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ize=3]看到很多人写清穿的文，所以来详细介绍一下关于满族的一些知识。[/size][/b]
[b][size=3][color=#ff33cc]满族概况[/color][/size][/b]
[b]民族概况[/b]
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散居全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省的为最多，其他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点。现在的主要聚居区已建立岫岩、凤城、新宾、青龙、丰宁等满族自治县，还有若干个满族乡。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数为10682263。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是16世纪末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的。后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加“点”，称之为“有圈点的满文”或“新满文”；以前的被称为“无圈点的老满文”。由于清代以来大量满族迁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族移居山海关外，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密切，满族人民逐渐习用汉语文。现在，只有黑龙江某些边远的满族聚居村屯，还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其他地方绝大多数满族人民已通用汉语文。
满族历史有悠久的渊源。其直系认为为明代女真（ 亦称女直)，往上可追溯到隋唐靺鞨、北朝勿吉、汉代挹娄与周代肃慎。女真的名称出现于唐末五代，当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领导下，起兵反抗辽朝的奴役，并建立了金国政权，不久灭辽与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王朝。金代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绝大多数已融入汉族当中。到元代，这些进入中原和散居辽东一带的女真人，与华北地区的汉族和契丹人一同被视为“汉人”。仍留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一带的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的女真人，和分布于松花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的女真各部逐渐演化。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努尔哈赤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
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被合并的女真各部部众分别编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为基础的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之中，并把这种基层组织逐步扩充成为八旗制度。初只设有黄、红、蓝、白四旗，后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各旗的固山额真和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八旗制度具有政治、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天命三年(1618)以“七恨”誓师，起兵攻明，数年间先后攻占抚顺、辽阳、沈阳等东北重镇。关于后金政权的性质，学术界较多的人认为是奴隶主政权，也有人认为是封建政权。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下令实行“计丁授田”及稍后“分屯别居”等措施，在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满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后金太宗天聪九年(1635)正式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去世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随着辖属的蒙古归附各部与汉人俘降人众日益增多，先后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都北京，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圈地”，以后几年间满洲贵族“圈地”仍未完全停止，总计入关至康熙八年，满洲贵族在畿辅各地强制推行3次大规模的“圈地”，圈占汉民田地17万多顷。与此同时，相继推行了剃发、易服、投充和逃人法等民族压迫和奴役的政策，一时加剧了满、汉之间矛盾。清圣祖玄烨亲政后，进行了许多改革，如永停“圈地”，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大规模地治河治运等。推行这些政策、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各族人民获得比以前较好的生产条件，全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使满族在发展经济、文化和巩固祖国边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康熙初开始到乾隆初年为止的80年间，仅辽宁地区满族和汉族人民耕垦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了5倍多；吉林、黑龙江开垦的土地也日益增加，耕地面积达61万垧之多。由于大量满人进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人移往东北地区，迄至清王朝被推翻以前，东北3省满族的农耕技术水平和山海关内汉族地区日益接近或趋于一致。这就使东北地区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还有余粮供应关内，而且有大批大豆远销国外。其他如柞蚕、人参、鹿茸的产量也有增加。这些都是满、汉各族人民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
