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graph][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31/8757258764022587155.jpg[/img][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10/5160487492158648314.jpg[/img]
电影《捉妖记》引爆了暑期档的电影市场，靠着一个“萌萌哒”的“妖”的形象，为电影带来了超过18亿的票房收入。其实，在民间，人与妖的故事一直以各种方式流传。在这些故事里，人们能看到惩恶扬善这一传统的道理观念，这也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的鬼怪故事三百多年来依然葆有活力的原因。
今年是蒲松龄去世300周年，在阅读这些鬼怪故事时，有人会问：我们今天读到的故事，是三百多年前蒲松龄在聊斋书房里面写成的吗？
幸好，有热心人帮我们找到了答案。上世纪四十年代，东北一位政府干部发现了几本非同寻常的《聊斋志异》，在他的努力下，找回了更多的稿本，这些被证实为原稿的《聊斋志异》后来被辽宁省图书馆完好地保存起来。
《聊斋志异》的原稿为何只有半部？现存的半部原稿又是如何出现在东北的？本篇将一一揭开谜底。
[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77/9752859152100995285.jpg[/img]本文作者赵青林与找回聊斋原稿的刘伯涛（右）
[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49/10110125826030877537.jpg[/img]刘伯涛发现聊斋原稿的农会旧址
1947年，在西丰县政府工作的刘伯涛，赴乡下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部写有“聊斋志异”字样的线装书。他把这些书保存了下来，开始了版本的考证工作。在考证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蒲松龄后人。他发现的四部《聊斋志异》，经蒲氏后人确认，确系《聊斋志异》原稿，它们正好是整部《聊斋志异》的一半。另外四部《聊斋志异》原稿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局动荡时早已不知所踪。
1951年，这半部手稿重新装裱后由设在沈阳的东北人民政府图书馆收藏，1952年送交中央文化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交给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誉为“镇馆之宝”。
多年后，辽宁省抚顺市一名地方志的研究人员赵青林，通过历史资料了解到，“镇馆之宝”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历史，赵青林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了刘伯涛，并先后四次拜访了他。
如今，家住在抚顺市南台的刘伯涛已是耄耋之年，但提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刘伯涛老先生依然记忆犹新。通过刘伯涛的讲述，赵青林也得以了解珍贵的《聊斋志异》手稿由散落在民间到被完好保存起来的坎坷历程。
[size=4]炕上发现“聊斋”线装书[/size]
刘伯涛原籍河北蠡县，1938年投身革命。1947年冬，刘伯涛随解放军来到西丰县担任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一天，他到更刻区元宝沟村忠信屯检查土改工作时，在农会所在房屋的炕上的一堆破旧书报中，发现了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
刘伯涛惊奇地打开这本书，只见卷前有高珩的《序》、唐梦赉的《聊斋志异序》及蒲松龄所写的《聊斋自志》，小说内容部分第一篇是《考城隍》。他在翻阅过程中，只见毛笔字工整有力，小说中有多处勾画删改，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改，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刘伯涛曾经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但从未见过手抄本。他越看越觉得这两册书非同一般，在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后，他将书带回县城。
刘伯涛工作之余，常把书摆在桌上，一边翻阅，一边细心研究。他发现这两本装订成册的书，大小一致，书的纸张是古代人们常用的竹制纸，而且纸质已经变得陈旧发脆，说明这本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书内的章节词句有多处改动，刘伯涛推测很可能是作者定稿后对个别词字又稍加润饰的缮写本。
虽已判断出这两本书绝非当代人所作，但刘伯涛还是拿不准它到底是蒲松龄的亲笔手迹，还是后人的手抄本，因为其中有一点让他非常疑惑：早已过世的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今淄川市）人，他写的《聊斋志异》怎么会来到偏远的东北山区小县西丰呢？
带着这些疑问，1948年已经提任西丰县县长的刘伯涛，利用春耕结束夏锄还没有开始的空隙，开始了《聊斋志异》一书版本的查证工作。
