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在不久以前，国人肚子里还没油水，吃肉似过年，就是穷苦人家，都要在灶台上挂两块肥猪肉，炒菜时擦擦锅底，以示放了荤油。转眼间，“三高”犹如一夜春风来，袭击了神州大地一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使他们未老先有肚腩。还有不少祖国的花骨朵儿，跟打了激素似的，噌噌地肥胖并快乐着。这算改革开放的阵痛罢。
素食主义就在这时死灰复燃，为啥用这四个字，像《闪闪红星》里贼眉贼眼的汉奸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相信绝大部分青年都接受过忆苦思甜教育，那万恶的旧社会，喝的是稀粥，还要“缩颈而畷之”，吃的是青菜豆腐，不见那一丝半点油星。好容易才赶上新世界，又要走回头路，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么？
然而吃素的人却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文明的进步。虽说人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高级动物，对于其它动物，是“非我族类，其心毕诛”。“诛”字变成动词，便是以烹饪为手段，煎炒煮炸熘，水里来火里去，是要五脏庙的痛快。他们怀疑这种为了享受美食而做的自我催眠，给动物帯来多少痛苦和血泪，不亚于旧社会里被压迫的人们。
其实素食的魅力，在于其选择性。有选择地吃青菜豆腐，和被物质生活逼迫下的青菜豆腐，在本质上是一样，都是淡出鸟的东西。但获得的满足感不同。何况素食不等同于寡淡，为此我们要感谢广大寺院香积厨的贡献，也要遥遥敬杯素酒给南朝梁武帝。因为身兼佛教徒与最高统治者二职的梁武帝改变了僧侣吃荤的习俗，从而使素食踏上了历史舞台。
旧时看《西游记》，唐僧这个胎里素的和尚一路取经一路吃，简单的斋饭按下不表。在陷空山中无底洞，是“蔬菜更时新：豆腐、面筋、木耳、鲜笋、蘑菇、香蕈、山药、黄精。石花菜、黄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酱调成。王瓜、瓠子，白果、蔓菁。镟皮茄子鹌鹑做，剔种冬瓜方旦名。烂煨头糖拌着，白煮萝卜醋浇烹。椒姜辛辣般般美，咸淡调和色色平。”，回国领宫，皇帝摆宴是“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调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林林总总，罗列无数。我深痛吴承恩写食方面的罗嗦，不能让我有望梅止渴之感。
但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次完整的高贵的素席，比吴大师所陈述的更要繁琐，关键在于其制作。吴大师所在时代的素菜，是野菜品种的比拼。然而时代是发展的，素席的精妙在于每个环节对菜品原料的制作，使之似菜非菜，是素还荤，一如人参果同婴儿之间的类比，像，但不是。
《笑林广记》说一个小气鬼请客吃饭，煮了一桌子青菜豆腐，朋友吃得寡淡无味，问说，怎么都是豆腐呢？他说，豆腐就是我的命。过两天朋友回礼，点了许多菜，特点加了豆腐。结果他上了桌，啥都不吃，光挑肉。朋友奇，问：不是说豆腐就是你的命？他答：我见了肉，命都不要了。这样一个土人，让人多么悲哀，难道不知，豆腐做出肉滋味，乃是香积厨的拿手好戏。
做为素席制作制高点的香积厨，虽说从南朝就开始发展，但大成时期还是清朝时期。源于商业行为，借以盈利。虽说士农工商，商在倒数第一，但金钱帯来的幸福感还是无可言喻。清末涌现出大批具有承办大型素席能力的寺庙，他们凭借自己特味招徕顾客，形成特殊的食肆，新都宝光寺也是其中一家。
有人说，没吃过素席，不算到过宝光寺，可见宝光寺厨房可与庙宇相提并论。这不算亵渎，因为国人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从来都是立足于“吃”字，古有训“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是老子我最大，活着吃最大。再说了，多少交情都是吃出来的，饭桌上的硄筹交错，和乐融融，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礼记》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而宝光寺的素席，以仿荤著名。仿荤菜是人们想象力的集中爆发。一道好的“托荤”，菁华之处就在于这个想象，是与不是之间，假做真时真亦假的惊诧。比如红烧排骨，在白瓷小盘里端上，报过菜名之后。我们先是面对着糖醋汁裹着的不明物体仔细端详，企图分辨出它的前生是豆腐，亦或面筋。再小心翼翼下箸，启朱唇露皓齿，咬下一口。咦，它真是排骨。再咬一口，呦。骨头都是酥脆的。这种惊讶，往往贯穿了整个素席的始末。像我这种钻牛角尖的，会非常痛苦地揣测，这到底是怎么做的。相信这种与食客斗智的过程，亦是大厨的乐趣。
密布着疑团的饮食，最能勾引人食欲。比如素香肠，本是司空见惯，味道再维妙维俏，照理说也不能让我们下筷如飞，偏偏就是猜测的过程中，菜品转眼成空。这种吃文化，像是翻一本侦探小说，即使你已经看了结尾，知道凶手是谁，但在推理中还是感受到脑力激荡的乐趣。
吃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去找师父，我问说：“红烧排骨是不是用面筋做的。”师父点头，于是我像福尔摩斯似的神秘一笑，然后默默地问：“那么骨头是什么做的？”那位师父的表情至今是我心中的痛。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