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有几种类型，如郭靖者可称儒侠，如令狐冲者可称豪侠。之所以称儒侠是因为他们处事的基调是儒家的（所谓儒家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言蔽之仁义而已）。从金庸对陈家洛、郭靖等人的铺陈，可知他对于儒家的喜爱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他显然也知道儒家处事之道的限制，所以他又以具有狂士性格的人与之相伴补他们之不足，（其实这是儒家的老传统，连孔子都对狂狷之士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本文以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与殷素素的恋情来解析这两者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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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中的儒侠无疑是以武当七侠为代表人物，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全然是儒家的，例如他们虽然身怀绝技却是谦冲为怀，行侠仗义固不在话下，即使遇见恶人挑衅也处处忍让，就算必须交手也处处为人留余地，胜了还要设法保持对方颜面，即使不得不教训对手也尽量让他自己知道人外有人就好，在众人面前还是给人留下台阶。这其实不是金庸所创，而是中国侠义小说中的传统，在演义中主角泰半都是如此风范，也可见儒家影响之一斑。其实这也不是儒家的专擅，西洋警匪片中不论坏人的行径如何令人发指，警察在逮捕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超凡的理性，绝不以暴易暴逾越法律规范。所以在这一点上儒家代表的是一种理性平和的处事态度，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这世界里的恶人毕竟防不胜防，持守原则的结果自己固不免常常吃亏，正义也往往不能伸张，小人甚至势如中天为祸乡里，所以常常需要一些狂狷之士来平衡一下，他们爱憎分明、怨来直去比起迂腐的大侠们常常令读者大呼痛快，《倚天屠龙记》中的狂狷之士不少，例如殷素素、谢逊、胡青牛、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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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心态上非常心仪儒家圣人式的侠客，但是又觉得圣人在现实世界中简直是难以为生，所以狂狷之士不但应运而生而且常和儒侠们结成莫逆，以殷素素为例，她在本书的出场显得率性而为，令人有心狠手辣的感觉，但她和张翠山之间却发生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恋情，从人性的角度看好像是才子佳人间的故事，其实她的所行许多地方恰恰成了他的互补，例如他恨都大锦受人之托未能尽力办事致使俞岱岩身遭重残，要他将镖银2000两全数赈灾，顺口说出“只要你留下一两八钱，我拆了你龙门镖局，将你满门杀得鸡犬不留”。按照他所受的师训及素行，这话是绝出不了口的，然而他却把听都大锦转述的话顺口说了出来，其实这暗示了他因师兄遭难所起的愤恨虽被礼教压抑下来却在潜意识中爆发出来，更妙的是这事竟然真的在殷素素手中实现了，其实这暗示殷素素代表了他的真我（人的本然反应就是以直抱怨）。不仅如此他们被谢逊逼著航向北极，船上他二人密议制服谢逊的计谋，张翠山觉得在谢逊睡梦中暗袭有失大丈夫风范，只好提议由他来叫醒谢逊跟他比掌，再由素素发银针伤他，他也说这样胜之不武可惜武功差人太远又兼身处险地只好占人便宜。这些话充分透露出他心中的矛盾与挣扎，而殷素素就是他衷心盼望让他从道德困境中解脱的救星。后来张谢比拼掌力，张已渐感难支之际心中不断呼唤素素发银针，甚至谢逊提议发誓休兵和好之际，张翠山心里说：“立什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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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临敌之际如此，即使在感情上张也是被动的，他在湖中小舟上初见素素，发现她原是女扮男装立即致歉倒跃回岸，素素驱舟缓缓荡入湖心之际抚琴以歌邀约（今夕兴尽，来宵悠悠，六合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宁当来游？），张在歌声远去后仍呆立湖畔良久始返，后来一则需打听血案，二则心里很想见她，挣扎一会儿还是赴了约，接下来因着疗毒、因着王盘山之会两人越走越近，然而他每和素素的关系进一步就想到种种处事态度上的差异，而试图疏远，复因谢逊阴错阳差的出现，两人同舟一命，终至以身相许。整个过程中他从挣扎到衷心接纳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身处绝境”。