在维护祖国统一，抗击外国侵略方面，清朝前期的功绩不可否定。从康熙初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通过平定“三藩”与准噶尔部贵族分裂集团，以及统一台湾等国内战争，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特别是通过历次制止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巩固了中国的边疆；又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其中包括中经雍正一朝对西南各省进行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确定了对全国各地区由中央直接派员进行管辖而又适合各地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因而，在鸦片战争以前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不仅有明确的疆域范围，而且有完整的稳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对巩固和确立中国统一和领土主权，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中国各民族共同树立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处于组织和统帅的历史地位，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清朝后期，统治者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投降卖国，激起了满族人民和其他民族大众的愤概和反抗。终于，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以后，正式称满洲人为满族。
[b]经济社会文化[/b]
满族祖先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栖息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历经漫长的岁月，发展了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生产，并创造了原始文化。曾被夫余征服，至三国始与中原往来，经济进一步发展，从狩猎和渔猎发展到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满族入关后，积极吸收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其封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清朝后期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奴役，民不聊生。解放前，东北地区的满族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生活极为贫困。散居在中原地区的满族人民也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和歧视，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分，生活朝不保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族作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全国各兄弟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满族人民同样享受着民族平等和当家做主的权利，过去被迫隐瞒民族成分的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尽管满族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不少满族代表，各级各类满族干部迅速成长，满族知识分子本来在本民族中所占比例较高，现在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满族学生数量也较多。在各条战线上，满族中的模范人物、先进单位不断涌现，科技、文史、理论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新秀茁壮成长。广大满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积极地与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大业贡献着更大的力量。
在文化方面，满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圣祖玄烨主持编纂的《音韵阐微》、《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均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早期满文著作，除《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图理琛的《异域录》等，还有大量学习满文必备之书，如《清文启蒙》、《清文典要》以至《清文鉴》等等。《清文鉴》经多次增订，编纂成5种不同民族文字的满文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对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各民族相互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一种重要参考资料。译书也很普遍，主要汉文名著，大多有满文译本。除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都有满文译本。其中以扎克丹译的《聊斋志异》译文最好，文字水平很高。同时，涌现出一批满族文学家。早期著名的词家纳兰性德著的《侧帽集》和《饮水集》，清新婉约，生动自然，足与当时词坛上负有盛名的汉人朱彝尊和陈维崧媲美合称“三大家”。乾隆中期，曹雪芹著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推到空前高峰，成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满族人，老舍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还是杰出的曲艺家。他的作品众多，而且脍灸人口。不愧为当代的“人民艺术家”。
满族崇尚理学，满族大儒曾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等书译成满文，以教旗人，其书圆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境地。从皇帝、王公到一般满族文人有大批人寄情于绘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画家。镇国悫厚公高塞，自号“敬一道人”，工诗画。《池北偶谈》评他的小景“笔墨淡遗，摆脱畦经，虽士大夫无以蹄也”。慎郡王允禧，他“所作山水花卉，能合石谷、南田为一手，本朝宗藩第一”。另外，象瑶华道人、唐岱、布颜图、麟庆的夫人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铁保、永理是满族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刘镛齐名，并称四大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书法，至今为书家称道。当代的书法大家启功也是满族。全国人大常委溥杰的书法也别具风格。
