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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寒春（后排右）、阳早（后排左）和子女在北京2010年6月21日，在中国陕北三边牧场旧址，一对美国夫妇的骨灰撒到了这片他们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上，上空响起了孙女用小提琴演奏的爷爷奶奶生前爱听的《东方红》……

　　他们就是阳早、寒春。为了追求一种信仰，他们先后从美国来到中国，并选择一生留在中国。他们在中国一生的事业，都是围绕着养殖奶牛，但却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清明节期间，记者对曾和阳早、寒春一起在陕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进行了采访，试图还原他们在陕20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阳早

　　原名欧文恩格斯特，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一个农民家庭，全家靠养牛为生，他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牧专业。1946年8月，二十多岁的欧文受《西行漫记》影响，辗转半年到延安并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

　　寒春

　　原名琼辛顿，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学家，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

　　1949年，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结为夫妻。

　　一位外国人模样的女人跪在奶牛棚地面的鹅卵石上，边比划边说：“太痛苦了，你们过来试试。”现场的西安草滩奶牛场领导难为情地一笑，也屈身蹲在地上，用手按了按鹅卵石说：“就是不舒服！”

　　这是1994年，那位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寒春，时年，这个在中国已待了46年的美国女人，已经73岁了。

　　寒春，原名琼辛顿，曾参加美国原子弹研究的“曼哈顿工程”，后因对杀人武器的厌恶，以联合国难民救助总署奶牛专家的身份，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1949年，寒春和同样来自美国的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婚。1952年，阳早任西安市牛奶厂副厂长，第二年，又调到西安市奶牛场任副场长，寒春任技术员。二人1966年调北京工作。

　　此次到西安是为筹建一个新的奶牛场。

　　那年杨辉大学刚毕业，在草滩奶牛场实习，躲在参观的人群中，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西方女人，为她的认真和固执。

　　17年后，杨辉已成为草滩第五奶牛场副厂长，却仍然记得那一幕。“牛卧在鹅卵石上不舒服，就不会产太多的奶，产奶量少了，又拿什么来回报养牛人呢？人养牛，其实就是牛养人。”2011年4月7日，杨辉在自己的奶牛场，给一些新员工讲这个故事。

　　[b]一：在三边牧场设计风车[/b]
　　时间回到1949年9月。

　　16岁的李桂登当时正在陕北定边县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放奶牛，突然听说三边牧场来了一对外国人。李桂登和其他工人一起去看热闹。如今已经78岁的李桂登仍然记得当初第一次见阳早、寒春时的情景——

　　这对老外金发碧眼，男的还会说一些中国话，而女的只会一半句。两人穿着八路军的灰衣服，衣服太大，那个女人穿上就像袍子一样。跟随这对老外来的还有83头荷兰奶牛。

　　后来李桂登才知道，这些奶牛都是从山西赶来的。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好的强壮的奶牛都被赶到山西避难，体弱多病的则被撵进了黄龙山。这次，这对老外就是带保存在山西的奶牛来到三边牧场的。

　　那时，牧场连路都没有，往来交通全靠毛驴。因为地方偏僻，新中国成立，20天后大家才知道消息。

　　当时生活条件极差，三边牧场给这对老外开了小灶，每次都是由灶房单独做好饭菜，由勤务员端过去。“他们特殊的也就是能吃上荞麦面，而大家平常吃的都是黄米、干饭、酸白菜。”李桂登说。

　　由于这对老外的脚太大，牧场发的鞋子他们穿不上，于是牧场就在附近专门找农村妇女给他们纳鞋。

　　有一天寒春看到牧场灌溉困难，一时来了灵感设计出了一架风车。牧场的人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图纸也看不懂。在寒春的指挥下，李桂登和牧场的兽医刘德英开始修建风车。“砰”的一声，寒春给两人拍了一张照片，李桂登如今仍然保存着这张照片：刘德英趴在风车架子上干活，李桂登忙着打下手。

　　“从来没有见到阳早和寒春吵过架。”李桂登说。

　　有一次寒春病倒了，因为没有药，阳早只能看着自己的妻子掉眼泪。牧场的人骑马找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搞来几支青霉素，注射后寒春很快就康复了。这也是在以后十余年中，李桂登唯一一次看到阳早流泪。

　　2 [b]“他比白求恩还要白求恩”[/b]

　　有一年冬天，阳早、寒春捏了许多泥人，大家开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对老外是在庆祝圣诞节。大家当时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就是看报纸，由于阳早、寒春不认识几个汉字，在延安一直跟随两人的红小鬼刘德英，就给他们当上了翻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已将新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的寒春，不能容忍看着自己的国家去侵略中国的邻国，于是用纸糊了一个美国总统杜鲁门像，然后一把火将这个“杜鲁门”给烧了。

