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70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color=#ff0000]甲骨档案2万多片[/color]，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color=#ff0000]瓷器2万多件[/color]，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color=#ffcc00]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color]；[color=#ff0000]铜器1万多件[/color]，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color=#ff0000]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color]，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color=#ff0000]玉器5万多件[/color]，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color=#66cc00]“翠玉白菜”、“[/color]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color=#ff0000]书画真迹近1万件[/color]，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color=#ffcc00]王羲之《快雪时晴帖》，[/color]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color=#ffcc00]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color]等；[color=#ff0000]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color][color=#ff0066]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color]，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size=3][color=#669900]西周毛公鼎——铭文字数最多，造型古拙[/color][/size]
毛公鼎这件西周的毛公鼎通高53.8厘米，清道光年间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毛公鼎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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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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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
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
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於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後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
後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於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後，1912年其後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後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後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於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拚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後，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後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於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於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color]
[size=3][color=#FF9900]西周散氏盘——铭文字数多，铜质特佳[/color][/size]
散氏盘应为西周晚期出品，它最引人注意的是盘内共三百五十七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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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00]西周晚期
散氏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
重：21312g铭文：19行35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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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後，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盘上的铭文共357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
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散氏盘又名“矢人盘”，是西周历王时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陕西风翔出土，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
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散氏盘铭文并器全形拓，整幅托裱本，珂罗版原大精印，尺寸145/81厘米。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原藏清内府，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原拓本极珍罕，海内学者争求而极难得。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color]
[size=3][color=#6699CC]颜真卿《祭侄文稿》——颜真卿真迹，天下排行第一或第二行书[/color][/size]
《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 “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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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书于唐乾元元年（公元七百五十八年）。麻纸本，行书 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二十三行，每行十一二字不等，共二百三十四字。铃有“赵氏子昴氏”、“大雅”、“鲜于”、“枢”、“鲜于枢伯几父”、“鲜于”等印。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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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
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祭侄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争坐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从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color]
[size=3][color=#FF00CC]苏轼《黄州寒食帖》——苏轼代表作，后有黄庭坚跋，可与王羲之兰亭及颜真卿祭侄并列三大行书 [/color][/size]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四十五岁，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两首寒食诗，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张氏取之邀黄庭坚观赏，并书一则题跋，与原迹可谓互为辉意映。
