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压抑和解脱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一句话。”鲁迅对阿Q，对中国人心灵的真知灼见，的确令人惊叹不已。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时，很注意人物的“自我动机”，但他又剔除弗洛伊德学说中某些唯心主义因素，注意到社会外因对人心理机能的钳制作用。在阿Q身上，想满足欲望的力与反方向的（来自客观而寓于主观的）压抑力相冲突而造成了心灵创伤。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两种力冲突的合一，冲突的调解，也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止痛片”。

      

普通、正常的人，除了衣食住等一般生理要求之外，还需要有安全感，渴望荣誉，希望精神娱乐和进行创造性活动。所有这些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阿Q很难得到或根本无法实现。听知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阿Q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感到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但是，赵太爷不但不让他“沾光”，反给他一巴掌。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鲁迅笔下另一个人物闰土也有种种欲望，但他把一切希望都交付给神明，崇拜偶象，所以他在麻木中活动，在麻木中生存。阿Q不是和闰土一样麻木，而好象酒精中毒，充满实现欲望的活力，特别需要“荣誉”，希望人家对他尊重，就连别人的不知是真心还是讥笑的话——“阿Q真能做”，他都非常喜欢。当然，他毕竟还是受压迫的弱者，他的“自尊”与其说体现了他完整的欲望，倒不如说它只能象粘合剂一样，粘住的是欲望的碎片。赵太爷打了阿Q的嘴巴，阿Q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儿子打老子……”并且又想到赵太爷是十足威风的人物，而如今成了自己的儿子，于是破碎的欲望又拼凑在一起，自己感到得意起来……

      

压抑的灵魂需要解脱，需要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在精神胜利法中满足“自我”，实现“自我”，这就是阿Q的解脱。这种“自我”的肯定，又只有通过“自我”的否定和“自我”的压抑，才可能实现。所以，当赌徒抢走阿Q的钱，以往自慰的方法无法使他解脱痛苦，便“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电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尽管人格的自我分裂是多么可悲，阿Q还是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心满意足地躺在土谷祠，睡得很香。

      

阿Q头上的毡帽并不妨碍阿Q这个艺术典型超越阶级而成为病态社会的精神典型。鲁迅“砭锢弊常取类型”，（3） 他要写阿Q，正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4）。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腐朽的封建帝国大门以后，米字旗、星条旗、三色旗，太阳旗在神州大地骄傲飘扬，“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道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5）龙的子孙自信而坚实的心被钢铁压碎了，精神胜利法粘住民族心理的碎片，又象病毒一样溶入被奴役者和一部份反叛者的血液里，时代病在愚昧落后的国民中流行，泛滥成灾。阿Q精神，实际上也是民族灵魂被压抑而消极解脱的产物；在国民心灵的创伤上产生了对旧日光荣的梦的迷恋；现实中不满足的欲望变换了形态而从精神上表现出来。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说，它甚至没有鸦片的两重效能，它是中华民族肢体上古老而新鲜的“痛疽”。它存在的唯一积极意义是，使每一个健康的细胞感到痛苦和不安。

      

鲁迅长期“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6），这种摸索是痛苦的，因为这些灵魂如地狱一样黑暗。不透气的铁屋，当它被具体化为心象留在作家心灵深处时，作家的负担是那么沉重，自己的灵魂也受到压抑。只有当他“呐喊”出来，压抑的灵魂才得到自由，积极解脱。

      

厨川白村曾说：“经过‘生之痛苦’而完成作品时，其喜悦正如同母亲生产后一般，当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自我表现欲望后，作家也有脱离压抑作用而得到创造胜利的欢喜。”（7）

      作为个人艺术创造的成功，鲁迅是有理由感到喜悦的。但个人的解脱不等同于社会的解脱，鲁迅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他多次感慨自己针砭时弊的文章不能与时弊一同灭亡。而且，鲁迅不把艺术创作仅仅看作“自我冲动”、“自我满足”，他写小说更是要提出问题，揭出痛苦，引起国人的注意和疗救。现在，我们生活中某些角落，还依稀可看到阿Q的影子，但潜藏在中国人无意识心理深处的阿Q精神毕竟已被鲁迅挖出来晒太阳。《阿Q正传》启迪人们：精神胜利法消极地实现被压抑灵魂的解脱，它是屡战屡败的思想武器。民族的自我发现，是觉悟的第一步，自信心才能逐渐恢复；自我批判即是民旋新生、解放的伟大进程。彦山 转载自彦山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