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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地域开发较早，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980年从和县陶店镇汪家山龙潭洞发掘出土了一具国内现存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与此同时还发现了石器、成批的骨角器以及各种动物碎骨、灰烬物质，时间距今20-40万年。同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巢县（今居巢区）银屏镇银山村进行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距今20万年前人类的一块枕骨、一块上颌骨，表明银山人属于早期智人。同时发掘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中国鬣狗、肿骨鹿、小猪、剑齿象、貘、犀牛、獾、豺和野猪等。从动物种属看，当时居巢区一带为山地环水，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大片的草原、湖沼、河流，气候温暖湿润。这说明地处长江下游的巢湖地域，存在着灿烂悠久的原始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一、源远流长的稻作生产
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人类所能吃的东西，主要就是植物和动物。因而，在人类尚未学会生产食物之前，就是单纯地向自然界索取、采集与狩猎。
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选择生息繁衍的家园时，基于生存的考虑，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河流密布、岗地相间的巢湖地域，成为先民聚落生活的较为理想之地。
聚落是伴随着农业经济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开始而出现的。由渔猎而农业，由迁徙不定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聚落，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农耕生活虽然艰辛、单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遇到洪水灾荒，还会颗粒无收。但先民认识到，其稳定性仍然是渔猎所无法比拟的。
稻作农业是稻作农业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项重大发明。此时，巢湖地域出现了一些固定的居民点——聚落，如肥东大陈墩、肥西古埂、含山大城墩、含山凌家滩等。其中以含山凌家滩的文明程度最高，在含山凌家滩聚落遗址内，发现既有大型宫殿、祭坛、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石器、陶器等。这些玉器与同一时期其它遗址发现的玉器相比，其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是罕见的。考古学家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城市。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标志。表明当时凌家滩一带，既是一个行政中心，同时也是“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的一个地区经济中心。而凌家滩发达的玉文化应该是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后盾的。在凌家滩遗址废弃建筑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用稻壳稻草作掺和料的现象,表明凌家滩时期的人们从事稻作农业。而且，这里的聚落经历了一段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经济发达、物质充沛、氏族居民安居乐业。人们创造和生产的物质财富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劳动力来生产奢侈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中心不可能是孤立的，既然存在着凌家滩这个行政、经济中心，那周边地区就一定存在着呈散状型分布的、数量可观的聚落，支撑着这个中心。
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中国是亚洲稻的原产地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至少已有7000年。在同属于新石器时期巢湖区域的肥东大陈墩、肥西古埂等一些新石器遗址中，也多次发现过炭化稻谷凝块和烧焦的稻粒。而在稍晚一点的含山大城墩二里头时期的地层中，发现过成片堆积的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型和粳型两种。这说明大城墩的先民们已经能够区分并熟练掌握两种水稻的种植技术了。显然，稻作农业在一些聚落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这些表明，巢湖区域早期的农业生产，是以稻作为主的，属于我国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同时出土有石刀、蚌刀、蚌镰、石铲、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陶杯、陶盏等饮酒器皿,表明当时的农业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已有多余的粮食来储存、酿酒了。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有着良好的水、热、光照条件，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水稻的生长。稻米是巢湖地域居民的主食，巢湖地域一直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勤劳智慧的先民，曾创造出达到一定高度的农业文明。目前虽然很难得出稻作农业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重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稻作农业是在不断发展的。曹魏时期的刘馥是在西汉人刘信基础上重修七门堰，用它发展水田，推广种稻，很有成效。宋代人记载：“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种稻。”粮食作物中，稻米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仅从1910年征收的田赋中可以看出：政府从庐江、无为、居巢、和县、含山征收的稻米达到27884石多，而同一年征收的麦子仅为152石多（《皖政辑要》黄山书社、第219、222页）；根据1919年安徽省60县经济调查，巢湖区域的水稻种植面积达3213674亩，水稻产量达6270974石；而（小、大）麦种植面积为646022亩，麦类产量达951744石。水稻种植面积占稻、麦种植总面积的83.3%；水稻产量占稻、麦总产量的86.8%。（《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9-111页）考虑到古代先民更多的是靠近水源生活、耕作，加之人口不多，想必稻作在整个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
所以说巢湖地域的稻作生产源远流长，至少已经有5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二、稻作生产产生的农耕文化
所谓文化，既是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指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主要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两大体系构成。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显然是与其自然环境特点相适应的。
稻作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带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决定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决定人的体格与性格，人的体格和性格最终决定了文化的特征，而文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
稻作农业在耕作方式上经历了火耕（刀耕火种、火耕水耨是不同阶段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相对于刀耕火种来说一个进步。所谓“火耕”，是水稻收割后，秋冬时节将留在田间的稻秆以及杂草放火焚烧，化作灰肥。“水耨”，是在水稻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适时除掉伴随而生的杂草，并灌水将耨断的杂草沤腐，化作肥料。经过这种改革，水稻产量有了提高）——锄耕(耜耕)——犁耕3个不同发展阶段。在耕作制度上经历了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轮作复种制和多熟制等几个发展阶段。