他在感情上固然喜欢素素，但理智上又觉得她的行为准则过于率直（恩怨分明、下手过重），在象征上，儒家的行为准则是高度受德行约束的，而狂狷之士却发乎未加修饰的人性，前者需要满足整个社会体系的需求和复杂的伦理，因此瞻前顾后，上焉者落得个迂腐之名，下焉者不过是个八面玲珑的乡愿，后者只管自己心中的爱恶，在行动上反而乾乾脆脆。不过她们的结合仅能存在于人迹罕至的冰火岛，一旦归回中土、归回那错综复杂的伦理世界，他们就面临了劳燕分飞的命运，这时候张翠山既不能见容于伦理世界，又不愿辜负爱妻，只得伏剑自尽，而素素只得相随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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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一探张自刎的原因。金庸的小说里，善恶是纠葛难清的，素素虽然动辄杀人，但他所杀的人和谢逊一样都是罪有应得之辈，那些上武当山“讨回公道” 的人真正的目标是谢逊的下落，找寻谢逊的目的也不是为亲人同门报仇而是屠龙刀，他们动机的不纯和素素的轻率杀人其实伯仲之间而已。让张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实在是一个很荒谬的理由（至少是不充分的）：俞岱岩的重残间接肇因于素素。平心而论，素素对他已尽保护的责任，只可惜阴错阳差让他落到阿三手中才造成终生残废，然而张却觉得愧对师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最排斥重色轻友，三国演义中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梁山上的好汉个个都是在女色上不甚留意，何以故？就是把喜欢女性当作道德上的弱点，自妲己褒姒以降女人大焉者倾人城、倾人国，小焉者造成家人的不睦，所以鲁迅说中国的男人本来有一半可以成圣贤的，结果却没有，泰半都是给女人害的。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使张连想都不想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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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一点，不论是张翠山、张无忌他们所最爱的女人都曾假扮成他们的模样，就象征的意义来说这正表示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和狂狷互为表里、彼此恋慕，他们是苦难中的一对，都被对方的特质吸引著，共同面对不完美的世界。同样的事件在张无忌与赵敏、郭靖与黄蓉身上也重复出现因篇幅所限不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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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人生的困境会如何转化与突破呢？我总想到郭靖与裘千仞，而关键的一幕便发生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他们初上华山时，郭靖正陷于生命的迷思中，心灰意冷如槁木死灰般。反之坏蛋的裘千仞却是野心勃勃要夺那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然而洪七公的出现与一席话却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捩点。我认为他们人生的改变正反应出中国文化中两种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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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郭靖而言，他的人生困境在于是非价值观被混淆，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来回应他的生活（境遇）。引爆点在于他一生学武然而最亲的人死于非命却无能为力，武功虽高却似乎没带给谁幸福，重义守信却也没使谁好过了。换句话他质疑他人生的目地何在（以前好像复父仇，师仇是最重要），也怀疑他所曾接受的道德教导而价值判断近乎崩溃（因为事实和理想似乎是脱离且是非没明显界线的）。但七公却使他从迷思中破茧而出。与其说是七公的一番话的影响不如说是七公成了一种“典范”。这样的典范不仅强烈揭示出“意义的所在”更暗示出那种可能性。基本上这是和儒家的传承相符合的。儒家背景处在礼坏乐崩的乱世，孔子尝试在其中重新建立社会人心的价值体系。故孔子总说他祖述古圣王尧舜禹汤之道，他要将圣王的典范重新建立起来赋与意义。因为解当日的社会崩离的情况在将古人的道德制度重新恢复。并且儒家还相信这样一套体系（儒学），人人都可能在其中自我成全而为君子。洪七公则包含了这样的元素，他将郭靖不能肯定的“价值”（武功）以实践的经验（他一生杀了 231人尽皆大恶该死之徒可谓替天行道）显示出其意义（武功是工具为的是行善）并展现了实现的可能性。