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株褐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东北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东北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b][size=3][color=#ff33cc]满族历史[/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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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名称的起源与发展[/b]
“满族”（汉语拼音Mǎnzú、英文Manchu、罗马注音Manju）先世的历史源远流长，有考古实据的历史就有6800年以上。1972年中国考古队在毗邻俄罗斯的兴凯湖地区考古发现了6800多年前的满族传统服饰、骨雕鹰头“海东青”、马鹿角雕制的图腾“鱼神”、夹砂陶器等文物。
满族，亦称满洲族，是生活在满洲的通古斯民族，古代以渔猎生活为主。
汉代至三国，满族先世肃慎人又称挹娄人。南北朝时，称勿吉人。勿吉，为女真语“窝集”之音转，乃是“森林”之意。隋唐时期，满洲族先世又称靺鞨，散布在以吉林为中心的为粟末靺鞨，散布在以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地区的为黑水靺鞨。公元669年—926年，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所灭。至宋辽时期称女真，辽朝将女真分为两部，开原（今辽宁开原）以南称“熟女真”，开原以北称“生女真”。12世纪初，生女真的完颜部崛起，其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一些部落后，于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12世纪中国北方蒙古族兴起，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女真人从此置于元朝统治之下。
元亡明兴，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先就属建州女真。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各部纷争，仇杀无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强烈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开始了民族统一大业，并吸收大量汉族，蒙古族，组成了满族共同体,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建设。
通古斯--满语族的范围及源流
通古斯--满语族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等。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南起北纬40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人口大约在一千万左右，其中的主干为现在的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满族（约九百多万）。
“通古斯”这个词出现於近代，其含义现存在不同的解释，有“蓄猪之民”和“东方的人”之说。现国内外将其作为对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的统称。
[b]满族祖先肃慎[/b]
传统古史观认为，我国东北有三大基本族系：肃慎、秽貊和东胡。三族系起自先秦，迄于明清，贯穿东北古史之始终。其中“肃慎族系”，自先秦肃慎之后，在汉魏为挹娄，北朝时是勿吉，隋唐为靺鞨，其后女真和满族皆出于此。诸族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虽然自上世纪就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至今仍有很多人持此观点。那么，“肃慎族系”观缘何产生，它为何会有如此使人念念不忘的魅力呢？
肃慎，又作息慎、稷慎、肃昚。它作为一个族称在文献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专称，一是作为他族的别称或代称。前者仅见于先秦至西汉的史籍中，且都语焉不详。从这些记载看，中原人对先秦肃慎的了解只限于来自北方（《左传》等），向中原“贡楛矢石砮”（《国语》等）和“大麈”（《逸周书》）。其可考的文化特征不过石镞和捕鹿。与之相反，汉魏以来的挹娄诸族则不同。自从王欣率军追击高句丽王宫而“至肃慎氏（即挹娄的别称）南界”（《三国志·毋丘俭传》），中原对挹娄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其后，随着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势力延伸，中原与北方各族的交流与融合渐趋深入，中原对挹娄等族的认识也逐渐清晰、细致。史书对他们的描述越来越详尽，这些族不仅地望可考，而且其风俗、物产等情况也都大致明了。
那么，地域等方面皆不可考的肃慎为什么被认作面貌可考的挹娄等族的先祖呢？“肃慎族系”观得以形成并根深蒂固，主观上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重视肃慎之贡，致使作史者不能正视早期文献对先秦肃慎之记载，仅以贡“楛矢石砮”这一特征去标识肃慎。客观上，挹娄以后诸族文化面貌存在共性，并有一定的承接关系，造成“肃慎族系”一脉相承的假象。而实际上，汉代以后的挹娄诸族与文献所记的先秦肃慎时隔上千年，未必是一家子。上述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诸族在文化上的共性，是由于他们适应共同的自然环境而造成的，既不能在考古学上决定其文化性质，更不能证明其人群未发生改变。并且，考古学文化改变的背后都隐含着不同人群集团的流动与重组，即便是发生于同一系统的文化改变。所以，挹娄等族群的来源与形成都很复杂，文献中每一次族称的变化，其背后都隐含着人群的重组和文化的流变，每个族的主体成员及其构成亦不尽相同。例如，属于勿吉的凤林文化虽然直接源于挹娄的滚兔岭文化，但它的形成却是沃沮系统团结文化向北渗透、扩张的结果。其文化遗存兼含滚兔岭文化和团结文化风格，故其人群构成也应该是非单一的。因此，挹娄等族的传续发展绝非是线性的，而应是多元的。传统的“肃慎族系”史观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
[b][size=3][color=#ff33cc]宗教信仰崇拜[/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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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忌食狗肉之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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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满族人忌服狗皮，忌食狗肉，然而，要问起来他们的这个风俗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要忌食狗肉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论是满族人自己，还是民俗专家，至今仍然是见仁见智，找不到大家认可的答案。关于满族人忌食狗肉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但每种说法都不十分令人信服。