刘伯涛认为，如果是《聊斋志异》的原稿落在西丰县，《西丰县志》应该会有记载。于是，他在县志里寻找蛛丝马迹。果然，他在县志里看到这样一段话，记载了蒲氏后人到东北的情况，“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山东淄川人，幼业儒未成而入伍。光绪甲午年来奉，历充哨官帮统等职……家藏有当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刘伯涛看了此段记述，心中大喜。
[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79/15297068280342480367.jpg[/img]
[size=4]蒲氏后人带着原稿闯关东[/size]
刘伯涛想，“家藏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指的可能就是《聊斋志异》。他认为，书虽“不轻示人”，但只要县志上有记载，就会有人知道。于是刘伯涛请来教育界的老教师开座谈会。刘伯涛从中得知，在本县曾任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聊斋志异》原著的第九世传人。这些老教师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蒲文珊在教育界同仁的多次要求下，将他珍藏的《聊斋志异》原稿中的一页放在一个小玻璃箱里给大家看，大家看了几眼后蒲文珊就急匆匆收起。因此，对于原稿究竟有多少部，谁也不知道底细。
后来，刘伯涛按线索找到了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聊斋志异》影印本，那套书中选有《狐谐》、《仇大娘》等24篇小说，刘伯涛将手中的两部《聊斋志异》与影印本进行仔细核对后发现，影印本中所选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聊斋志异》。
1948年6月的一天，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向他宣传了新政府保护文物的有关政策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你家有《聊斋》原稿吗？”蒲文珊听后一怔：“有。是先祖蒲松龄写的。”
刘伯涛接着问：“怎么传到西丰县的呢？”
蒲文珊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一直在他们山东淄川的家里珍藏，到了蒲文珊的祖父蒲价人那一辈，蒲氏家族带着原稿来到东北谋生。蒲价人去世前，将原稿传给了蒲文珊的父亲蒲英灏。蒲英灏病逝前亲手把传家之宝《聊斋志异》传给了蒲文珊。蒲松龄曾用32字为蒲家子孙立了谱系：“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蒲氏后人也以此为序，将《聊斋志异》原稿世代相传，蒲文珊是蒲松龄原稿的九世传人。
刘伯涛问蒲文珊原稿是多大部头，蒲文珊说他珍藏的是两函四部，但原稿在土改中不见了。刘伯涛心里琢磨，如果他找到的两部是原稿，那么另外两部在哪呢？送走蒲文珊，刘伯涛立刻找来秘书科张松本、宗殿儒，他们三人骑上快马直奔元宝沟村忠信屯农民会。他们找来农会干部，把四五个装满了书的麻袋搬到院内的一棵老杨树下，细心地查找起来。可是，一连翻了好几遍也不见《聊斋志异》原稿。这时，一位在院子里干零活的老农上前问他们三人在找什么，刘伯涛随口说：“找两本《聊斋》的书。”老农想了一会说，“你们别找了，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姓王的工作队女同志，晚上总在灯下看书，我不识字，有一天问她看的是什么书，她说是《聊斋》。”
刘伯涛喜出望外，急忙问老农：那位女同志看的聊斋是什么样？有几本？老农说有两本，外边是蓝色旧布皮。
刘伯涛赶紧问：“书呢？”
老农说：“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到哈尔滨时带走了。”
[size=4]另一半原稿早已遗失[/size]
书有了线索，刘伯涛看到了希望的同时，心情也沉重起来。当时正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沈阳、长春还没解放，一位女同志能否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平安到达哈尔滨？即使安全到达，她又在哈尔滨什么单位工作？对于这些问题，刘伯涛一概不知。
刘伯涛经慎重考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他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封求援信，请求组织协助找到那位女同志，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信发出去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部从哈尔滨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原来那两部《聊斋志异》原稿拿来对照，四部书大小一样，旧蓝布皮的封皮一样，书名的字迹也一样。
刘伯涛找来蒲文珊，将四部书放在他面前，蒲文珊惊喜地说，这正是他精心保存了20多年的《聊斋志异》原稿。刘伯涛翻开书，找到一些字迹不一致的文章，问蒲文珊：“为什么字迹不一致呢？”蒲文珊看了一眼，说：“代代先祖在传书的时候都叮嘱，书内不同笔迹的文章是蒲松龄的学生代抄的。”
蒲文珊说完这些，又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不是两函四部，是四函八部。刘伯涛赶紧问另外两函四部书的下落。
