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我国古代服饰丰富多彩，品种繁多，样式翻新。衣服色彩运用是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上古三大部族文化产生在三个不同地区，以夏楚二族为主体的是南蛮文化，发祥于巴蜀；以商族为代表的是东夷文化，东部沿海地区是它的摇篮；以周族为骨干的是戎狄文化，西北地区是孕育它的温床。从传说时代到文明之初，中国上古文化是蛮、夷、狄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是三者代兴的过程。”
《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这是三个部族不同的色彩崇尚，是在各自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颜色的观念性很强，所以宜于表现观念性较强的内容。
古人这方面是很自觉的，并且形成了上层服饰文化与下层服饰文化的不同与相同。上层服饰文化是指以统治者贵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下层文化是指以平民阶层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在上层服饰文化中，色彩崇尚男女有别、时间有别、地点有别。
[b]贵族男子崇尚鲜艳的色泽。[/b]《诗经》中《大雅·韩奕》记载：“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赐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锡，鞹鞃浅幭，鞗革金厄。”说的是，韩侯拜见周王时，驾驭四匹马拉礼车，手捧玉圭，脚穿红色靴子，身穿黑色礼服。作者在服饰上大肆渲染，极写韩侯这位贵族的庄重和高贵，通过服饰礼车的装饰，象征着身份高贵与气氛庄重的颜色，表明对周王的拥戴与忠诚，也体现出上层贵族的颜色崇尚。
还有：
《诗经原始》曰：“朝觐而得天子之赐，奇光异彩，炫睛夺目。”
《周礼·天官》曰：“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
郑玄《毛诗传笺》曰：“功裘，人功微粗，谓狐青麝裘之属。”
《邶风·旄丘》曰：“狐裘蒙戎”，是说狐皮裘衣，毛发蓬松柔软。狐皮是红中透黄。
《唐风·羔裘》记载：“羔裘豹祛”，“羔裘豹裦”。白色羊羔皮袄，用豹皮镶边，点缀上红黄色，高贵漂亮。
《小雅·大东》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贵族子弟，衣着鲜艳华丽，就连周族小贵族，也穿轻裘熊皮。
《豳风·七月》曰：“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把丝染成黑色和黄色，而大红色的丝布要为贵族公子做衣裳。猎取来的狐狸皮，也要为贵族公子制作狐裘，都是以红色为标志。
[b]而女性贵族则不同，在重大、庄严的场合以素淡为美。[/b]
《召南·何彼秾矣》说，“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这首诗歌描写了王姬出嫁的过程，什么花呀？那么繁茂！那是白色的唐棣花。什么车呀？那么庄重华贵！那是王姬的车子。用白色的唐棣比喻王姬皮肤白皙，像唐棣花一样美丽。唐棣花是白色，出嫁的王姬也是素服淡装，白色素淡对于贵族女性是庄重、美丽、喜庆、吉祥的象征，也是女子雍容华贵的体现。用桃李的联比，喻王姬的素服淡装，诗中还说明王姬的身份，“平王的孙媳，齐侯的娇女。”高贵的出身，隆重的婚礼，身着素淡的服饰，美丽高贵、庄重吉祥的象征。
[b]下层平民服饰的颜色崇尚则很复杂，没有那么多讲究，表现自然，所穿布衣用麻布和葛布制成。[/b]我国古代衣料有麻、葛和丝织，但通常只有贵族和官员穿丝织物，一般老百姓只穿麻、葛织物。所以“布衣”就成了“庶人”的代称。
《齐风·南山》曰：“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陈风·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明麻、葛的种植是比较普遍的。
《郑风·丰》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女子上身穿纹绸麻布罩衣，下身穿纹绸麻布外裤。穿着平常，颜色比较花哨，内里穿花色内衣裤，外穿颜色素淡，虽然是下层平民服饰，但可以看出上层贵族服饰对其影响，平民对贵族服饰的企羡和追求。
《唐风·葛生》是一首悼亡诗，诗人站在墓地，眼见荆棘丛生，一片凄凉，想到亡妻于此，孤苦无伴，伤痛至极。在伤痛怀念追忆之时，想起了亡妻死时装殓的服饰，诗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这两句诗说死者头枕光艳灿烂兽角枕，身盖鲜艳漂亮的锦缎被子。在颜色上也是以鲜艳为主。
《诗三家议集疏》曰：“齐则角枕锦衾。”《王风·大车》曰：“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大车哼哼，毳衣如璊。”染成绿色和红色的毛料衣服十分艳丽。姚际恒曰：“大车，牛车。毳衣，毛布衣。菼，芦始生也。”《疏》曰：“璊，玉赧色也。禾之赤苗谓之璊，玉色如之。”[b]平民衣服颜色是以有色为主，追求一种艳丽。[/b]
同时这种描写在《大雅·韩奕》中描写迎亲的场面时，也表现出以艳丽为审美追求和崇尚。虽然对韩侯之妻没有进行描写，但是陪嫁的众多“媵”却穿着光鲜艳丽，“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b]陪嫁的女子服饰是鲜艳夺目[/b]，“烂其盈门”。[b]贵族新娘以素淡为美，而陪嫁“娣”却截然不同，反映了不同地位女性的颜色崇尚和审美追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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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张宝林，齐齐哈尔大学中文系教授。原文标题《服饰的结构与构成》，发表于《诗经研究丛刊15辑》。[/color] [/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