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色·戒》学术顾问）

李安的助理打电话来，说导演要请我去参加酒会，然后观赏香港的首映，没说两句话，电话那头就兴奋起来，大声说，太棒了、太棒了，导演得了大奖，太好了，你有没有看到他领奖？我说没看威尼斯影展的颁奖礼，是从新闻报道上得知的。他又兴奋地大叫，哇欧，太好了，太好了，他们没办法，一定要给他最大奖的，没办法不给的。我心想，小伙子高兴得语无伦次，也该称赞两句。就说，你们跟着导演做了那么久，都是有功之臣，电影拍得好，你们每个人都有贡献，金狮奖表扬整部影片，也就表扬了每个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你当然也有份了。小伙子突然谦虚起来，音调降低了，说没有啦，我没做什么，只是打打杂，都是因为导演拍得好。

我和小伙子相熟，是因为李安拍《色·戒》，只要人在香港或内地，都由他和我联络，经常打电话来，说导演想跟你说话，有没有空啊？在他心目中，“导演”就是“那一个导演”，是与李安画等号的，不说姓名，似乎有点避尊者讳的意味，别人则是张导、林导，想来无法相提并论。他时常奉导演之命，拿一改再改的剧本资料给我，要我提意见，见面时毕恭毕敬的，我想，那是我沾了“导演”的光。有一次，他接我到松江的上海片场去看拍摄，路上问我，和导演是老朋友吗？我说，我们在纽约认识的，多年了吧，谈得来、每次他有了什么想法，总会跟我讨论一番，然后就认认真真送资料来，我当然也就认认真真地看，认认真真提意见。导演很谦虚，对意见一定仔细思考，然后说出自己的看法，再和你商量。我也就以“诤友”自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是个真诚的人，真诚对待电影，真诚对待工作，真诚对待自己的艺术感觉，也真诚对人，让人愿意为他做点事，的确是当导演的长才。小伙子说，是啊是啊，我就一心想帮导演做点事，帮他把事情做好。

放下电话，不禁感到欣慰，觉得李安得奖是实至名归，而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都为此高兴，与有荣焉。

       

拍个不同的张爱玲 

 

李安第一次为《色·戒》找我，在一年多以前，是另一位助理从纽约打电话来，但是同样一句话，导演想跟你说话。我俩寒暄了两句，他就问我有没有读过张爱玲的《色·戒》。

“不记得了，怎么？”

“我想拍一部张爱玲的电影，你可不可以看看故事、提点意见？”

我心想，怎么又是张爱玲？他好像猜到我心底的疑虑，就说，想拍个不同的张爱玲，那口气就像当年打算拍《卧虎藏龙》，找我谈王度庐。我说，又是武侠片吗？他回答说，想拍个不同的武侠片，追求“侠”的精神不同，就是有新想法，流行的词汇就是“创意”，这次是轮到张爱玲了。于是，我就重新找出了“祖师奶奶”的作品，仔细看了一遍，思想有什么特别的张爱玲精神。故事不错，像个电影剧本的初稿，有的地方刻画入微，有的地方却粗枝大叶，只有一个轮廓，可以编出许多花样精神嘛，也的确有特殊之处，尤其是结尾的转折，独具一格，是张爱玲的冷酷与残忍。


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来，谈了许多故事细节，特别是人物角色的性格。物色演员，说容易也容易，因为到了这份儿上，李安大导演的戏，当然是戏挑人，不是人挑戏，说难也是难，因为他对每个角色的塑造，已经有了大体的轮廓，而且有特殊的要求，以配合心中追求的艺术感觉。记得他拍《卧虎藏龙》，女主角玉娇龙的选角，就煞费苦心，跟我谈过好几次，一起分析玉娇龙的性格，要端庄之中潜藏着野性，纯洁深处有一种天生的谲诈不羁，当然还得是不可方物的娇美，令人为之惊艳。我说，抽象描绘人物，也只能描个八九不离十，可是要我选角，我是一筹莫展。他苦笑说，真是令人头疼，这角色要挑大梁，整出戏要她撑上半边天的。后来怎么找到的女主角，那是导演的本事，我就不知道了。这次拍《色·戒》，又是女主角难找，要纯真得青涩，又要有几丝潜藏的风骚，同时具备天使与狐狸精的个性，是个人生经历单纯、内心情欲复杂的人物，假戏却又真做，想玩火却惹得烈焰焚身。李安说，他打算找个新人，自己塑造个演员。正式进入选角阶段，李安不再和我商量，因为我对演艺圈几乎一无所知，他当然也清楚。