一是义犬救罕王说。此说源于满族的民间故事，便说法亦不相同，一说努尔哈赤脚上有红痣，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所忌，欲杀之。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小妾的帮助下骑青马带犬逃出，明兵随后追来，先射杀青马，努尔哈赤逃入河边芦苇中，因过度疲劳而睡去明兵找不到努尔哈赤，就放火烧荒，那狗见罕王不醒，就跳到河中浸透全身，再跑到他身边，把苇草淋湿，狗反复这样做，罕王得救，而狗累死。罕王发誓，再不食狗肉。闫崇年《努尔哈赤传》采用了这个说法。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满族民间故事选》第二集中《义犬的故事》却说：萨尔浒大捷后，罕王努尔哈赤大宴群臣将士，其叔龙敦早有篡权野心，乘机将罕王灌醉后送回大帐，龙敦见罕王大醉，而周围又无人，拔钢刀欲杀之，此时，罕王养的一条大黄狗，忽然窜到帐内，先咬醒罕王，再向龙敦扑去，咬伤龙敦后，被龙敦所杀，但罕王已醒，很快杀死了龙敦，平定了叛乱。于是老罕王厚葬了黄狗，并下令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应该说，这两个传说后面的历史真实性都是不可靠的。努尔哈赤不仅没有一个叫龙敦的叔叔，而且其被李成梁哺养过，只因脚长红痣，险些被害，多亏成梁小妾和义犬相救的故事亦属附会。再说努尔哈赤如果曾正式下令不许食狗肉，《满文老档》应该有记载。因此，一个晚出的故事能影响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风俗的说法，其真实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二是源于满族先人的风俗说。赵宏《略谈满族文化之饮食习俗》认为：“考诸史籍，实因满族先人在古代长期的渔猎生活中，狗对人们的经济生活起到过重要的帮手作用，后来人们不忍心杀食其肉，逐渐形成了忌食狗肉的习俗。”此说看似有道理，因为风俗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按着这一说法，满族的先人就已经不食狗肉了。我们知道满族的先人是女真人。如果女真人不食狗肉，此说就成立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的。南宋马护《茅斋自叙》一书中写到了“金初女真风俗”，书中说：“遇阿骨打与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齑韭、野蒜、长爪，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犬……虾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阿骨打是完颜部女真人，是大金国的创建者。在他们宴桌上有狗肉，在吃法是即可以燔烤，又可以烹煮，还可以生吃。这显然否定了满族的先人——女真族人已经有了不食狗肉风俗的说法。
三是图腾崇拜说。孙文良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中提到了此说：“狗是满族氏族制时期图腾崇拜之动物，故部人不得服其皮，食其肉。”我们知道，满族之称始于皇太极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年）此时，满洲八旗已经占有了辽东，其社会性质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已经不存在原始的氏族制度。如果说满族的忌食狗肉的风俗源于氏族时期的图腾崇拜的话，那不应该始于满族，而应该始于满族的祖先，按现在通行的说法，肃慎、勿吉、挹娄、女真分别是满族的祖先在不同时代的称呼。女真之后改称为满洲（满族）。前面已经证明女真人至少在阿骨打时期是食狗肉的。就是说，要么满族的早期先人没有狗图腾崇拜之说，要么就是虽有此说但到金太祖阿骨打时已经废止了。不管怎样，将满族忌食狗肉跟他们祖先的图腾崇拜联系起来的说法，还缺乏根据。
[b]满族人为什么忌讳打喜鹊和乌鸦[/b]
满族居民过去忌在西炕或北炕上死人，人死入棺后由窗户抬出，一般行土葬。满族有祭天、祭祖风俗，有孝敬长辈，重视礼节规矩的传统。
许多人对乌鸦没什么好印象，甚至有厌恶之感。但满族人例外，他们非但不哄打乌鸦，反而对其倍加珍爱。在满族聚居的地区，许多人家的院子里都立有一个高高的木杆子，这个杆子就是为了喂乌鸦、喜鹊而立的，在这个木杆子上面有一个斗，在斗里装有猪肉、猪下水以及米等食物，以此来喂乌鸦和喜鹊。
那么这些不受人喜欢的乌鸦，为什么能够得到满族人的敬重呢？
相传，满族始祖老罕王努尔哈赤在一次战斗中，他带着几个人与敌军遭遇。众多的敌兵眼看就把他们给包围了，万般无奈，老罕王努尔哈赤只好让所有的人都躺在地上装死，这时正好有一些乌鸦和喜鹊飞了过来，并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敌兵上来后一看，有许多乌鸦、喜鹊落在他们身上，就误认为这些人都死了。这样就骗过了敌兵，老罕王努尔哈赤他们死里逃生。
从这以后，满族人每到祭祀时，都忘不了乌鸦的恩情，总要拿一些猪肉、下水和米之类的食物来喂乌鸦和喜鹊，如果谁要是哄打乌鸦和喜鹊，那就要遭到众人的谴责。
[b]满族的神话传说与鸦鹊崇拜[/b]
满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其中对鸟的喜爱和崇拜是满族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满族的鸟崇拜中，对乌鸦和喜鹊的崇拜尤为突出。满族民间的神话传说中存在着丰富的鸦鹊形象。国内外有很多学者都对满族的鸦鹊崇拜进行过探究。本文力图从满族神话传说中的鸦鹊形象入手，结合鸦鹊的生物习性分析这些形象产生的根源，阐述满族的神话传说和鸦鹊崇拜的密切关系，并对满族鸦鹊崇拜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满族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和喜鹊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指引者的形象 这一类形象的鸦鹊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主人公找到要寻找的人或事物。在《多龙格格》中，多龙格格要找能够制服妖鹏的人，这时候一只雪白的喜鹊口吐人言为多龙格格指点了迷津。在《女镇定水》中，完达、女真夫妇历尽千难万险夺回被孽龙盗去的定水珠以消除水患。完达在战斗中死去，变成了一座山。他的两只眼珠化作两只喜鹊，带领女真娘儿仨找到了完达的宝斧并叼来碎珠片告诉女真宝珠已碎。在《快活林》中，哑巴姑娘珠申的好朋友——一只小喜鹊带领珠申的丈夫找到了离家出走的珠申，使两人再也不分离。
使者的形象 满族有一则《打画墨儿》的故事，说一次树林失火了，满族的猎神班达玛发派乌鸦去叫醒人们来救火，救完火，树木已烧去一半。为此班达玛发决定惩罚那些不去救火的人，又派乌鸦，叼着珠串，给救火的人作为标志，没有标志的人将遭到惩罚。 满族著名的三仙女神话中，佛库伦吞下了神鹊衔来的红果，生下了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布库里雍顺。神鹊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