而如金庸说的七公之言其实道理不难，然而丘处机能说却劝郭靖而不得，非得七公以其朝然若日的“身教”方足敲醒郭靖的迷思重寻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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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裘铁掌，经此一役是斗然天良发现跳崖不成却归入一灯门下。然而他生命的问题是否解决呢？基本上还没有而只是个开始。他的生命关卡与郭靖不同。基本上在此郭靖重得回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裘千仞则是因着罪的影响而否定了其前半生的价值。（所以只好跳崖寻死）。他人生真正的全然转变却是描写在神雕侠侣之中了。说起来他蛮可怜的，虽已知昨日的种种罪孽却在今日无法解脱，虽努力想刻苦自律，却仍要藉铁铐以控制自己的失序。虽然一灯慈悲地想点化他，不仅于言语相劝后更以肉身相谏，却还是无法断慈恩心中之魔障。当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因为罪的控诉始终未去除。然而他终究如何从死荫的幽谷出来？他所没解决的问题在于心中被以前的罪孽缠绕（杀了瑛姑的小孩）又被复仇的心（兄长的仇）所捆绑。“说理”只成了秋风拂面过而无痕。而黄蓉的一番“苦肉记”到似如禅宗所谓当头棒喝般使他“大澈大悟”。然则他是悟了什么呢？我猜他是感受到一切都是虚幻吧？复仇是虚幻的，杀人被杀也是虚幻的，甚至十年苦修也是虚幻，既然事物是空则以往的恩怨情仇变都无意义了。如此他心中的铐链焉能放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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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裘两人在不同的人生关口以不同的方式转化他们的生命，前者依著儒家的路向后者则在佛法的悟空中寻求解脱。基本上是因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同。郭靖失去人生的意义较无罪的缠累，而儒家思想却提供他一个重整价值观的机会。而对慈恩似乎儒学便不管用得靠佛家寻得解脱。这是很有趣的儒家能解决这种罪恶感缠绕的景况或他们跟本为认为其为问题？此二例似乎正显出中国人面对人生低朝时的两种意向；一是寻求“典范”来重整面临的意义失丧（所以总常听人藉古讽今，师崇古人— 孔子是代表啦），另一面向则是期望脱离出现时的纠葛（空使得原本纠葛的东西变成无物了）。面对慈恩的佛家的方案虽解了慈恩的心结但却也似乎使他只能寄身于无有之中（只有转化却无升华），依此总难能韵育出如郭靖般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吧？到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多给了人点乐观向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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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倚天屠龙记》之昆仑三圣】
由于事前听说金庸小说堪称武侠小说经典之作，因此选读大家耳熟能详的倚天屠龙记，作为自己选读武侠小说的入门书，尝试从中分析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特色。虽是首次阅读武侠小说，但作者构思细密，用字遣词文意深远、优美，无论人物和情节均令人咀嚼再三，让我这从未沾染武侠味的门外人士，大有相见恨晚的悔意。
“昆仑三圣”篇是描写张三丰出场前的伏笔作品。剧情铺陈极具张力，故事不到最后，不能见真章：从郭靖聪明绝顶的次女郭襄神游四境、寻找杨过贤伉俪的踪迹切入，透过陆续进入剧情的觉远大师、昆仑三圣何足道、少林寺无色师傅等人物，环环相扣，渐次迭入高潮。最后点出被少林寺严惩的觉远的小跟班--张君宝，这个身材魁伟、犹带稚气跟著师傅背下藏书，不知不觉中练出顶尖武功的重要小和尚。在与昆仑三圣过招一决少林寺胜负的关键时刻上，表现出“英雄出少年”的气势，成就少年张三丰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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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郭襄，为“人中英侠、女中大丈夫”，不但精通各宗派武功，且兼具父亲郭靖的大侠风范，和母亲黄蓉的慧诘灵秀。因此备受礼遇，逢及江湖险恶，也能逢凶化吉。虽然在危机时刻还几次靠何足道和觉远搭救，才脱离重围，仍不掩其仗义直言的豪杰性情。例如质询少林寺众禅师为何重惩管理藏书的无辜觉远。当然，圆融了女孩家任性、爽朗和美丽于一身的郭襄，也著实掳获了何足道的心，使得集“琴圣、剑圣、棋圣”三艺的何足道，竟忘情地在乱剑阵中以“左手凌厉攻敌，右手舒缓抚琴”的分心二用法，向郭襄一表思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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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金庸笔下的女性意识份量不轻。