 

剧本修改一丝不苟

 

李安给我看的剧本，是他改过一次的，可是他坚称是初稿，还要大修。我提了不少意见，尤其是涉及历史氛围的细节部分，有些语词表达的方式不妥，有些应对的关节别扭，都要改。我建议他去找几位常年生活在上海的老克拉，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他来香港拍片，正逢我组织了一个国际人文会议，来了好几位研究上海近现代史的专家，就一一给他介绍了，要他到上海时可以咨询。有的是研究上海城市地理变化的，有的是研究上海文化变迁的，还有一位是研究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机关的。

影片已经开拍了，时间很紧，他还都一一求教，力求精准地掌握时代氛围。

他请我帮的一件大事，是把剧本的英文修订稿翻译成中文，以便再做修订，我这才搞清楚，他编订剧本的编剧流程，原来是如此繁杂，也因此而精密仔细：先有大纲，写成中文初稿，译成英文，有了英文初稿，再修订改写英文稿，写出英文二稿，译回中文，就有了中文译稿，再用中文译稿来修订，他自己也参与定稿，就可以开拍了。我问，为什么要翻来翻去呢，他说，因为有两个编剧，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他要让他们自由发挥，同时又能吸取两者之长，如此，拍出的影片可以同时照顾到中国观众与欧美市场。我听了，茅塞顿开，才知道李导演果然不同凡响。同时照顾艺术与市场，不是我这种书呆子。我太忙，无法独立担当翻译，于是请了一位翻译家负责，自己只做润色的工作。突击了一个多星期，译稿全部交差，至于导演怎么处理最后的定稿，如何运用来回修订的剧本，就非吾所知了。

 

参考史科重现实景

 

影片开拍之后，李安总想安排我去看他拍摄，我却一直忙，抽不了身。他说香港变化太大，连香港大学的实景都没法拍，只好另外找了一处，搭了景拍。去槟城拍片，也是拍香港的部分，问我有没有兴趣走一趟。我说兴趣是有，时间却无，只好割爱。最后安排我到上海去看他搭的景，说是按照历史实景重现的1940年代南京路，用了上海档案馆的资料，每一家店铺都经过详细考证。我去了，不过，那天下着雨，无法拍外景，只能抓紧时间补拍一些室内的镜头。我看到的一景，是汤唯饰演的王佳芝带了易先生(梁朝伟饰)到裁缝铺里做西装。一个镜头拍了一上午，NG九次，才算完工，让我深切体会了电影表演原来是个体力活。

 

片头字体精心构思

 

摄制期间，李安开始思考片头的美术设计，他拿不定主意片头要用什么字体，是计算机美术字，还是请书法家题字，还是用刻印。我说，你去找找宋版书，特别是北宋版的，有些字体端庄大方，又不减秀丽。台北“中央图书馆”(现改名“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李太白集》和《杜工部集》我用过，字体都漂亮得不得了，一定可以用的。我同时给他介绍了好友区大为，区兄的篆刻别具一格，刚健、峻峭之中不失妩媚。后来，这两项美术设计都蒙导演采用，让我窃喜不已，觉得自己眼光不错。

我去上海看拍摄时，李安跟我说，进度滞后了好几个月，要抓紧时间，拍摄完毕，他回到纽约剪辑，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有时打电话来，没找到我，留话说他会工作到深夜，请我打回。有一次，我出差回来，他的纽约助理打电话来，说导演有急事找找，找了两天了。李安问，当时汪精卫伪政府正式的称号是什么，我说，不是“国民政府”吗，他们自称南京政府是为了方便，也没错的，总之不会自称伪政府。他说，这个自然知道，只是想知道还有什么称号。我帮他查了查，也查不出还有什么更正式的称号，第一天告诉他，汪精卫没改国号，也没改国旗，只在国旗下方添加了六个字“和平反共救国”。

他说，这些都知道的。“既然都知道，还那么紧张找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万全之计。”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就是仔细，比研究抗战时期上海史的专家都仔细。”“仔细点没错，疏忽就麻烦了。影片会先去威尼斯，9月22日在香港首映，你安排一下，一定要来看，我把你也列入了影片的credit，是顾问，学术顾问。”

再来就是威尼斯影展得了金狮奖。影片到底如何，我还没看到，只好说说幕后的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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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似青山映聚，眼如绿水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