稻作生产，早期主要是靠天吃饭，受自然界制约的因素很多。由于当时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限，对客观世界还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对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些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往往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的恩赐和惩罚，以为自然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此加以崇拜，进行祭祀，祈求其保佑和恩赐，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增强自信心，从而导致原始宗教的萌芽。原始宗教的范围和内涵非常广泛，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所以有关农事的崇拜和祭祀也就成为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稻作生产中的农事信仰活动，最重要的是对天、雨（水）、农神予以人格化而加以崇拜，即农民在从事稻作生产过程中，遇到风调雨顺时，获得大丰收；遇到自然灾害时，就歉收乃至颗粒无收，便对某些自然力产生感恩和畏惧。太阳、水都是水稻生长不可缺少的要素。巢湖地域多水，稻作农业对水的依赖，生产方式导致了这一区域的人们与水有特殊的感情，当遇到旱情，稻生长需要水时，人们祈雨；而遇到洪涝时，人们又欲止雨。其中的祈雨礼仪形式复杂而多样，有敬神、娱神、驱使等类型。祈求各位先祖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如动土、播种、青苗、尝新、收获、入仓等）给以保佑，以达到丰收的目的。
中国社会始终是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大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循环封闭系统——人的食物是驯养的动物和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并以植物作为燃料和农具原料；人畜的粪便和草木灰则是恢复和增加地力的上好有机肥料；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反过来又滋养了人与动植物，增强抗灾能力和提高生产力。
四季分明，农事活动的张弛有节，也产生了与稻作活动密切相关的节日、习俗，反映出农业生产各个重要阶段人们的迫切愿望和习惯。农事节日多，且具有潜移默化特点，时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术色彩越浓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有些农事节日随之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节日已仅存形式或象征性内容，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种植作物有所不同，其节日内涵也显得丰富多彩。
农谚是生长在土地上的绚丽花朵，是农村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农谚不仅文字洗练，合辙押韵，生动易记，有的还揭示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概括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巢湖地域流传着很多的农谚，古代的稻作农业多半以“靠天收”而决定收成，民众常常凭天气、物象和经验来预测年景，“立春”日晴天最好，农谚说是“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好雨下三场，粮食没处藏。”“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一阵太阳一阵雨，栽下黄秧吃白米。”“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立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立了秋，那里下雨那里收。”“处暑里的雨，谷仓里的米。”“黄梅天，十八变。”“黑夜下雨白天晴，打的粮食没处盛。”有培育壮秧的农谚：“秧好半年稻”；有关于插秧技术要求的农谚：“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早稻水上漂，晚稻插齐腰”等；有关于施肥技术要求的农谚：“积肥无他巧，十字诀记牢。烧熏挖换扫，割沤堆拾涝。”“要想多打粮，积肥要经常。”“猪要圈养，有肥有粮”等；有关于田间管理的农谚：“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等，强调中耕的季节及重要性；有关于土地的农谚：“地靠人来养，苗靠肥来长。”“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人养地，地养人。”“人糊田，田糊人。”；有关于勤劳的农谚：“人缺地的工，地缺人的粮。”“赖地怕好汉，好地怕懒汉。”
稻作生产年复一年，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重复、稳固的生活方式，并且还要和自然作斗争，需要极为坚忍的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从事稻作生产的人会逐渐形成务实的心理趋向，自然容易产生循环往复、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
以食用稻米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巢湖区域的人，植物性食物养育了他们纤巧灵活的体格，日日面对赖以生存、精心呵护的柔弱的庄稼形成的只能是细腻、温和的品格。所以，创造的文化自然是温和的、精致的和充盈着灵气的文化。
三、巢湖地域农耕文化与周边农耕文化的关系
农耕文化具有稳定性、典型性、积累性。与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帐篷为家、肉食为主，具有分散性、流动性的游牧文化相比，显然是处于高位的、更文明的阶段。
巢湖地域农耕文化既与农耕文化、周边的稻作文化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共性的一面，农耕文化大抵是一种有根的内敛自足型文化，其核心就是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之上的群体主义观念。诸如农耕文化的命根子是土地，从而形成安土重迁观念、血缘伦理观念、群体至上观念、大一统观念等基本文化特质。由此又生发出，诸如重天道循环而轻创造发展、重形象综合而轻逻辑思辨、重等级专制而少民主意识、重关系权衡而轻法制平等、重群体生存而轻个体自由、重应用技术而轻实证科学、重传承因循而轻改革变异、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奋斗、重子孙繁衍而轻个体素质等。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铸就中庸的人格；世代相传、聚族而居，形成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重伦理轻自然社会观、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安土重生的生活情趣等。
构成地域文化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古人早就注意水土风物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如和州志记载：“隋志说历阳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平陈之后，俗尚淳质好俭约，而到了清代，乾隆以前风尚淳质，勤穑务本，学无畸士，市无莠民，今（光绪年间）习染稍侈，尚未失质朴之遗。”
我们所说的巢湖地域概念，通常是指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可能就不一定是精确的，只是大体上指巢湖流域，即环巢湖一带。由于巢湖与长江相连，属长江流域。但其本身的流域面积近1.4万平方公里，自成体系，是长江流域中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漫长的历史风尘逐渐泯灭了地域的地理学概念，沧海桑田，人口流动、迁移，景物易貌，加之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不确定性增强，只剩下大致的名称了。鉴于巢湖的行政区域是巢湖流域的主体部分，是巢湖文化的重要生源之地，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巢湖地域，一般指的是巢湖流域和行政区划的叠加，主要是指巢湖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同一个文化区总有在文化上均一的共性，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一个文化区内即使自然地理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化特征方面仍具有共同的空间属性。所以我们在尊重共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巢湖地域农耕文化的个性。
巢湖地域的古代农业耕作活动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也有其兼容性。随着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耕文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并可大致分为农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指诸如农业种植、生产器具等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而精神文化则是指诸如植根于稻作农业的农耕文学、民俗。其中包括反映稻作农耕的文学、诗歌、绘画、谚语、文化娱乐及稻作农耕民俗中的农事节日、宗教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巢湖地域地处江淮之间、华东腹地，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交融、传播、碰撞的地区。华东腹地，在古代通过肥水连接淮河、通过濡须河连接长江，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春秋时期是楚国与吴国的交界地，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连接着长江和黄河两大文明起源区,既有南北方文化及其影响因素，又有自身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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