保护神的形象 这一类形象中的鸦鹊能够保佑平安，让人们免受灾难。呼什哈哩氏的萨满祭祀中讲，乌鸦是看林子的格格，即林海女神，有了她猎人进山就能平安。所以，往昔猎人祭山林时先要给乌鸦扬酒撒肉。《乌布西奔妈妈》中说乌鸦从前是天神阿布凯恩都力的亲随，在争战中误食黑草死去，变成号啼的黑乌，在人马屯寨边飞旋，为人巡狩。有的萨满神谕中载：乌鸦的羽毛“像没有太阳时候的颜色”，即黑夜。乌鸦是黑色报警鸟，有了她就宵夜平安。在宁古塔流传着关于沙克沙恩都里的神话：天神看见人间对天灾病患，一点也不懂得预防，就派沙克沙下界预报一些吉凶祸福。他通过感孕投生在一个老猎户家中，是一个半人半鹊的形象，并在喜鹊窝里长大，终日和喜鹊为伴。他预报了洪水、瘟疫，使部落幸免于难。他识破了耶鲁里的迷魂阵，救出了族人，被满族奉为喜神。每逢添人进口、修建新房、久病得愈、出兵打仗平安回来，满族都要祭喜神。
拯救者的形象 这一类鸦鹊形象大致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以人为主人公的传说中，鸦鹊落在满族的皇帝或英雄人物的身上，从而使他们躲过敌人的耳目获救。鸦鹊也因此受到皇帝的宠爱，也受到满族人民的爱戴。这一类形象中的鸦鹊并没有被拟人化，其救助行动是直接的。这一形象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乌鸦搭救小罕（努尔哈赤）逃生的传说。小罕被明兵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一群乌鸦盖在他的身上。明兵远远看见一群乌鸦，就断定这地方没人，朝前追去了。乌鸦救了小罕的命。在《昭陵的由来》中，也是一群乌鸦将皇太极团团围住解救了处在极度危险中的皇太极。皇太极从此将乌鸦看作神物，不但不让人伤害，还专门在盛京的东北角圈地伺鸦。清文献《满洲实录》卷一则记载了一篇爱新觉罗氏家族崇鹊神话：布库里雍顺数世后，“其子孙暴虐，部署遂叛，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棲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棲之理，疑为枯木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
另一类是在神话中，鸦鹊具有人性，或神性，帮助人类或神灵达到间接拯救的目的。在《白云格格》中，群鹊求告天神的三女儿白云格格，投下青枝，拯救了洪水中的人类和生灵万物。
造福者的形象 在金源地区（今黑龙江省阿什河一带）的满族神话中，喜鹊、乌鸦是九天女的孩子，被洪水淹死后，化为鸦鹊，给女真人衔来了谷种，送来了谷神，女真人的农业生产日益发达，完颜部日益强大起来。
[b]满族的原始信仰[/b]
满族人信仰佛教和萨满教。满族人的家中供奉着佛各匣、祖宗板、祖宗架、木条等。在满族人家中院里，迎着大门立着一根六尺高神等，竿顶是风磨铜顶，包一块红布，竿的根部故有三块石头，俗称“神石”，传说，这些是为祭祀努尔哈赤的。满族人以鸦为“神”，把它供为“神鸟、圣鸦”。祭祀时要把杀下的猪锁骨挂在神竿上让乌鸦吃，以示祭祀乌鸦。
原始信仰：满族人原始信仰敬狗，不杀狗，不吃狗肉，到满族家中做客，不能把狗皮帽子放在西坑上，因为满族人多用西炕供奉祖先，有北炕为夫，西炕为贵之俗。
[b]满族的藏传佛教[/b]
佛教如何传入满族
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古族在清朝的地位仅次于满族。为了巩固满蒙之间政治上的联盟，满蒙上层历来有通婚的惯例。清朝许多皇帝都是由蒙古格格作皇后，比如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历史上著名的孝庄皇后，都是蒙古族科尔沁部族的格格。由于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所以喇嘛教很快传入满族。入关前大清就在盛京修有实胜寺，并常去祭拜；入关后在北京修有雍和宫，在承德避暑山庄有许多喇嘛寺。佛教神祗还被纳入萨满祭祀中，甚至有的满族人为孩子取名"观音保"、"菩萨保"，可见其佛教信仰在满族人中间有着深广的影响。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
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源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b]满族的鹰崇拜[/b]
今天，在松花江上游吉林乌拉一带的满族聚居地，仍流传着一句古谚——“鹰狗无价”。在某些满族姓氏的宗谱上，绘有振翅起飞的鹰图案，甚至在其先人的墓碑上，也刻有鹰的形象。在善于讲古的满族老人的口碑中，鹰是拯救其先祖女真人的神灵。在保留有野神祭的满族宗族中，鹰神为众动物神灵之首神，在其神帽上，也有鹰的金属模型，这一切都是往昔崇鹰习俗的遗风。
满族先民的崇鹰习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可以从某些考古文物中得到印证。1972年夏天，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小兴凯湖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其出土的文物中反映原始宗教的艺术品有三件：一为用兽骨雕成的鹰头；二为骨角雕成的游鱼；三为陶塑的人首像。骨雕鹰头，是一件七厘米长的圆雕，系用坚硬的石器在兽骨上精心雕磨而成。整个体势呈弯月形，鹰的眼、口部雕琢清晰，手法简洁古拙，构成一种寻觅和猎取食物的神态。经测定，这个造型生动的骨雕鹰首至少有5至6千年的历史。如从艺术角度观察，现代人仍被原始初民善于观察、捕捉动物形象的绝好技艺而折服、倾倒。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在人类的文化意识中，艺术——审美观念还未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脱离宗教意识的襁褓。在这个时代，初民群团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斗争，这个时期的“艺术”品在我们今人眼光中，主要反映的是蒙上宗教与神话色彩的生存意识。新开流文化遗址的所在地，正是满族先民肃慎人的故土。因此，我们将其中的骨雕鹰首作为满族先民崇鹰习俗的最早的例证，大致是不错的。
满族及其先民在其漫长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多种宗教的影响，如道教、佛教(或喇嘛教)，但是，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一萨满教。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满族姓氏，如尼玛察氏、石克特立氏、奚赫特里氏、库雅喇氏等，被称为“没扣香的姓氏”，他们还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原始形态的萨满教，其主要特征是保留了野神祭礼。野神即动物神，包括水鸟、乌鸦、虎、熊、蟒、野猪、刺猬等几十种灵禽神兽，而以鹰神作为首神。可见，满族历史悠久的崇鹰习俗，已使鹰升华为宗教崇拜的主神之一。六千年前的骨雕鹰首的文化生命一直延续到近世。
在目前我们仍能目睹的满族萨满教野神祭中，松花江上游的满族尼玛察哈拉的野神祭比较完整，有一定代表性。该姓先人世居珲春托克索，是东海女真人的后裔。他们的野神祭中，鹰神为众动物神灵的首神，满语称“达拉加浑”，“达拉代敏”，即“首鹰”、“首雕”之意，在整个祭礼中，祭鹰(雕)神是其核心和高潮。下面简介笔者所见的尼玛察氏鹰神祭礼：
