是鸳鸯鸡粥，为了保护肺和嗓子，且因喜欢清淡，梅兰芳养成了“三不吃”的饮食习惯：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不吃红烧肉之类的油腻东西。
咳咳，实际上郁达夫很瘦的
郁达夫——嗜酒爱吃，酷爱福建小吃大餐
郁达夫生就一副好胃口，好吃，尤爱海鲜。这里不得不提他和鲁迅的交往，真是美食与美酒的碰撞，两兄弟你来我往，喝酒吃菜、在酒桌上喝醉呕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难说清。
1932年4月5日在聚丰园，郁达夫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边喝边聊。鲁迅晚年得子，对许广平很爱。生完孩子的两年中，鲁迅花了很大心血照顾他们母子。郁达夫饭桌上就打趣说，你这些年辛苦了吧。鲁迅有些腼腆，当场回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鲁迅这口金句的真实出处，没了一幅“革命”的派头，却多了浓浓的人情味儿。
看完名人，我们来看普通人。
四合院门口的合影，那时候的的哥
四合院内的中国功夫，中国式摔跤
看着还以是穷苦人家，可实际上能拍上照片，有单车，有大房子——这是那个时代的有钱人呐_(:з」∠)_
下面让我们深入（并没有）看看的哥生活
1946年北平市。在“的哥” （车夫）的家里，每一张照片都用相框装裱，他扮演各种角色秀。看来这位当年就是那样的酷爱！（据说那时候规模小的车厂，老板也要去拉车，我猜这是老板）
上面是北平（北京）的。下面我们让上海的老居民来说说。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宁波人、苏北人、广东人都有他们的年夜饭菜式。不变的是大家都喜欢在家聚餐，如今流行在外面吃年夜饭，但上海的老人家更喜欢在家吃，虽然辛苦，这才是年味。
薛正康，1928年出生，上海老移民。
我们家祖籍是广东番禺，曾祖父曾到福建为官，祖父少时曾入南洋水师，在初级班跟邓世昌是同班同学，从水手开始训练，他不堪受苦，就退学了。后跟曾祖父办洋务，先回广东，再到了天津。父亲当年在用英文教学的天津新学书院念中专，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那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刚好祖父被南洋烟草公司老板聘请到上海工作，就举家迁来上海了。我是在上海出生的，1930年，祖父母全家都搬到北四川路（现在的四川北路）永安里，我就在那里长大，按理就算上海人。不过虹口区北四川路那边，住的基本都是广东人，广东戏也常年有演出，群众电影院就叫广东大戏院。年二十后先后封箱，年初一开戏。
说到年夜饭，在我小时候，还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广东寓客一到年底，就要开始做“糕”。记得二嫲和阿嫲两位祖母从年二十五左右，就开始把大米、萝卜、芋头什么的磨碎，加上腊肉、虾米、叉烧丁等做萝卜糕芋头糕，还有一种甜糕了。吃糕是取个“步步高”的好彩头，不仅年夜饭要吃，整个春节期间都要吃的。
过去人家里一般都有供桌，上头供有神主牌，供桌设得很高，底下摆八仙桌。在年三十正式吃“团年饭”前，要先祭祖的。祖父母都穿礼服马褂，带头先拜，子孙辈依次拜过，再抬出八仙桌，桌上摆好圆台，按辈分坐好。当时我家祖父母辈三人，父母和三位叔叔，再加我和弟弟，一共10个人，坐一桌也就够了。
当时“团年饭”除了一般的冷盘热炒外，最要紧是要有鱼，一整条鲜鱼，记得我们吃的是长江三鲜里的鲥鱼。做法也很特别，是用猪网油把鱼身包起来，再放些榄角来做的蒸鲥鱼。那时，大户人家会去北四川路虬江之路口的新亚饭店订整只烤乳猪，新亚饭店是虹口区最好的广东饭店，可以“饮茶”的。我们家属中产阶层，不会去订乳猪的。我家阿嫲很会烧菜，年三十佣人也都告假回乡下去了，“团年饭”就由她来做。她做叉烧和蚝油牛肉也是拿手好戏，“团年饭”上少不了的。
我祖父因为是担任英文秘书的工作，平时会吃下午茶，早餐鸡蛋、火腿，面包、白脱油、麦片的，他喝的是三星白兰地，祖母则喝广东的双蒸酒。
吃完饭，撤下酒席圆台，小孩子就能拿到压岁钱，大人们就开始打一种叫“天九”的牌，上海人则是打麻将的，也会小赌怡情，一边打牌一边守岁，一直等到子时放爆竹。一般来说，老人等放完爆竹后就睡了，年轻熬得住的人，就会一直守岁到天明，团年到此时也就结束了。当年上海还有专门的年夜饭厨师，叫私人厨房。挑着圆的担子，带着材料和碗筷厨具。专去人家里做帮做年夜饭或者家宴的。但不管怎样，“团年饭”都得在家里吃。除了家里，只听说过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吃年夜饭的，那就是四马路上的书寓里，但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
民国上海“恭贺新禧”月份牌
史伯英，1927年出生，老上海居民。
我小时候的上海，大部分人都习惯在家吃年夜饭，比较少人才会“上馆子”，家家户户都会备有一个“圆桌面”，到了大年夜这天就会拿出来搭好。
我的父亲当时在四川中路瑞士A.B.C商业印字房这个洋行工作，每个月收入稳定，算是民国时期的工薪阶层吧，所以我们年夜饭的菜式其实也蛮丰富的，鱼肉为主，而且当时很多菜价其实不是特别贵，像明虾这类现在觉得很昂贵的，那个时候普通收入的人家都能消费得起。
大年夜当天，我们会先将家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我爸爸下午会在灶台上手做蛋饺，现在这把做蛋饺的长柄勺子我还在用，每年我也会拿出来做蛋饺。自己做的蛋饺用猪油，所以特别香。
家里还会搬出大大小小的砂锅，高砂锅我们用来炖一整锅“水笋烧肉”，这锅肉从大年夜开始可以吃很多天，越炖越香。另外口径特别大的砂锅则用来浸泡年糕，年糕寓意年年高，所以每年家里都会提前去买好，浸泡的一种讲究就是一定要用冬水，不能用年初一的春水，所以这件工作一定要在大年夜完成。上海人喜欢吃白斩鸡，大鱼大肉都会有。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还会制作“定胜糕”，用现在做月饼的模子来制作，“定胜”这个名字也是讨个好口彩。
我家有兄弟姐妹四个，小时候，若是年夜饭的亲戚大人多，我们这些小孩就会在大人们的圆桌面旁边，开个“小圆桌”。
吃完年夜饭，像我们家信佛，我母亲会叫一辆黄包车去城隍庙拜菩萨（当时城隍庙供有许多菩萨，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海人叫做“烧头香”，除了城隍庙，龙华寺、玉佛寺、静安寺都有很多人去的。
其实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宁波人、苏北人、广东人都有他们的年夜饭菜式。不变的是大家都喜欢在家聚餐，如今流行在外面吃年夜饭，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家吃，虽然辛苦，这才是年味。
[ 此帖被我思想纯洁在2016-07-01 12:5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