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文/章润娟
<<新周刊>>第372期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等，浙江绍兴山阴县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师 承：少年时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博览群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高 徒：蒋梦麟、罗家伦……
核心理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教育实绩：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富有开创性的贡献；革新北大，使之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
他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蔡元培的低调深得人心。
蔡元培携教育救国大计走进北大之前，北大校长频频更换了好几轮，都没能正校风。朋友大都劝他不必就职，“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理事、秘书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陈洪捷说：“汤尔和等不赞成他去，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认为有责任去承担风险。这与他前面的经历有关，他教育救国的信念很坚定。”
1898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悲愤交加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蔡元培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陈洪捷说：“那次戊戌变法，康梁主持，蔡元培说，改变中国，光靠皇帝、几个政治家是不行的，需要新的国民，而新的国民要通过办教育来培养。”蔡元培后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也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1898年蔡元培回乡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在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蔡元培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就是学堂当时的小学生。蒋梦麟回忆，“这是我了解科学的开端”。他第一次在学堂里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他也是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他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
蔡元培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待在翰林院好了。”蔡元培纪念馆馆长章大国称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辞职。
在绍兴遇阻力，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总教习。此时他不再是满清翰林，而是激进的革命者，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断发习兵操，亲自试制炸药，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也是同盟会上海掌门人。武装反清和发展教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章大国讲了个故事：绍兴老家里儿子阿根病重，但上海学校若筹不到款就要倒闭，蔡元培还是走上去青岛的筹款路，他儿子则因病重去世。
陈洪捷说：“1903年蔡元培去青岛学德语，有种说法是他要去德国学军事。革命活动老没效果，肯定有些书生意气。‘苏报案’发生，他言论激进，被清政府通缉。”这期间他放弃去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直到1907年，等到四十不惑年的蔡元培方才 “半佣半丐”游学德国。
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身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陈洪捷说：“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室，他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辞职。“这么短时间，他让民国教育有了好的开端，整个规划蓝图非常前沿。他提出的5个教育中，实利主义教育很重要，培养实际发挥作用的人才。军国民教育是让羸弱的国家，武力上强大起来。5个教育里，关键的是世界观教育。康德哲学‘判断力批判’中，认为人只有认识到看不到的本体世界，才能超越现象世界，到达美的世界。蔡元培希望通过世界观教育，让国人对生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陈洪捷说，当时理解的人少，后来蔡元培提美育。
“北京大学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民国以前，北大叫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十分清楚：“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陈洪捷也说：“京师大学堂是科举考试的替代物，进了就是进士。很多教师都是官员兼职。到民国了，还称‘两院一堂’，北京大学还被看成京师大学堂，在社会公众眼中是官僚机构。”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深知学生恶习。为铲除科举制留下的劣根性，蔡元培清楚首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上任后蔡元培就在北大就职演说中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先拿文科开刀。
“《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4号蔡元培上任，十几号陈独秀也上任了。”陈洪捷说。
为请到陈独秀，蔡元培不仅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房门口等他起床，甚至为陈独秀编假履历，称他毕业于东京认识先生之蔡元培——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这是很大的事，放今天，一般人也不敢做，大违常规，但这招棋走得很对。马上就建校，然后陈独秀又介绍了胡适等人，文科的局面马上就打开了。”陈洪捷说。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在各种派别并存的北大实行“教授治校”，设立教务、总务两处，聘任财务等委员会，都以教授为委员。在北大最高的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最高决策机构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在评议会上决定。“给教授们管理学校创造了条件。北大那么有活力，因为教授参与了决策。” 陈洪捷说。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当时一大批人持教育救国论，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和别人不一样。他在德国莱比锡待了4年，在柏林待了1年，了解德国近代史，了解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作用。所以他的教育救国后来更具体为学术救国。和他从小一块玩大的好哥们吴稚晖说，对蔡元培来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而教育救国是培养老百姓。”陈洪捷说。
蔡元培主张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并主张学与术分校。他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大除文理两科外，只保留了法科。蔡元培还帮学生建立社团。学生社团百家争鸣：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组织了国民社，而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不仅具学识，尤当有修为。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年6月，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三戒之上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更在五戒之上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师生纷纷入会。甲种会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许德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罗家伦、胡适、王宠惠、张国焘、辜鸿铭等；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丙种会员则有梁漱溟、李石曾、张崧年、傅汝霖等。
陈洪捷说蔡元培上任第一年，风气就大为改变，“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所以林语堂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蔡元培在任10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5次、内阁总理换了30次。时局动荡下，他一再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但1919年5月4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当天群情激愤的北京大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被逮捕的学生中，北大学生居多数，他极力营救。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引咎辞职。“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不可以不速去。”
坊间传言北洋政府要解散北大，最耸人听闻的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要刺杀蔡元培；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将炮口对准北大。蔡元培要以辞职来保全北大，保护学生。但整个社会都力挽蔡元培，他不得已而复职。1923年，曾在北大任教的罗钧任以金佛朗问题被捕，查无证据被放。但教育总长彭允彝提议，将罗再抓起来。蔡元培认为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再次辞职，并在上海《申报》发出《关于不合作宣言》，文中说在黑暗恶劣的时局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这位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谦谦君子，以“不合作”的态度抗议时局。
192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为实行全国范围的教育救国，他在中国推行大学区。1928年他将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是成功的，那时期的北大，很多学子都成为国之栋梁。许智宏说“蔡先生倡导一所大学应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
“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诚如金耀基所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但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闻名于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在北大时，蔡元培就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蔡元培更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蔡元培在法国就慧眼识中林风眠，资助其生活。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
朱青生说蔡元培“在学术上也支持了无数的人，功德无量”。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毛泽东唁电中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至今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挂于北大教育学院的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