萨满戴上熠熠闪光的神帽一一帽顶上是一只振翅起飞的神鸟(铁片模型)，代表着鹰神，到香烟缭绕的“七星斗”前，恭请鹰神降临。萨满向东方的故乡叩拜，然后击鼓吟唱：
七星斗立在高空，七星闪光请我(鹰神)临降，我是受天之托，带着阳光的神主，展开神翅蔽日月，(乘)神风呼啸而来，山谷村寨都在抖动，我旋了九个云圈，又长鸣了九声，神鬼皆惊遁，众神退后，神武的披金光的神鹰，我来了! (富育光译，下同)
在萨满教里，太阳是最重要的自然崇拜物，太阳的神火是人类和生灵的生命之源，而神鹰是“带阳光”、“披金光”的神灵，即司光与光明之神。
萨满吟唱完，便舞动神帽上长长的彩色飘带，转起了“弥罗”(快速旋转)，神裙飘飞，神帽闪光，象征着神鹰在云海中翱翔，来到了尼玛察哈拉的神堂。
萨满转起了一个又一个“弥罗”，展现其追星月乘神风的雄姿，栽里(萨满助手)代表族人吟颂道：
你能在陡峭壁上飞旋，神风荡野，你神明的火眼能在密林中，看穿千里，防备着歹徒的陷坑，你向着我们部落的房子，展翅飞来，你是阖族永世的神主，所向无敌。
族人的情绪随着萨满热烈欢快的神鹰舞蹈高涨起来，因为所向无敌的神鹰是他们阖族“永世的神主”，有了它的庇佑，氏族定能驱厄平安，兴旺壮大。很明显，神鹰在这里是氏族强大的守护神，它的神功伟力和族人息息相关。
请完鹰神，萨满来到神堂外面的屋檐下，敬迎另一位重要神灵“爱新代敏”一一金鹰神，其礼仪、神谕和鹰神大致相仿。尼玛察野神祭中还有另一位鹰雕类的神灵——首雕神，其礼仪和神谕也和鹰神大致相似，在该姓整个野神祭中，所敬奉的动物神有十来位，鹰雕类的神灵就占三位，可见其在祭礼中的重要地位。
世居长白山地区的满族石克特立氏，在其阖族祭礼中，也有隆重的鹰神祭礼。是时，萨满在屋外开斗桌前恭请鹰神后，带上顶端有神鸟(模型)的神帽，一手持鼓，一手拽神帽上的飘带，上下起落，旋转起舞，以示鹰神凌空飞翔的英姿，在该姓的祭礼中，升斗桌的两厢插入八面神旗，上面绘有鹰、蟒、蛇、雕、狼、虫、虎、豺八种动物神灵。在萨满请其英雄神巴图鲁瞒尼时众栽里就手持八面神旗再现其英雄祖先出征、争战的壮烈场面。显然，鹰神和雕神在这象征着勇猛和敏捷，神旗可能是其远古时代的族旗或图腾旗的演化。
在往昔满族的星祭中，鹰神也是主祭星神之一，满语称为“嘎思哈”或“达拉代敏”，其形象是一只展翅的巨鹰，由双子、御夫、猎户、金牛、小犬、天狼、参宿、觜宿、毕宿、昂宿等千余颗星辰组成。猎户与金牛星座成为它的两只金爪，波江星座象条绳拴其左腿，每当初秋至冬季，夜晚丑时、寅时，便可见它高踞西天的雄姿。星祭是决断本氏族停止或休咎祸福的重要的宗教仪式，其中鹰神也充当了重要角色，实际上，它也是先民用以判定节令、方向、时间、寒暖、温度、风力以及相关的动植物的生态动息。
有趣的是，在吉林乌拉一带的汉军八旗的旗香中，也供奉鹰神，祭祀鹰神时，萨满摹拟鹰的动作，飞翔腾跃、呼唤，以表现鹰的神威，和满族八旗的鹰神祭礼十分相似。
从以上简介中可以看到：鹰神在满族各种萨满祭礼中曾普遍受到敬崇，甚至在满族已经没有野神祭而只有家祭的一些姓氏的萨满神本中，仍有鹰神的神谕，说明鹰神无疑是古老萨满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神祗。世代相继的萨满祭礼，强化并传承着满族的崇鹰习俗。
在某些满族创世神话中，鹰曾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在一则萨满神话中讲道：
天刚初开的时候，大地象一包冰块，阿布卡赫赫让一只母鹰从太阳里飞过，抖了抖羽毛，把光和火装进羽毛里头，然后飞到世上。从此，大地冰雪才有融化的时候，人和生灵才有吃饭、安歇和生儿育女的时候，可是母鹰飞得太累，打盹睡了，羽毛里的火掉出来，将森林、石头烧红了，彻夜不熄，神鹰忙用巨膀搬土盖火，烈火烧毁翅膀，神鹰死于海里，鹰魂化成了女萨满。
在这个悲壮动人的神话故事里，鹰带来了光热，融化了冰雪，从而使大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和生灵可以生存的世界。最后，她为扑灭烈火捐躯，成了善良无私的的人类守护神，她的灵魂化为女萨满，是对萨满起源的一种神圣解说。这里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萨满教萌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萨满为女性；二是萨满的起源和鹰紧密相连，鹰魂是萨满之魂，鹰崇拜成为萨满教萌生时期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初民对萨满教的母切情感。确实，在洪荒初开的氏族部落时代，原始宗教不是人类的异己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初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主要的文化形态。
在东海女真后裔库伦七姓的萨满神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
洪水时代，地上是水，天上也是水，水浪一个推一个，如飞闪的铜镜，一切生灵都难以存活，这时，从远方来了一只小海豹，救起了一男一女，把他俩驮在自己的背上，带到了被猛犸、水鸭神推划出来的山包上，这一对男女生了一个女儿，被阿布卡赫赫(满语，天母、天神)派来的代敏格格(鹰神)叼走了。代敏格格将其养大，她成了世上第一个萨满和人类的始母神。这里的鹰神是人类始母神(同时也是萨满女神)的恩主养母，鹰对人类的关系是何等重要亲密。
在萨满史诗《尼山萨满》(有的异本称《音姜萨满》)中，女萨满尼山凭借鹰神和其他动物神灵的力量，闯进了地府与依可猛罕(阎王)周旋，将少年瑟日古黛、费扬古的魂灵带到人间，使其起死回生。尼山萨满屈死后，鹰神用巨翅遮住了日月，在这里鹰神是萨满的守护神，也是萨满的力量与智慧的化身。
在这些神话中，我们看到弥漫着萨满神灵世界中的英雄崇拜观念，实际上前几则神话也表现了这种为人类(部落、氏族)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这是古老的鹰神为何延续到近代，仍普遍受族人崇仰的原因之一。同时，崇鹰习俗也铸造了满族的民族性格，满族崇武尚勇成为其民族掘起的的内在推动力。
从当代满族的放鹰习俗来看，鹰是猎人可靠的狩猎工具，所以受到猎人的珍爱。这可以说是萨满教中鹰崇拜的古俗基础，也是民间崇鹰习俗的生活基础。崇鹰习俗的成因，主要是鹰在满族渔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可能有某些奇特有趣的自然现象促进了这种习俗的形成。猎手也有鹰一样的目光，他们对鹰的观察很细微，听他们说，一般的飞禽都是见鹰就害怕惊逃，甚至于恐惧得痴呆酥骨。有趣的是，唯有善良美丽的喜鹊不怕鹰，而且，往往会有一群喜鹊追着鹰围飞，如果在鹰尾上挂一根颜色鲜艳的羽翎，那么很快就会围聚一大群喜鹊，上下飞舞，真可谓“百鹊朝鹰”。也许这种自然奇景引起了满族先人的神思遐想，成为其鹰崇拜、鹊崇拜的缘由之一。
鹰在狩猎中，不仅能捕捉天鹅、野鸡，还能搏斗狐狸、狍子，往往以少击多，以小胜大，从某种意义上说，鹰是满族刚强果敢的民族性格的象征。
生活中的鹰能凌空展翅，日行千里，而满族的先人们的思维比现实中的鹰飞翔得更加高远。因为在它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折射出人类早期人本主义的晨光，所以鹰就升华为神鹰。鹰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升华与高扬，这种精神是满族能迅速掘起，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内在的文化原因之一。
[color=#ff33cc][b][size=3]民族风情[/size][/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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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佛托妈妈”性别考辨[/b]
