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节,由于西风熏染日烈,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日渐开化,往昔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已不再恪守闺房的寂寞,而是频频步出闺阁,时常出来抛头露面。年轻女子抛头露面相会的增多,这就为那些“轻薄子弟”调戏良家妇女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据《申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城中城隍庙前,一妇人彳亍独行。此妇人年甚少,相貌却颇美。当时有两个轻薄无赖男子,一名相交,一名徐锦,见这位妇人孤弱无伴,就从后面追赶上去。近前以后,嬉笑指点,品其妍媸。这两个无赖感到光说兴犹未尽,于是再赶行几步,到四景园茶室门前,就挨妇人之肩而过,竟伸手摸妇人的乳头,“兼肆谑浪”。这位妇人一时大惊失色,急忙用两手紧握其臂,大呼捉贼。两人意欲甩手逃跑。此时路人聚集,全环视妇人,向她询问何事。妇人如实道来,“具言所行,众人均笑詈之”。于是将这两个无赖捆送县署,“二人共荷一校”,在四晨园门前示众三日(《申报》,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九日)。其实,相交、徐锦这两位轻薄无赖,不过是结帮成派的流氓中的两位。这批流氓一般家住浦东,在城内以做豆腐为业。城隍庙前的四景园茶室,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窝藏之地,时常在此拉人“吃讲茶”。
流氓不仅调戏良家妇女,而且还诱奸妇女,专干性犯罪的流氓活动。同治年间,浙江郸县城内西双桥,有吴姓婆媳两人,专门以替人收生为业。婆婆年达六旬,而媳妇尚属少艾,且丰姿秀美。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时分,行人已经绝迹。忽来一恶少,持灯一盏,命轿一乘,说是前来请收生。还说地点在小教场,韩姓家,请您媳妇去,大概属于难产,实则满嘴谎言。仓促之间,婆媳俩也来不及多细想,媳妇就“登轿径去”。婆婆看到轿夫身着棉绸小衫、纺绸裤子、广式镶鞋,与一般轿夫的装束不同,心里也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请邻里五六人追赶上去。正好碰到恶少与轿夫商妥,打算借演武厅作云雨台,“意将轮奸”。显然,这位轿夫也是无赖的党羽。后来看到有人喊叫而至,只好弃轿而去,狼狈逃窜。
诱奸妇女其中也有手段甚为奸狡者。有一次,一少年乘江轮出行,偶抬头见对门舱中坐一长相颇佳的妇人,于是就起了淫毒之心。入夜,妇人熟睡在床,少年折刀推门而入。妇人以为强盗来了,吓得浑身发抖,问:“你要干什么?”少年说:“我要和你睡觉。”妇人正要喊叫,少年已将门锁上了,随即又把二百元银币甩到她面前,说:“和我睡一觉,这两百元钱就给你,明日船一靠岸,各奔东西。如果拒绝反抗,我就先杀了你,然后自杀。”妇人为金钱所诱,又为利刃所逼,不再作声,任凭少年爬上身体胡作非为。
次日早晨,少年忽在自己住的舱中大哭,并对聚拢来的买办及诸客说:“我随身带了二百金,这些钱是我养家活口之资,昨夜全部失去,归无面目,只有求死了。”船上买办问:“你晚上睡觉锁门没有?”少年回答:“没有。”买办说:“银子必定被贼偷了。不知道银元上有没有标识?”少年说:“有。银元上都印有某钱庄的印。”于是买办对乘客说:“为了拯救此人,请各位协助搜查随身的行李。”乘客为了摆脱干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主动摊开行李接受检查。当来到妇人住房时,她神色慌张,坚决不同意检查。买办强行打开她的箱子,发现了打着印记的二百银元。诸客见了惊诧不已,妇人掩面大哭。这时一老叟走出人群说:“我住在此妇邻室,昨晚发生之事,听得一清二楚。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又气愤地责怪少年说:“你既诱奸女人,又诬人偷窃,心狠手辣,禽兽不如。”最后,众人商定,二百银元仍归妇人所有,并罚少年另拿二百元交给善会,以示惩罚。
除了这种诱奸以外,有些无赖之徒,还借捉奸的机会顺水摸鱼奸污妇女。清嘉庆十年,山东有土棍田二,与其父田坤、弟田三均性情凶狠,身上总是带着刀。有李麻与王振海之妻谢氏奸通,并借刘宋氏之屋姘居。王振海四处找不到妻子,就去恳求田坤帮助寻找。不久,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谢氏,田二就将谢氏带回家中奸宿,且欲霸占为妻。于是田坤出面逼王振海卖妻,给钱五千。王振海不敢违抗,只得应允。又有一次,田二知道庄驴之妻王氏与姚松奸情,就带刀前去威胁、要挟王氏,并强奸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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