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中，有一首朴实感人的民歌叫《陌上桑》，它在描述采桑少女秦罗敷的朴直和美丽时说：“头上倭堕鬓，耳中明月珠。”这种穿孔作不个和发耳饰的“明月珠”即玻璃。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时的玻璃，是从国外传来的；其实，中国玻璃生产技术有着自己的渊源，这已为近年来的大量考古材料所证实。
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相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是利用一种特有的原料独立制造出来的。
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北京玻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西同时期的玻璃从呈色、透明度、成分上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左右。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王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
中国古代称玻璃为“琉琳”、“流离”、“琉璃”，从南北朝开始，还有“颇黎”之称。根据《广雅》和《韵集》的记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琉璃”是用火烧的玻璃质珠子以及其他一些透明物质的统称。而明、清以来人们所说的“琉璃”是不透明的，当然和玻璃是有所区别的。2000多年前，那位据说能够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女弟”居住在“昭阳殿”的时候，“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说明那时候透明的门窗已可以照得眉发毕露。喜好“神仙”的汉武帝在“起祠神屋”时，门窗也全部用“琉璃为之，光照洞彻”。可见，所谓“窗明几净”的居室，并非现代始有。至于《世说新语》中所记的“琉琉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晋书崔洪传》中所说“琉璃钟”，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碗、带勾、印章等玻璃器皿在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一件玻璃壁，直径234毫米，孔径48毫米，厚18毫米，净重1.9公斤，经过现代光谱分析，它属于铅钡玻璃。
时至北宋时期，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很大进步。河北定县的一座北宋培基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纸、如晶明；安徽天长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县出土的上百只鸡卵状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制造技术进步和吹制玻璃水平发达的明证。宋以后各朝，玻璃器皿种类增多，用途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新疆若羌瓦石硖元代玻璃作坊遗址和山东博山元明初玻璃作坊遗址，是中国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
明清时期，玻璃生产中心在山东淄川县颜神镇(今博山县)、广州和北京。清代自康熙时设立了宫廷玻璃场，已能生产透明玻璃和颜色多达15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清代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及鼻烟壶等，都是世界玻璃艺术的珍品。
中国古代玻璃虽为独立发明，但发展缓慢，并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特点，既具有绚丽多彩、晶莹璀璨的优点，又有轻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的缺点。这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所致。铅钡玻璃不适合制作饮食器皿，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等，因此，比起陶瓷、青铜、玉石器来、玻璃器具用途狭小、发展不充分。
中国古玻璃是由本国工匠独自发明制造的，它以悠久的历史、精美的造型、独特的成分自成体系；但是，中国古玻璃与西方古玻璃相比在起源时间与用途上，仍有逊色之处。考古发现表明，伊拉克阿斯马尔出土的玻璃残片，距今年代约为4300年。玻璃器皿大约是在3600年前出现在两河流域。西方古玻璃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耐温性能较好，对骤冷骤热的适应性较强。距今2600年前，玻璃制造技术在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其制品通过西域(今新疆)传入我国。
自北魏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我们都在不断汲取和学习西方玻璃制适技术。譬如，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说：因为“三保太监郑和曾携西洋烧玻璃人来”，从此以后、明朝才开始了大规模生产玻璃。清代设立的宫廷玻璃场，曾雇佣多名欧洲玻璃工匠作指导，制造高级艺术玻璃。这些举措既促进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互相交流。玻璃制造业真正得到充分发展，还要算是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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