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当他想和后妃交欢时，选择谁侍寝就变成一桩令人头痛的麻烦事。为此，历代皇帝“发明”了许多办法，有的还生出不少有趣的风流故事。
中国古代皇帝的性生活十分随意，但临幸后妃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事关系到皇家血脉的正统与否。
皇帝从数量众多的后妃中选一名与其交欢，是对被选中女子的龙恩和宠爱，因此称为“临幸”、“驾幸”、“恩露”……从后妃的角度来讲则是 “承幸”。皇帝临幸后妃可是内廷的大事情，万万马虎不得。据记载，周代时已有专门负责天子临幸后宫之事的官员，称为“阴令”；汉代则设掖廷令，负责每天傍晚记录当夜由谁侍御寝；东汉以后，这类事情专由宦官太监担当，此后每朝每代宫中必有一本备忘录，专录皇帝临幸之事，以备由于后宫中尽是娇艳美女，每天临幸谁有时就会变成一桩令皇帝非常头痛的麻烦事，尤其是那些后宫队伍庞大无比的皇帝。
西晋武帝司马炎后宫规模突破万人，为了解决寝宿的难题，他发明了“羊车选侍”的办法：坐在羊车上在通往后宫的路上溜达，羊车停留在谁的门前，就选谁当晚陪侍。到了南朝，宋文帝也采用晋武帝发明的办法选侍。妃妾们当然都希望羊车停在自己门前，有一名聪明的妃子名叫潘淑妃，她在羊车经过的路上洒上盐汁，引诱羊舔着盐汁一路来到门前。由于羊老是停在潘淑妃的门前，文帝于是感叹道： “羊都为你留连，何况人呢？”
据说风流皇帝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妃妾多至四万人，他不知道该如何临幸她们。亏他在这方面主意还挺多，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宫殡召集在一起，让她们掷骸子定输赢，最后的优胜者便是当夜陪侍人。到了春秋时节，唐玄宗命令后宫女子在各自的门前栽花，自己跟随蝴蝶信步款款，蝴蝶停在谁门前的花枝上，皇帝当晚便留宿在谁处。这一方法又被戏称为“蝶幸”。
到了明代，开始制定一套严格的制度来对皇帝的性生活进行管理，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由选择侍寝妃妾的权力，当然也少了许多风流故事。明代时，在紫禁城内设立了敬事房，专责管理皇帝的夜生活，敬事房的总管称为敬事房太监，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并记录皇帝与后妃交欢的有关事宜，皇帝每晚在哪里与谁寝宿，全都记录在案。与此同时，宫中的女官彤史则负责记录后妃们每晚的形迹。两相对照，一旦后宫中有谁怀孕生产，查一查受胎年月日，初生儿的身份即刻辨明。
明代除了皇后，皇帝的所有妃妾都备有一块绿头牌，即末端为绿色的名牌。皇帝吃晚饭时，由敬事房太监将几十块绿头牌置于一只银盘中，端到皇帝面前，然后跪听皇帝指示。如果皇帝选中哪个妃子与她同房，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过来，放回银盘；如果皇帝这天没“性”趣，则说一声“去”。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皇帝选中的妃子名牌交给手下太监，由手下太监去通知被选中的妃子兰汤沐浴，做好“承幸”准备。到了晚上，妃殡们所住的宫门前统统挂起红纱灯笼，而 “承幸”妃子宫门前的灯笼则被卸下，表示皇帝当晚已选定寝宿的地方。负责巡街的太监看到信号，便传令其余各宫熄灯寝息。皇帝临幸的妃殡处按照惯例要焚香，香气异常，焚香的目的正如一首宫词所言：“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霭上空明。”通俗地说，就是起到催情的作用。假如是皇帝第一次临幸的妃殡处，还要“铺宫”，即由太监将房间装饰一新。
明代的这种制度，一直到清朝还被承袭下来，顺治皇帝认为这一制度对于确保皇帝子女的纯正血统很有用处，同时也可对后代皇帝的纵欲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清朝皇帝的临幸方式与以前各代不同，不是皇帝登门，而是由敬事房太监将皇帝翻绿头牌选中的妃子送到皇帝的寝宫。按照规矩，妃子侍寝之前先以兰汤沐浴，然后一丝不挂脱光衣服，太监用红锦被将其裹起来扛到皇帝的御榻前，再揭去红锦被。皇帝先已宽衣解带，赤裸着钻在被窝里，被子盖至脚踝处。送来侍寝的妃子不能从被头处钻进皇帝被窝，也不能揭开被子，要从敞开的被脚处爬进去，事毕再从被脚处爬出，由太监仍旧用红锦被裹好扛出寝宫。因为即使身为皇帝的妃子，她还是“臣妾”，为臣的自然不能光着身子背对皇帝，所以只能面朝皇帝往后“却行”。行房时，敬事房总管还要站在门外敬候，听见里面动静差不多了，便高声唱道：“是时候了。”如果碰上皇帝兴致正高，装聋作哑，就重复一声，但喊过三遍，皇帝就必须招呼太监进房，这也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太监将妃子扛出去后，总管照例记录下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某后”，以备查验。这份档案称为《承幸簿》，除了皇帝本人以外，只有太后有权调阅。皇帝死后，便将它烧毁，不再留下任何记录。
由于这个存档制度限制了皇帝的性权利，对于皇帝来说有点“不仁道”，所以清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对之不满意，但这是“祖制”，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便经常找借口住到圆明园等行宫去，因为那里没有这一套存档制度，行事比较方便些，如咸丰皇帝年轻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圆明园，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咸丰皇帝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性自由”，却由于纵欲过度而早逝。由此看来，任何权利，包括性权利没有限制没有节制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