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基本上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
诸宫调与前此的说唱、歌舞均有渊源关系。它继承了唐代变文韵散相间的体制，发展了以同一词调重复多遍并间以说白的鼓子词，以一诗一词交替演唱并与歌舞结合的“转踏”和集合若干同一宫调的曲调为一套曲的“唱赚”的结构。比起上述鼓子词、转踏和唱赚来，诸宫调篇幅更大，结构也更加宏传，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它既能象长篇叙事诗一样，使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它的部分唱词又兼有代言体特征，能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由于它交互使用具有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又为表达比较丰富的感情内容提供了条件。它是由说唱、歌舞到戏曲的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诸宫调始于北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宁元□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南宋时诸宫调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提到当时诸宫调演员有“高郎妇”等四人。同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二种。《梦粱录》中载南渡以后，杭城有妇女熊保保及后辈女童都善唱诸宫调，“说唱亦精”。
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全文共12则，今存不足 5则。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上述二种诸宫调,在创作时间上与两宋相值,所用宫调亦与宋教坊所用比较接近，表现了前期诸宫调在音乐上与宋代伎乐的承继关系。另外,元杂剧作家王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今存54套曲及零星支曲,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天宝遗事诸宫调》所用宫调、曲调以及曲子的联套方式（包括套曲长短和曲调的配合）均与元曲接近，说明了诸宫调到元代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元曲的互相影响。从现存资料看，诸宫调在北方，特别在金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
宋、金诸宫调的内容颇为丰富。元人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中载:“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
《西厢记诸宫调》曲文中提到《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谒浆崔护》、《柳毅传书》等。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提及《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六臂哪吒》等，可以看出诸宫调内容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 诸宫调在元代仍较流行。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载杂剧演员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等曾唱诸宫调。《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表演诸宫调的艺人尚可“冲州撞府”,四处流动“作场”演出。到了元末,诸宫调逐渐趋向衰落。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
诸宫调后虽衰落，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元杂剧的分为旦本、末本，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套曲的组织方式等，都直接受到诸宫调的影响。
七、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现存的诸宫调作品只有三部:《董西厢》是完整的一部，《刘知远》已残缺不全，《天宝遗事》已佚散，只剩数十套曲辞。因其数量少，故弥足珍贵。不少学者对这三部作品进行整理（校注或钩辑）。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这三部作品得以流行于世。这里谈谈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刘知远诸宫调》一直在民间流传，鲜为文人所知，故不见于历代的稗史杂说中。直到20世纪初（1907至1908年），俄国的柯智洛夫探险队发掘黑水古城，这部被湮埋了数百年的文学珍品才重见天日。柯智洛夫的发掘规模相当大，出土的文物相当多，除了有西夏文的经卷、文书外，还有不少汉文的书籍。有刊刻于乾二十一年（公元1190）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乾二十年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等。还有平阳（今山西临汾）姬氏刻的《四美人图》和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两幅大型版画11 。这些出土的书籍大多都是12世纪刊刻的。据此推断，《刘知远诸宫调》也当刻于这一时期。
《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是一件具有相当文化意义的事。此前，人们只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而《刘知远》比《董西厢》还要古老。它可帮助我们了解《董西厢》之前的诸宫调乃至民间讲唱文学的发展情况，弥补了诸宫调发展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引起了学术界高度的注意。不少学者对它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在整理和研究上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郑振铎先生。他率先 对《刘知远诸宫调》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据郑振铎《刘知远诸宫调跋》记述，他于1930年在一位朋友（向觉明先生）那里得到《刘知远》的抄本，才知道它是诸宫调，后又见到了原书照片，只剩四十二页，内容与抄本完全相同。1957年，他到前苏联列宁格勒访问，见到了原书，确实只有四十二页。中间的将近八则，估计约有八十多页原已缺佚。“这是一个袖珍本，完全是金代（公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刻本或稍后的蒙古刻本的样式。”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它是一部金刻本。1935年，郑振铎已将抄本整理排印，题《刘知远传（诸宫调）》，编入《世界文库》第二册。这样，《刘知远诸宫调》才开始在学术界流传。但郑本中时见文字误辨、语句错断的现象。1937年，北京来薰阁根据照片石印，题《金本诸宫调刘知远》，让人们得见该书原貌。