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柜里有两本书，一本书名是《假球》，另一本是《黑哨》。有不少圈内圈外的人都认为，中国职业联赛，很大程度上因为“假球”、“黑哨”这些负面的现象而走向衰落，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踢假球的事情很早就发生过。那个年代，关于假球的种种猜疑、举报、处理也形形色色。而那个年代的假球，与后来的利益无关。这些案例，无一不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五运会京粤之战
　　多年后，双方承认曾经“默契”
　　有人说，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国家体委确定的足球比赛规模为12支球队。二司足球处制定的规程是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淘汰赛。这个赛制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国际足坛至今通行的大赛赛制。但是，当时还没有优选法，即成绩最好的两支小组第三名球队也能出线。五运会小组赛分为4组，每组3支球队，为的是各取前两名，8支球队正好是2的几何级数，便于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编排。但是，从赛程来说，每组3场比赛，每轮势必有一支球队轮空，前两轮已经打完全部场次的球队最后一轮只能当看客，坐视另外两支球队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除非两战皆胜，否则难说会不会被别人操纵。
　　D组的北京和广东队按说都有战胜河北队而出线的实力，谁知首轮比赛北京队连失3球，0比3败给河北队。第二轮广东队1比0小胜河北队。这时，没有经验的河北队天真地以为一胜一负，积分不少，净胜球数领先，出线形势大好，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北京队最后一轮与广东队的比赛输球或打平，都要被淘汰。但是，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最后一场北京队只要有4个进球，广东队有3个进球，两队的进球总数都能达到4个，从而将河北队挤出。
　　这场敏感的比赛开始后，双方果然不谋而合地放弃中场，集重兵于两座球门前，拼命争取进球，禁区内人仰马翻，非常热闹，连中卫都冲进去抢射。踢到六七十分钟，终于完成了总共7个进球，场上球员心照不宣地开始消磨时间，最后那二三十分钟，连中线都懒得过。
　　据说河北队当时就有队员落泪，有队员愤怒。身兼足球竞委会要职的副司长陈家亮过后问我：“这场比赛你是怎么报道的”，我说“简单报了一下结果”，他听后无语。那时候，我只感到比分和过程不大正常，显然没有老陈想得多想得深。
　　多年以后，据说当事双方球队中都有球员承认北京队与广东队是一场有“准备”的比赛，远不是“默契”两字所能代表的。不过，在那个年代，踢球与金钱无关，假球并非有市价的交易，踢假球往往是为最终求得个更好的名次。同时，赛制的漏洞也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动邪念罢了。
　　六运会辽鲁之战
　　看完比赛，袁伟民愤而辞职
　　“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那时赛制依然沿袭五运会的赛制。1987年8月15日，足球处负责竞赛的李传琪在国家体委一间会议室内主持分组抽签仪式。记得传琪当时宣布获预赛4个赛区第一名的队以及从同一赛区出线的队，决赛阶段将不分在同一小组，还特别询问各队主教练对分组原则有没有异议，在得到大家默认后才动手抽签。谁知，上两届全运会冠军山东队和上海队不走运，同上赛季足协杯赛冠军辽宁队一起抽在B组。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显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刚才已经接受了抽签办法，再有意见也为时已晚。
11月21日，六运会足球首轮比赛，毛毛细雨始终不停。上海队与辽宁队谁也攻不破对方风雨不透的防线，以0比0结束了沉闷的交锋。但是，倒霉的是上海队抽到了最后一轮轮空的坏签，而在第二轮，他们与山东队又踢成1比1。
　　25日下午，广州郊区从化县的体育场里，齐鲁和辽沈的球迷从几千公里外赶来，有人在看台上扯开横幅，上书正是“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人们像是早就知道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开球哨响之后，命运握在别人手里的上海队教练王后军坐在台上，不住地吞云吐雾。其实，在场的许多人都有不同的担心。双方一改前一场比赛的打法，争先破门。辽宁队9号马林当着山东队两名中卫的面在禁区里射进一球，20号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此后，辽宁队再没威胁过对方球门，辽宁球迷也没有再喊“进球”。山东队开始行动，辽宁队的后卫腿如灌铅，由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门将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球总算滚进去了。终场前七八分钟，山东队11号刘乐阳破门。2比2，终于实现了不出所料的结局。专程来观战的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带着一脸怒气返回广州。