本文末段记载张君宝于觉远圆寂后，无意中听到一个农妇责备其丈夫的一段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立门户……没来由的自己讨这场羞辱……常言道得好，除死无大事，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此番当头棒喝没想到竟然帮助张君宝决意奋发图强，苦心修习觉远所传授的九阳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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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广纳诸子百家学说，但上自朝代更替，下至家庭组织，却经常出现无法合一、接纳异己的现象。以拥有正统地位的少林寺为例，因无法接受觉远师徒迳自练武、僭越犯上的事实（无独有偶的是，觉远还是因拘泥不化、尽信经书习得部分盖世武功），而以触犯寺规为由，欲下挞伐之令。这种党同伐异的做法，无意于暴露不愿接受他人优于自我的狭隘心态。而代表传统文化中以愚忠事主至诚的觉远，被迫只得携徒逃脱少林寺重镇，且在圆寂前，再度不经意以口传授九阳真经，而使得后来的张三丰自立门户，发展出中国武学史上璀璨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这种在乱世中显示出通权达变、背而不叛、遗世而独立的过程，似乎成为中国历史名人完成经世大业前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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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孟子主张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论点，正是张三丰的写照。一个在少林寺干活的小厮，很难混出名堂吧！但英雄出少年、不怕出身低，藉著苦难环境的磨练，时势照样造英雄。张君宝一路跟著管理书库的觉远念经，居然格物致知，在少林寺中培育出浑厚的内功精华，虽未在关键时刻击退何足道，却也令他一世英名仅仅落得取巧得胜。但张君宝此举却换来寺中龙头的误解、排斥，只好落荒而逃，却又在逃难过程中遭遇丧师之痛。张君宝一人形孤影单，正打算接受郭襄的建议，投靠郭家之际，听见一段改变他终生的夫妻对话，因而奋发独上武当山穴，“渴饮山泉，饥餐野果，孜孜不歇的修习觉远所授的九阳真经”。终于在数年后，顿悟其间神妙，自创出武当一派武功，成为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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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三丰功成名就的背后，绝少参杂“感情”的成分。也就是说，缺少感情的成就动力。除了小和尚时期对郭襄产生的腆腆之情，以及和觉远间培养的师徒情分，似乎连“上天”也吝于对他付出“感情”。虽说上天降与他大任，但主导其生命经历变化者，并非有智慧造就他成功的上天，却几乎是周遭人为自发的因素。包括年轻农妇责备丈夫不成材的关键对话，也是他无意间听到的。此处的天，似乎是天地不仁、无任何优越意识和明确道路的天。张三丰要绝处逢生，真是得靠自己。这种思维背景，正反映出中国人“人定胜天”、“天无绝人之路”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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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传统思想评析《天龙八部》中之乔峰】
在天龙八部中共有三位串联全书的男主角，而乔峰是最后不幸为国牺牲的悲剧英雄，由于他的身世与事迹中有许多值得争议之处，因之我以乔峰为评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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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峰早期的丐帮帮主生涯中，很符合“治世者皆圣人”的传统文化型态，当乔峰遇到段誉不久，即有丐帮内部叛变之事发生，虽说是奸人全冠清策谋，其中最大的因素，却也是"乔峰为契丹人"的流言盛行所致。在此之前，乔峰于帮主任内，所作所为无不大仁大义、深得人心，他在丐帮所立功绩竟抵不过流言的力量，可见当时的蛮夷隔阂多么严重，等到丐帮叛乱平息之后，又有几个所谓“武林的老前辈”前来叙述当年旧事，由此可看出乔峰在丐帮弟子心中的圣人形象已有瑕疵，虽然只是流言和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已经容不下乔峰继续做丐帮帮主了。实际上，乔峰何尝不是“大众民主”下的牺牲者？这段情节与后来乔峰被辽王耶律洪基囚禁，武林群雄奋起救他相比较，其实蛮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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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峰在天龙八部中的个性刻划，是一个豪迈洒脱又胆大心细的汉子，我觉得他一生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定位，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颇有雷同之处。