　　从此牧场的人发现，寒春的浪漫气息少了，更多的是一种实干精神。阳早每天忙着研究奶牛，寒春也慢慢开始给丈夫打下手。由于要取土给牧场打围墙，阳早和寒春一起拿起铁锨挖土壕。“寒春干起活来和男人一样。”李桂登说。

　　时间慢慢长了，大家和这对老外已经混得很熟了，阳早被称做“阳技师”。

　　这对老外太喜欢奶牛了，也很有意思，奶牛对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如果有工人在打不听话的奶牛，阳早就会冲上去，用手拧对方耳朵阻止。

　　1952年，阳早、寒春调到了西安西郊枣园附近的西安牛奶厂，阳早任副厂长。

　　1953年，汪礼平刚从西北农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农业厅。有一天农业厅领导告诉他，省上准备将西安草滩农场和牛奶厂合并，需要一个长远规划，组织希望他协助牛奶厂的副厂长阳早一起调研此事。

　　当年的大学生现在已是79岁的老人，汪礼平说：“阳早、寒春那时已经能说比较流利的中国话了，工作中比中国人还负责、严格，将中国人的事当做他们的事情去做。”

　　有次阳早看到一位叫张金元的员工工作不够认真，就批评了他。后来阳早多次批评他，张金元认为这个老外老找事，工作中就有了抵触情绪。可后来张金元从工作中彻底服了他，见人就说阳早“比白求恩还要白求恩”。

　　在众多受访人中，现年75岁的刘国经无疑是和阳早、寒春最熟悉的。“我是阳早的大徒弟。”刘国经这样形容他和阳早的关系。

　　1955年5月，西安牛奶厂和西安草滩农场合并，牛奶厂搬迁到北郊草滩。阳早、寒春也搬到北郊。这年，19岁的刘国经从横山县到草滩农场工作。刚到奶牛场，当时的场长薛天民告诉他，这里有两个外国人，你去给他们当助手。

　　刚一见到阳早，阳早就给刘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借我的大鼻子谋私利；第二不能借我的大鼻子欺压别人；第三要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必须要做到。”

　　从陕北三边牧场赶着奶牛来到西安草滩农场的李桂登，这时也注意到，阳早、寒春已不像在三边牧场一样吃小灶了，和大家一样上大灶。在此期间，两人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叫阳和平，二儿子叫阳建平，小女儿叫阳及平。

　　3 [b]男女平等 寒春要求涨工资[/b]

　　阳早、寒春处处要求和中国人平等。她和阳早总是说：“我们在中国感到很幸福！我们不追求物质，我们看重的是精神。”

　　当时大家的工资都是按照国家技术人员的级别来领取的，按级别套，阳早的工资是每月160元，寒春是120元。

　　刘国经清楚地记得，寒春对此颇有意见，她认为男女平等，为何她的工资比阳早要低？最后，在她的要求下，她的工资涨到140元钱，而阳早的工资降到了140元钱。

　　大家后来又不理解，国家给外国专家一次补发5000元钱，二人不要。有一次阳早、寒春和汪礼平一起做的科研项目获得大奖，国家给的奖金，阳早、寒春也是分文不要。

　　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给阳早这样的技术人员发中华香烟。阳早将他的中华烟散给同事吸，自己拿着烟斗抽旱烟。

　　有关领导嘱咐照顾阳早、寒春的生活，农场职工的标准是“粗粮不限，粗细搭配”。阳早就问刘国经每次吃多少粗粮，刘国经说大约30%吧，于是阳早跑到食堂给两人以后的伙食也订了一半的粗粮。

　　阳早的助手汪礼平回忆，当时农场用的是苏联的挤奶机，效果不是很好。于是阳早托国外的朋友买来瑞典的挤奶机，用了后他兴奋地说：“太好用了，比苏联的好用多了。”

　　阳早立即和汪礼平研究起了瑞典的挤奶机，先将挤奶机大卸八块进行研究，然后用铝材做成模具。经过几次试验后终获成功。

　　汪礼平说，目前这种挤奶机还在草滩一些奶牛场使用，非常好用。随后，阳早又开始研究挤奶台、储奶罐等。当年阳早改进的铡草机农场现在仍在生产，一年能卖出去600台，许多工人仍在依靠这些卖出去的铡草机领工资。

　　1966年“文革”开始，在西安生活居住了14年后，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临走时，他们将自己家的留声机、收音机等物品交给了农场，将扳手、钳子等工具留给了汪礼平。直到今天，汪礼平还珍藏着这些工具。他们唯一带走的物品，是两辆使用了13年的“二八”自行车。