　　这场比赛如果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队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宁队和山东队双双出线。这个账谁心里都明白。赛前，足球竞委会曾分别向两队提出认真比赛的要求。中场休息时，仲裁委员会再次提醒双方领队，但无济于事。
　　第二天晚上，设在天河体育场内的六运会新闻中心会议厅内坐满了记者，等待组委会宣布对比赛的处理。已经很晚了，足球竞委会的杨霏荪才露面。这位被“抓差”的老广东队前锋宣读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后，没有任何解释和答问，便匆匆离去———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份内事。
　　当时那份决定的内容如下：1987年11月25日，第六届全运会足球比赛辽宁队对山东队一场比赛出现不正常现象，场上表现消极，赛风不正，引起群众不满。中场休息时，虽经竞委会和仲裁委员会提醒，但两队仍无改变。
　　以上情况，经仲裁委员会提出报告，竞委会多方收集反映和意见，认为在该场比赛中，两队的表现违背了社会主义体育道德，是与“公正竞赛、团结拼搏”的竞赛原则不符的。为端正赛风，对该两队进行教育，现做如下处理决定：
　　一、给予辽宁队和山东队严重警告；
　　二、取消辽宁、山东两队决赛阶段参加运动队精神文明奖评选的资格；
　　三、取消辽宁、山东两队队员参加运动员精神文明奖评选和最佳阵容、最佳射手的评选资格。
　　从比赛结束到做出处理的24小时内，坚持重罚和反对意见不断交锋，很多人在做“说情”工作，焦点是合理利用规则与有悖体育道德之间的界定，两者水火不容。此事发生后不久，年维泗接替袁伟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有人说主张重罚的袁伟民正是由于受到难以克服的阻力，才愤而辞职的。
　　六运会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办公桌上放着一封封读者来信。因为我对此战的报道与“处理决定”中的结论一致，有球迷在信中断言“你这个记者一定是上海人”。
足协杯皖闽之战
　　争相求败，还能不能冲出亚洲
　　如果说这种发生在全运会上假球只是消极比赛，缺乏进取，那么，出现在首届中国足协杯赛上的假球竟是争相求败。1984年10月11日晚，安徽队与福建队在武汉进行足协杯赛第一阶段最后一轮比赛。双方为了在下一阶段分组中避开强手，争着输球。
　　在此之前，安徽队1平1负只积1分，福建队两场皆负积0分。这场比赛将决定两队在小组中第三和第四名的位置。由于其他各小组比赛已在当天下午结束，第二阶段对阵实际上基本排定，安徽队与福建队比赛的胜者将同八一队和武汉队编为一组，负者则编入广州队和昆明部队队一组。
　　两队为了避免与八一队交锋，比赛一开始就不积极进攻，多在中场横传，惹得观众大叫“进攻”。在场的中国足协秘书长陈成达提请双方领队和教练员注意：“比赛不能这样打，不能愚弄观众！”此后形势稍有好转，安徽队和福建队各攻入一球。但是，好景不长，安徽队像是对能不能如愿输球心里没底，终场前8分钟，4号王强在守门员远离球门的情况下大脚回传，将球踢入自家的空门。此后，福建队像是醒过味来，前锋队员在对方底线抢到球后，立即向本方半场大脚回踢。安徽队为了不让对方复制自己攻自己球门的方法，前锋队员也赶忙跑到福建队的后场，替人家充当“后卫”，加强对福建队大门的“防守”。结果，安徽队终于保住了一球的“优势”，达到了输球的目的。
　　有球迷当即找到组委会质问：“这样踢球能不能冲出亚洲？这样是不是尊重观众？”10月12日晚，足协杯赛组委会决定：对安徽队和福建队的错误给予通报批评，责成两队作出书面检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挽回恶劣影响；给双方领队和教练员警告处分；双方11日的比赛成绩无效，两队在第二阶段的分组另外通过抽签决定。
　　启示录：非利益时代，假球从何而来？
　　中国足球实施职业化改革十几年，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以为假球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苍蝇，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绿茵场上，就曾有过假球。不仅中国如此，在职业化尚不发达甚至完全没有职业化的国家，同样存在假球。不仅足球有假，其他项目也有假，区别只在于影响的大小，一定程度上还与传媒的炒作和信息传播有关。可以说，竞技比赛绝对纯洁如同绝对公平一样，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只不过，与职业化之后出现的假球相比，造成中国足球在上世纪80年代的假球，主要原因并非物质利益的诱惑，不需要也付不起很高价钱。在当时条件下，对成绩得失看得很重，正如不断批判锦标主义，本身就表明锦标主义确实存在，并影响着运动队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中国足球管理层对赛制的研究和组织比赛的经验也不足，规程的修订按下葫芦浮起瓢，假球防不胜防，还有“只要想钻空子，再严密的规程也不可能没有漏洞”的说法。1984年创办足协杯赛，规定当年联赛没有升降级，实力悬殊的甲级队和乙级队在足协杯赛上一通混战，以足协杯赛名次决定下赛季不同级别联赛的参赛资格，这也是引发弱队钻空子，以退求进的原因之一。
　　差不多20年前，我曾在广东鹤山采访中国女足，与主教练商瑞华聊天。商指导对中国男子足球很是不屑，理由是太假，假年龄，还踢假球。后来，商指导也曾到大连和四川执教男足，在2001年绵阳队冲A的闹剧中，几乎被假球牵连，好不容易才洗干净，又回到女足了。
　　踢假球害人害己。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陈家亮说的一句话：“年轻队员踢一场假球，一辈子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