满族大祭中于第三日之夕举行“避灯祭”佛托妈妈。佛托妈妈，又称“佛头妈妈”、“佛朵妈妈”、“完立妈妈”、“万历妈妈”、“歪里妈妈”或“喜兰妈妈”、“喜勒妈妈”，是清代满族朝野上下普遍祭祀的女神。满族常祭（日祭）、大祭与释迦牟尼（俗呼佛祖或宗祖佛）、观世音菩萨（亦称观音菩萨）关圣帝君“三神”同列祖宗板一隅（即右侧），供在西山墙上，主伺保佑人口平安及“以保婴而祀”①，独享专祭，被奉为赐福降子之尊神，全称为“佛立佛多鄂漠锡妈妈”，它是一个用黄布制成的口袋，因其口袋嘴用布条抽紧而现上尖下圆，口袋里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索绳上结系着许多五彩布缕或帛条，用竹筷子劈小半儿制成的弓箭、猪嘎拉哈，俗称布条为“索络条子”，称这种五彩丝索绳为“索绳”、 “子孙绳”或“长命绳”，称这个口袋为“妈妈口袋”。
佛托妈妈之祭，叫做“换锁”，通常是大祭的第三天夜晚举行。据载，“换锁者，换童男女脖子所戴之旧锁也。其锁以线为之”②。祭祀佛托妈妈要隆重举行备锁树柳、求福换锁、夕祭享祚等主要仪式程序。
那么，满族朝野这样隆重祭祀的佛托妈妈究竟是何神？祭祀始于何时？按满族传说多以为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传说与史学考证云：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以及起兵前的三年曾在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麾下为亲兵③。努尔哈赤与李总兵的爱姜喜兰私情被觉，李总兵欲杀害他，喜兰传消息并帮他逃回建州。李总兵将喜兰剥光衣服活活杖死，努尔哈赤为报喜兰救命之恩而奉其为“万佛之首的佛头妈妈”④而为其祭祀。因其死时身体一丝不挂，故避灯而祭。另据云：“明万历之太后，关东旧称万历妈妈。盖其时明兵正盛，我祖议和，朝臣执不肯行，独太后坚意许可，为感而祀之。”③诸如此类传说，清史专家莫东寅先生予以否定⑥。假如满族“避灯祭”是为祭喜兰或万历妈妈，其性别是女性无可争议。有的学者曾就佛托妈妈性别问题提出过质疑，如李文刚先生。笔者认为，这一民俗课题，考其真赝实讹，利于研究满族习俗、祭祀以及萨满教的形成，本文不揣冒昧，提出考辨，以求抛砖引玉。谬误疏漏处，敬祈赐教。
莫东寅认为“柳树枝求福（亦称换索）之仪接近于赫哲人萨满求子的捉雀仪式”，“佛托”即相当于赫哲族的“送子娘娘”⑦。锡伯族的女性祖先是“子孙妈妈”，已与“佛托妈妈”无异⑧。兴京（今新宾）“瓦力额摩，世俗多谓歪里妈妈音转化矣，乃家宅之女神”。据载，新宾满族祭祀“民户岁时报本，率皆悬宗谱中堂，前设几案，罗列祭品……”， “又有供朱果神女及万历妈妈者，亦均附祀”⑨。这里明确说佛托妈妈是女性。佛托妈妈为女性，本文谨就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辨：
首先，我们先弄清“佛托妈妈”之“妈妈”一词的含义。满语，清代称之为“国语”。至清中期以后，经过清代历史上第三次的汉满文化大融合，清代的“国语”满语和骑射逐渐消亡，但个别词汇、语句、称谓等仍保留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如称爸爸为“玛玛”、称妈妈为“讷讷′，称哥哥为“阿烘”，称姐姐为“格格”等。那么， “歪里” “完立”是什么意思呢？它们能音转为“万历”吗？回答是否定的。“完立”是满语，其意为木偶，“完立妈妈”是指满族人供奉的女神的神像木偶，如同汉族人的泥菩萨一样。这样说来，“完立”就不是“万立”、 “万历”、 ∵歪里妈妈”也就不是“万历的妈妈”了。那么“玛玛”与“妈妈”同不同呢？是不是写法不同呢？在满语中称母亲为“额娘”、 “讷讷”，还有称“阿家”、“奶奶”者，可就不像汉族那样称“妈妈”。 “玛玛”（妈妈）就是“玛玛” （妈妈），而不是妈妈，从“妈妈”一词中可否断定其性别呢？还是不能。如果从满语分析，满语称“爷爷”为玛法，称爸爸为“玛玛”、 “阿玛”。但这能说明，“佛托妈妈”是男性吗？也不能。我们知道，满族神话中大约有300多位慈祥育世、佑庇八方的女神①。这些女神的名字，满族人世代传说皆称她们为妈妈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康熙初年从乌苏里江被招抚来宁古塔八旗的郭合乐部族人所供的断事神他拉伊罕妈妈，是女性；宁安（俄多里）吴姓氏族祭祀的鹿神为抓罗妈妈，译成汉语是鹿奶奶，又称作抓罗格格女神。但这里的“妈妈”∵词不是汉语中的“妈妈”（母亲）。另如乌布西奔妈妈、神鹰妈妈，满族神话故事《天宫大战》中永远不死、不可战胜的善神阿布卡赫赫就是一位穹宇母神，是女性神。阿布卡赫赫裂生的卧勒多赫赫（希里女神）也是女神。再如秋千女神车库妈妈，女神塔其妈妈、美丽的尼亚其妈妈等等妈妈神都是女性。富育光说：“满族神祗中现有人格化的自然物神祗，又有半人半兽半禽神祗，而且人神中多数为女神，如果大小神职一一排列，能有300余位女神，可以说是威严的女神圣殿和神谱。”神话中的众多女神，北方习俗称为“妈妈神”①。这里明确说，满族神话中的300余位女神，按北方习俗均称之为“妈妈神”。而佛托妈妈是不是女性神祗呢？按上述说法，是可以肯定的，是女性神。满族神话中的东海女神奥姆妈妈，恰哈拉部族始神女祖老妈妈等均为女性神祗。《沙克沙恩都哩》故事传说，刚有人类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捕猎觅食，对一些天灾病患，一点也不懂得预防。为此，天神打算派沙克沙下界，预报一些吉凶祸福。正在这时，下方管平安育子女的神“佛托妈妈”上天启奏9让沙克沙降生在纳音河地方的“一个没儿没女的老人”家⑧。这里也是说佛托妈妈是保婴女神。上边说的众多女神皆为“妈妈神”。这里有个问题，即在现实满族口语中称母亲为“讷讷”、 “额娘”，而不称妈妈，称母亲为“妈妈”的是汉族。在满族人民思想、生活中，是否可能是因公认已知佛托妈妈是女性，因而就无须言其性别了呢？那么，为什么满族女神都以男性“妈妈”来称女性神呢？按理说，满族女神在满族中应以满语来称谓，为什么以男性称谓来称女神呢？我们按满语来分析，原来满语“妈妈”汉语是神之意，而且是女神， “佛托”，汉语意是柳树、柳枝之意，满语“佛托妈妈”，汉语意是柳树女神。如新宾满族自治县红升乡的妈妈伙洛，汉语意是女神沟。这样佛托妈妈为女性是极明确的了。
其次，“换锁”之祭究竟祭的何神？《兴京县志》在祭祀条申说，“树柳枝祭”是为“佛多”（佛朵、佛托）而设，并认为“祭柳枝”、“插佛多”和“避灯祭”均为同条一神，县志中仅寥寥数语，并没说明祭“佛托”之缘起。但在清代《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独为“佛立”一神而祝，其序称此仪乃“为婴儿求福”。n阝么，“佛托”其职究竟是不是专为“求子”或“为保婴而祀”呢？因各文献均未作缘起说明，我们只能作如下分析。
满族民间的“换锁”之仪俗称祭佛托妈妈，并有“前不栽杨，后不栽柳”之谚，因柳枝要受祭拜，就不能栽在院后，祭佛托妈妈时必少不了的是“柳枝”。其仪是，祭祀时将索绳口袋（满族民间亦称之为“妈妈口袋”）打开，请出索线（亦称子孙绳），一头拴在神板挂索绳口袋的斜余子上，另一头扯到屋外祭祀用的柳枝上。子孙与柳枝联系在一起是什么用意呢？我们知道，满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的200年时间里，尤其进入辽沈地区，最后人主中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马上战争的历史长河中，满族人民世世代代处于战争状态，男丁多死于战争。而满族人民为了维系民族生存，只有重视生育繁衍，才能延续民族血统，保持民族兴旺，兵强马壮，以便开基立业。满族早期处于游猎生产生活时，居无定所，又常年与山牲野兽打交道，幼儿的生命无保障。因此，满族人民对生育和保婴是极为重视的。这样，在创造保护神过程中，自然就创造产生了佛托妈妈保婴女神。