张无忌自幼在武当派受传统礼教的薰陶，可谓是名门之后；至中期却因种种的因缘际会，成了明教教主、一些正人君子眼中的小魔头，这个阶段可说是与传统思想背道而驰；到了最后成为武林盟主，又受到众人的尊敬。而乔峰的遭遇也是采这种正--反--正的方式，从小于少林寺学艺，以致后来成了丐帮帮主，可说是众望所归，为中国传统的侠之大者，中期时则遭受陷害、与中原群雄反目成仇，加上阿朱之死，于是心灰意冷、远赴塞外，做了南院大王，此时变成了武林的公敌；到后期，中原群雄对乔峰释疑、且他为两国和平而牺牲，一下子成为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金庸善于让笔下的主角，先受礼教的教导，后来又身不由己地反叛传统，照著自己的正义而行，到结局时却又回归传统礼教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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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值得争议的一点是，乔峰到底有没有必要自尽？原本化解掉两国的战祸 ，也算是美事一桩，若自觉对不起国家，大可以浪迹天涯；我相信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段誉身上，他绝对不会选择自尽。换句话说，乔峰也可以算是死在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之下的不幸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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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传统思想评析《天龙八部》中之段誉】
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其性格塑造之奇特，直是令人折服；但与其说是奇特，倒不如说他是个傻子，有时真会怀疑他有没有大脑，往往在危急之时不顾性命的强出头，只为了要实践他理念中之迂儒思想，完全不懂何谓“量力而为”，有时作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无量宫时的无礼以致被打巴掌、在大理王宫"巧斗"南海鳄神等），金庸笔下的这位人物，在我看来，似乎有讽刺一些勤读儒家佛家思想的书呆子之嫌。段誉总是坚持其心中的仁义道德、慈悲为怀，但在天龙八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的学问对环境之应变能力极差（除了对南海鳄神有用），有好几次被他人当成傻子，这在金庸所创造的男主角群中，是很难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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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书里段誉的经历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遇到了王语嫣，从此这位段兄便成了她身边的跟屁虫，过的生活是毫无人格可言，其作法有时更是令人觉得不齿（包括对王语嫣低声下气、他人的冷嘲热讽皆充耳不闻等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最后仍感动了王语嫣，还是成就了金庸的完美大结局。有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在段誉见到王语嫣之前，他所云之诗句，多以佛教及易经的经文为主，但在遇见之后，却用的全是诗经中的句子，其背后的思考，颇耐人寻味，我猜想这是否因为佛教讲究"不执著"，以至于无法去诠释段誉对王语嫣的痴恋之情？在全书中，有个痴得可与段誉相比的角色，就是游家少庄主游坦之，他和段誉一样是家门显赫，后来同样习得绝世武功，心肠也不算坏，可怜的是他遇上的并非王语嫣，而是心狠手辣的阿紫。就执著而言，两个人是不相上下的（段誉也说过愿为王语嫣做任何事），结局却是相距如此之远，这或许也是金庸对自己笔下主流的一种反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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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而言，在段誉身上可清楚看出金庸对迂腐书生的讽刺，唯一留下的优点，只有宅心仁厚与一片痴心罢了，而后来又令段誉傻人有傻福的学到奇功（这似乎是男主角必经过程），后来更成了大理国国王，娶得美娇妻，有个美满大结局，符合一般读者的期望；但就我个人而言，所给予的评价并不高，或许由另一角度来看段誉，有更多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