　　令阳早遗憾的是，挤奶台在他们离开时，一直没有研究成功。阳早离开草滩时曾经鼓励汪礼平，我会去国外取经的，回来咱们一定要将挤奶台建好。

　　在北京，两人被安排在专家楼，享受较好待遇，但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却激怒了这俩美国人。1966年8月29日，寒春和阳早联合另外两位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中写道：“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他们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人一样，取消特殊化。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

　　4 [b]为省差费 到美国考察打地铺[/b]

　　1979年，包括部级官员在内的14名代表前往美国进行奶牛机械考察。由于阳早、寒春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不能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往美国，他们是这次考察团的顾问。

　　但是寒春的实际角色却是会计。“这个老太太太抠门了！”刘国经是当时团队里职务最低的人，对当初出国所花费的费用仍然记忆犹新。

　　临去前寒春告诉大家，准备几把推子，因为在美国理发太贵。60天的考察中，大家没有一次在饭馆吃饭，都是阳早、寒春领着大家在一些华侨家里吃饭；也没有住过宾馆，都是在华侨或者一些美国人家里打地铺。快回国时，大家一算账，按照标准，只花费了差费的1/3。

　　寒春拿省下的差费，买了一些奶牛养殖设备和关键配件。刘国经记得阳早说过一句话，中国的畜牧机械非常落后，就跟原始社会一样。

　　两人到北京后，汪礼平还经常接到阳早从北京写来的信，询问挤奶台研究的进展。此后，阳早、寒春每次出国，都花自己的钱买一些公牛的精液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送给草滩农场。不久，阳早和汪礼平等人研制的“鱼骨式挤奶台”成功了，如今草滩农场一些奶牛场仍在使用。

　　草滩农场下属的奶牛场发展非常迅速，1994年，草滩农场的一些职工，又发现阳早、寒春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出现在了农场。此时，寒春具体的工作是筹建奶牛四场。杨辉从西北农林学院毕业后在草滩农场实习，他经常能看到这对老外。

　　一天大家去参观奶牛四场的牛棚，牛棚地面铺满了鹅卵石，寒春突然跪在鹅卵石上说：“太痛苦了，你们也来试试。”跟随的一位副厂长蹲下来用手掌压了压鹅卵石说，确实不舒服。杨辉说，人性化养牛的理念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理解，大多数人都认为，牛就是牛，吃饱没病就好，可寒春却试图让人去理解牛的感受。

　　杨辉后来发现，寒春设计的奶牛四场非常人性化，在挤奶时，尽量让人多走动，让牛少走动，怎样让牛消耗的能量少，怎样方便牛就怎样来。“在上世纪90年代，西安、北京、上海的奶牛养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阳早、寒春功不可没！”杨辉这样认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阳早、寒春来西安的次数少了，但草滩农场去北京看望他们的人多了。有一次火车晚点，半夜两点到达北京，令草滩农场的同事感激的是，阳早、寒春竟然这么晚还在车站等着他们。

　　养牛，一直是夫妻俩的事业，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就。他们先后获得北京市和当时的机械工业部的科技进步奖、农业部国际合作奖和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寒春和阳早把年产奶量不足7000公斤的奶牛改良为年产奶9088公斤，个别甚至超过13000公斤。

　　他们在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有很好的房子，但从不去住，而是一直住在北京昌平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试验站的平房里。

　　2003年12月25日，86岁的阳早因病去世。在新华社发布的讣闻中，寒春执意要求加上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她说这是为了表明她和阳早的信仰。“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来中国，而是为了信仰。”

　　刘国经也前往参加了葬礼。丧事办完后，聊天时寒春看到了老伴的自行车，突然提议刘国经和她一起骑自行车，两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转了转。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绿卡”，成为在大陆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2010年6月8日，寒春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6月21日，阳早、寒春夫妇的儿子阳建平、女儿阳及平、孙女Gina等一行来到陕北三边牧场旧址，Gina用小提琴拉起奶奶寒春最爱听的《东方红》。儿女们将阳早、寒春的骨灰撒在这片夫妇俩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上。

　　草滩农场如今已改名为“西安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在该公司南侧不远处，一处偏僻的破旧瓦房，阳早、寒春的旧居就在一棵大柏树下。两间房屋极其简陋，墙面和屋顶的许多墙皮已经掉了。如今屋内住着的是草滩农场一户困难职工，女主人姓武，6年前才搬来。

　　刘国经说，实际上原来阳早、寒春的住址更加简陋。1962年，寒春妈妈要从美国来探望女儿和外孙，组织上觉得应该让美国老太太感觉女儿过得还行，才决定让阳早、寒春搬到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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