1958年，前苏联将《刘知远诸宫调》、《聊斋图说》等一批书籍归还中国。文物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克服了来薰阁石印描摹失真的缺憾。郑振铎的《刘知远诸宫调跋》就是为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写的。到了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蓝立蓂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该书旁征博引，注释详明，对俗字、误字进行了辨析。书后列有《俗字表》，以备读者查阅。据该书的《后记》说:“这部校注稿写成于1980年。初时，曾与廖珣英先生合作搜集了一些资料，并选释了某些词语。后因廖先生另有他就，遂由我草成全稿。”廖珣英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于1993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注释多有与蓝注本相同之处，而廖注本在曲调格律和押韵规则方面用功较多，其意义也是很明显的。今天容易见到的便是这两个本子。其它的整理本还有凌景埏、谢伯阳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朱平楚的《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做了不少积极而有益的整理工作，发表了一批专门性论文。如张星逸的《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江海学刊》1964年第一期）。刘坚的《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中国语文》1964年第三期）、张星逸的《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中国语文》1965年第五期）、蒋礼鸿的《读〈刘知远诸宫调〉》（《中国语文》1965年第六期）、陈治文《〈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年第三期）等。这些论文分别对《刘知远诸宫调》的刊刻年代问题、字句勘释问题、音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它的研究作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中国语文》以系列专栏论文的形式来展开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刘知远诸宫调》的整理和研究。
《董西厢》是一部保存完整、规模宏伟的诸宫调作品，且被后世推为“北曲之祖”，董解元也为《录鬼簿》列于曲家之首，誉为“创始”（即北曲之创始）。因此，尽管明清两代的学者皆不知其为何物，但仍有不少人对它进行整理和刊印。
现存最早的《董西厢》刻本是嘉靖本。它为嘉靖年间张羽所刻，共分八卷。前有张羽的序，后有杨循吉的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燕山松溪风逸人刻本影印（1963年），题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赵万里等人于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绩溪县寻访到另一个刻本。它也分八卷，名之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开首也有一篇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羽的序言。卷一题有“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梓”的字样。“海阳”即安徽休宁，“适适子”不知为谁，“重校梓”即重刻张羽的校刻本。张羽，字雄飞，号黄鹄山人。他在序中说，他的校订本是以元刻本为底本。元刻本为西山汪氏所藏，张羽“借录之，然恨其手（首） 尾俱缺，舛谬殊甚”，后通过何良俊借得杨吉循所藏的抄本，才“赖以考订异同，修补遗脱，而董氏之书于是复完”。可知，《董西厢》在元代已有刻本流传，而明初至嘉靖三十六年之间尚无人刻过。
《董西厢》的重要刻本还有黄嘉惠本、闵寓五六幻本、屠隆校本（二卷）、汤显祖评本、闵齐刊本（四卷）、暖红室本（四卷）等。黄嘉惠本分上下二卷，并配有插图。卷上题有“新都杨慎点定，海阳黄嘉惠校阅”。此书的开首有黄嘉惠作的《引》。书中有清代学者王筠的题跋和批校，是一部难得而珍贵的版本。此书原藏山东省图书馆，1984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闵寓五六幻本是一个通行已久的版本，也分上下二卷。近人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校注本就是用它为底本的。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是目前通行的版本。它以闵寓五六幻本为底，依张羽本分为八卷，“并用古本、旧钞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残本、暖红室翻刻闵齐本、暖红室后刻不分卷本对勘，择善而从。因《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王骥德（伯良）校注《王西厢》，引录《董西厢》词语甚多，遇上述诸本都错了的字，也有据它们来改正的。”12 该书是凌景埏去世后出版的，未竟的工作由出版者来完成。由于出版者将该书定位为普及性读物，故未出校记，对一些词语与典故只作了通俗简要的注释。除此书外，还有侯岱麟校的《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刊行社1955年出版）、傅惜华的《西厢记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出版）、朱平楚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等。他们对《董西厢》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
《天宝遗事》为元代王伯成所作。该书已佚散，部分曲辞保存在明初朱权所编的《太和正音谱》、明嘉靖时郭勋所编的《雍熙乐府》、清初李玉所编的《北词广正谱》和清乾隆时周祥钰诸人所编的《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以《雍熙乐府》收录最多。
郑振铎、冯沅君、任二北、赵景深等人都曾对《天宝遗事》进行过钩稽和整理，可惜未曾付梓。郑振铎曾辑得《天宝遗事》遗曲五十四套，并根据《遗事引》所述内容，将这五十多套曲子进行了排列13 ，让人了解该书的大致内容。朱禧在郑振铎整理的基础上，又对《天宝遗事》的遗曲进行了一番大集，共辑得六十套（不包括散落的单支曲子），按内容组合成七个大部分:“引辞”、“唐明皇宠幸杨玉环”、“唐明皇游月宫”、“安禄山私通杨玉环”、“安禄山被贬造反”、“马嵬坡杨玉环身亡”、“唐明皇回转长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窥见该书的故事梗概。每套曲子后有辑者的校注。每个部分前面有提示，说明组合的理由。每个部分后面有简要的评析。书后列有四个附录:“《天宝遗事诸宫调》单支曲文”、“未找到曲文的《北词广正谱》所列《天宝遗事诸宫调》‘套数分题’”、“《天宝遗事诸宫调》残存套数索引”、“有疑议的作品”，为诸宫调研究者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朱禧所辑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本子。另外，凌景埏、谢伯阳的《诸宫调两种》，在赵景深的帮助下，也辑得遗曲六十套、零曲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