蒲文珊痛心地说：“光绪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多次商量借阅《聊斋志异》原稿，家父实难推却，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就是现有的这两函四部。归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去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从此，依将军下落不明，半部原稿随之失落。”
历经四个寒暑，刘伯涛终于在1951年，将蒲文珊祖传的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找了回来。
[img]http://images.qianlong.com/mmsource/imghylanda/20150811/5/13477613575203521833.jpg[/img]根据辽宁省图书馆所藏原稿影印的《聊斋志异》
[size=4]《聊斋行乐图》不知所踪[/size]
1951年春，刘伯涛亲自带着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稿本两函四部是原八部原稿中的一、三、四、七部。这半部手稿共400页，有小说237篇。遗失的是二、五、六、八部。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由他人代抄。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修改较多。在《聊斋自志》启钤有‘松龄’白文长方印一枚，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
1951年5月20日，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奖励蒲文珊的500万元（东北币）奖金。刘伯涛当即找来蒲文珊，将奖金如数给了他。蒲文珊无比激动，第二天他又给刘伯涛送来蒲松龄亲笔所著且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一书，委托刘伯涛交给国家。
那时，刘伯涛已经是西丰县委书记，蒲文珊说：“刘书记，我要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你：清同治年间，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不光携来《聊斋志异》原稿、《草虫篇》等著作，还有蒲松龄按《聊斋志异》主要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与《聊斋志异》原稿配为一套。”
刘伯涛急忙问：“《聊斋行乐图》有多大？”
“宽约二尺，长五六丈。”蒲文珊说：“上有蒲松龄画像以及清代名儒赞和诗。在我和弟弟蒲文玙分家时达成一致，我珍藏《聊斋志异》原稿，他保存《聊斋行乐图》。分家后，他搬到西丰县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迁了。我曾多次去寻找，不知下落。”
刘伯涛把《草虫篇》送交东北人民政府文管部门以后，又开始寻找《聊斋行乐图》，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开座谈会和走访当地老住户，他们只知道早年曾住过一户蒲姓人家，但不久便不知搬到何处去了。1952年秋，刘伯涛调离西丰县到抚顺市政府部门工作，查找《聊斋行乐图》之事随之搁浅。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伯涛提起下落不明的半部《聊斋志异》原稿及与之配套的《聊斋行乐图》时，仍感慨万千，“这是件牵动炎黄子孙的憾事。”
[size=4]补白
流传于世的《聊斋志异》各版本[/size]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现为国家重点文物，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蒲松龄生前穷困潦倒，无力将《聊斋志异》刊行，民间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严州做知府的山东莱阳人赵起杲在刻书家鲍廷博的协助下，将《聊斋志异》刻印出版，这就是此后二百年间相继刊行的所有《聊斋志异》刻本的祖本——“青柯亭本”。
原稿发现后，著名学者杨仁恺先生将原稿与通行的“青柯亭本”有关内容做了比勘，这才发现“青柯亭本”由刻书者擅自改动、增删之处多达两千余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学者张友鹤根据原稿重新整理出版了会评、会注、会校本《聊斋志异》，即“三会本”《聊斋志异》，此后新出版的注本、赏析本、白话本、外文译本基本上都以“三会本”为底本。因为原稿有半部遗失，“三会本”在整理原稿遗失的内容时，依据的是“铸雪斋”抄本，经研究发现，“铸雪斋”抄本多有随意删改现象。
在现存所有手抄本中，除了半部原稿，研究者多认为最接近于原作的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康熙抄本，它是现存早期抄本中唯一直接依据原稿抄录的，它的抄写格式、分册情况与原稿完全相同。根据抄本与现存原稿看，一字不差者达三十七篇，其他篇个别地方有错，也完全是抄录者的笔误，不是有意为之。
另外，以抄主姓名命名的黄炎熙抄本，据专家考证此书为清雍正年间抄成，也是《聊斋志异》早期抄本，文字上也较接近原稿，异文较少。有人曾抽取原稿第一册中的六篇与之比勘，竟无一处异文。
[align=right]来源：北京晚报[/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