《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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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此外尚有诸名家及清乾隆皇帝题跋。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此帖先在民间辗转收藏，后被清廷收入内府。到了近代，《寒食帖》的命运多舛。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为冯展云所得，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朴孙购得，曾于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年转传到颜韵伯手中。当年12月19日为苏轼生日，颜韵伯作跋记录此事本末。1922年，颜韵伯游览日本东京时，将《寒食帖》高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当时，菊池惺堂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抢救出来，一时传为佳话。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寒食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年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寒食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
《寒食帖》流失海外，一直使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访觅《寒食帖》，当知下落后，即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千年国宝赖王世杰先生之力回归祖国，至今仍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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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释文
一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color]
[size=3][color=#6699CC]五代赵干《江行初雪图》——五代名家绘画真迹，李后主题字 [/color][/size]
卷，绢本，设色画。纵： 25.9 公分，横：376.5 公分。
《江行初雪图》是一幅山水人物并重的作品，展开画幅，首先卷首呈现一行南唐後主李煜苍古的题字：「江行初雪南唐学生赵干状。」由这十一个字标明了这幅的画题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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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赵干，江苏江宁人，从小生长在江南，故所画山水多作江南景物，尤其长於布景，「江行初雪」这幅是卷画江边渔人作活的情景。江天寒雪纷飞，渔家之艰辛，描述殆尽。岸上旅客攒行长林雪堤，人驴面目各具苦寒难行之色。通幅淡墨渍染绢地，再洒白粉为雪。寒林枯木皆中锋圆笔，遒劲有如屈铁。树干以干笔皴染，大似後人皴山，自具阴阳向背。所画芦花，以赭墨裹粉，一笔点成，极富创意。小丘及坡脚，亦以淡墨成块涂抹而无皴纹，皆与後人异趣。
全卷描绘长江沿岸渔村初雪情景。画面上天色清寒, 树木笼雾, 江岸小桥, 一片初白, 寒风萧瑟, 江水微泛, 一派天寒寂静之景。江上渔夫不顾天寒地冻捕鱼, 而岸上骑驴者却畏缩不前, 人物神情描绘逼真生动, 渔人和旅人恰成绝妙对比。另外, 画中树石笔法老硬, 水纹用笔尖劲流利, 天空用白粉弹作小雪, 表现出雪花的轻盈飞舞。此画一片天赖,意境高雅幽远。
由幅上所钤印章，可知此卷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内府及私人收藏，是件流传有绪的精品。[/color]
[color=#FF9900][size=3]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范宽真迹，有东方蒙娜丽莎美誉，台北故宫镇馆之宝[/size][/color]
溪山行旅图 北宋 范宽 绢本墨笔 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
米芾对范宽的绘画风格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范宽山水丛丛如恒岱，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溪山深虚，水若有声。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本朝自无人出其右。晚年用墨太多，势虽雄伟，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我们把这段话用来与本图勘校，就会感到很是妥贴。所以历来鉴藏家和美术史家们均坚信此图为范宽真迹。近年对画幅树下草业间“范宽”二字款 的发现更证实了这点。
此画单从构图方面说，应属于平易之境，但它却产生了非凡的力量。究其原因一是造型的峻巍，其次是笔墨的酣畅厚重。此图经清内府收藏，《石渠实笈初编》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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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00]“溪山行旅图”是范宽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绘画史中的杰作。这件作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气势雄强，巨峰壁立，几乎占满了画面，山头杂树茂密，飞瀑从山腰间直流而下，山脚下巨石纵横，使全幅作品体势错综，在山路上出现一支商旅队伍，路边一湾溪水流淌，正是山上流下的飞瀑，使观者如闻水声、人声、骡马声，也点出了溪山行旅的主题。
范宽以雄健、冷峻的笔力勾勒出山的轮廓和石纹的脉络，浓厚的墨色描绘出秦陇山川峻拔雄阔、壮丽浩莽的气概。这幅竖长的大幅作品，不仅层次丰富，墨色凝重、浑厚，而且极富美感，整个画面气势逼人，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扑面而来的悬崖峭壁占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这就是高山仰望，人在其中抬头仰看，山就在头上。在如此雄伟壮阔的大自然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 山底下，是一条小路，一队商旅缓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一种动态的音乐感觉。马队铃声渐渐进入了画面，山涧还有那潺潺溪水应和。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就是诗情画意！诗意在一动一静中慢慢显示出来，仿佛听得见马队的声音从山麓那边慢慢传来，然后从眼前走过。
《溪山行旅图》，好就好在静止的画面有一种动感，一幅空间艺术的绘画却有一种时间艺术的感觉。面对这幅一千多年前古人的绘画，体味着画中令人心醉的意境，怎能不令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打开《溪山行旅图》，一座大山矗立眼前，和山水一起映入人们眼帘的，还有不少收藏者的题款，而这些题款，就成了揭开名画流传千年的唯一线索。
这枚“御书之宝”方玺的印文和印色，具有明显的宋代特点。可见，这幅名画曾经被收藏于北宋的皇宫。随着金兵南下，北宋灭亡，皇宫里的大量珍宝绘画开始流散于民间，其中也包括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范宽发展了荆浩的北方山水画派，并能独辟蹊径，因而宋人将其与关仝、李成并列，誉为“三家鼎峙，百代标程” 。后人将范宽与李成、董源二人合称“宋三家”，之后的“元四家”、明朝的唐寅，以至清朝的“金陵画派”和现代的黄宾虹等大师，都受到范宽画风的影响。
宋元两代，大师级的画家都以范宽的绘画为典范。南宋初期的李唐，稍后的一些的马远、夏圭元代的倪云林、王蒙，都对范宽的画风大加赞赏。
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说到范宽山水画神异的表现力时，都一致认为“范宽之画，远望不离座外”，范宽的画，远远看去，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钊衔犊怼盎剑孕辞芈ぞ沃啤４笸祭绞票迫耍婀沤窬室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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