满族的图腾崇拜中有柳树崇拜。柳树生命力强，不择生长条件、环境，只要水分充足，即可插枝成活。满族人民希望能像柳树一样，生育繁殖众多的子孙。这样，满族又将对柳树的图腾崇拜和子孙繁衍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祭祀保婴女神佛托妈妈时，要保护像柳叶一样多的儿孙。这恐怕就是祭佛托妈妈的缘起吧！
满族人在清明上坟时，不同于汉族，汉族是在坟头压半张烧纸，在坟门口烧纸钱。而满族则是在坟头插“佛托”。佛托就是在一根1。5米左右长的木杆，串上苞米骨（即玉米棒子的核），在苞米骨上扎一团五彩色纸，纸团下飘逸着一圈五彩纸条，长约0。3米左右。据说苞米骨代表裸体女性，而扎缠的一团子五彩纸条代表子孙，一团纸团包住苞米骨，五彩纸条飘垂其下，说明或者说是满族人企望子子孙孙，世代繁衍，相传不息。这里我们不妨来个大胆推理，当子孙绳，即索绳，从妈妈口袋中“请出”时，是一团子布条，红色布条代表男性，蓝色布条代表女性，其形正似坟头上插的佛托头，将这一团子孙绳擎起时，恰好子孙绳外的彩色布条飘逸下来，这样，手臂似佛托支杆，一团子孙绳似佛托之头，一团子孙绳飘下的各色布条（每个布条代表一个子孙）恰好似佛托头当啷下来的五彩纸条，而从妈妈口袋中“请出”子孙绳的是主持祭祀的父、母亲，上坟插佛托，正好是寄希望于父祖辈，保佑后代昌盛，子子孙孙，绳绳继继。因此，我们说佛托妈妈是女性，不是男性。
再次，以满族坟头插佛托和妈妈口袋中的子孙绳为依据，我们再来看看满族有的姓氏的绫条祖先谱。在新宾满族自治县城郊乡蓝旗村的石氏，满族，正蓝旗人，他们的祖先谱即为绫子条式的，称之为“发荣条子”，其他居地的石氏满族亦皆如此。下营子镇、上夹河镇、北四平乡的倪姓满族，他们的祖先谱亦为“发荣条子”。另据载：岫岩满族供奉的祖先板（亦称祖宗板、神板）上，既无文字，又无绘像，仅以各色绫条代修之，置净板上，板贴黄挂彩④。这就是说，由于早期满族还没有接受到汉文化中的祖先谱，满族立祖先谱写在牛皮纸、牛皮、白布或黄绫子上。绫子条式的祖先谱其式为∶用一块蓝布约1。5尺长，宽约1．5尺，自有至左由上钉布条，布条宽约2指，长约卫柞，布条上写祖先的名字。石氏的名字排法是，长居有，少居左。而倪氏的排法是长亦居有，但其写有子孙名字的布条却在其长的布条之后，钉在一起成为一摞，一摞即为一支人。这恐怕也是从子孙绳、佛托衍生而来的吧！
其四，满族接受汉文化的厕姑神崇祀后，逐渐演变为“笊篱姑姑”（亦称笊篱姑娘）神。但在宁安，据满族老人讲，以前曾供过“笊篱妈妈”，其神在大梁之上，笊篱姑姑毫无疑问是女性神，称“笊篱妈妈”，难道这“妈妈”是“爸爸”——父亲之意吗？据有关文献载，黑龙江、吉林各地的满族先人无供奉佛托妈妈之举，也不祭佛祖、关羽和观音菩萨“三神”，佛托妈妈的产生是满族先人南迁后的事。尽管如此，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佛托”与“感恩所设”有关，但完全可以说是南迁后的满族确是希望民族振兴，人丁兴旺，由此，而结合崇柳，产生佛托女神，不是很自然的吗？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有的满族人家在祖先板的斜余子上横放一只祖先使用过的“箭”，也受其子孙的祭拜，寓以箭射柳之俗来否认佛托妈妈为女性神，但这仅是有的满族，并不普遍。有的还供祖先使用过的战刀，恐怕这与生育无关了吧？
满族的先人自肃慎时始，就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由于捕鱼、狞猎和争战，男子的生命安全没有基本保证，所以，对女性尤其尊重，故而，满族神话中女神尤其众多。而女性又是繁衍后代之母体，早期满族人尊重女性，创造的生育神自然也是女性。因此，满族的始祖神是长白山的裸浴的仙女。至于“换锁”祭时，不让子女近前，传说佛托妈妈赤身裸体，而满族清明坟上插的“佛托”（又称之为“佛绦”）的苞米骨就象征裸体的佛托妈妈。
满族的始祖神是长白山天池中沐浴的三仙女佛库伦，沐浴时误吞朱果而受孕。这似可从“祭堂子”中看出端的。清廷皇室和满族民间“祭堂子”均充满诡秘的气氛，从不准外人擅入。我们虽不能将清官皇室的“祭堂子”同民间的“避灯祭”混为一谈，但是谁能肯定断言这其中没有联系呢？笔者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蔡家村孤山子电访问时，正红旗满洲人关中汉说，三十多年前，关氏家族除在西墙供神板外，在二门后供木马（木马为薄板制成马状），今已断裂，但仍保存，在房门后供佛托妈妈（也是薄板制作成未穿衣服的长发女人状，因破碎后未保存，未能看到其形）。因此，我们认为，满族的始祖女神下一沐浴时的三仙女，即是后来宫廷中“堂子”条中的佛母，也就是民间祭的裸体的佛托妈妈女神。“献件避灯迎神，相传谓祀本祖宗也”。其编纂者确信“佛托妈妈”为“家宅之女神”， “树柳枝祭”与“避灯祭”均为祭“佛多”，这“本祖宗”即是“家宅之女神”，这祖宗（即始祖神）能不能和汉民族的始祖神女娲相类似呢？
总之，满族朝野祭祀的佛托妈妈是保婴女神，是满族南迁后由祭柳、崇柳丽形成的隆重的祀典，不仅是满族重要的传统习俗，也是清代朝野重要的祀典之一。
[b]由“笊篱姑姑舞”看满族的占卜习俗[/b]
满族的“笊篱姑姑舞”分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表演者一人扮乡村少女，一手持帕，一手持“笊篱姑姑”偶，掩面出场，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表现了少女的活泼、热情、勤劳和坚贞，数名少年欢跃围绕，舞之蹈之，挑之逗之，情趣横生，鲜活生动。 “笊篱姑姑”是由薄木板制作成人头像，下有手持把柄，头上糊白纸，描绘成俏女面孔，此即“笊篱姑姑”。
“笊篱姑姑”的故事源自满族民间的传说。据传，乡间有一美丽少女，勤劳而善良，聪明而纯贞，倍受村民喜爱。在随父打“年纸”（购置过年物品）的集市上，被邻村恶霸财主见了，遂欲强占为姜，少女严词拒绝。但财主贼心不死，即于元宵节时逼亲而至，少女正持笊篱捞物，矢志不从，撞死家中。村民痛伤不已，为怀念少女，每于正月十五日前祭之。另外，旧时及五十年代农村的秧歌队中亦有一人扮老妇，手持一“笊篱姑姑”，又扭又浪，逗得观众哈哈欢笑。秧歌队中的“傻柱子”贝刂于腰间挂一破笊篱头子（柳条编的），并不糊纸画像，丢当在腰际。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省舞蹈协会理事、抚顺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满族舞蹈家栾榕年与新宾文化馆馆员、满族音乐家宋瑛二人经过长期挖掘、整理，创作成了“笊篱姑姑舞”。十余年来，这一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舞蹈，不仅在省市获得最高奖，并且推而广之，为东北各满族聚居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和首肯，成为满族人民文化生活乃至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鲜内容。
满族的“笊篱姑姑”舞源于满族的民间传说和旧时的满族秧歌。传说也好，秧歌也好，反映的都是“笊篱姑姑”。那么，“笊篱姑姑”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与民间的“请仙姑”习俗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顺着这条藤摸下去，探探它的根源吧。
在东北的元宵节习俗中，－有借元夕之日充实自己的民俗活动，如妇女们不仅做面灯卜旱涝，而且还“迎紫姑”、“问姑神”。笔者五六岁时，正月十三四，二位叔伯姐姐，那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她们将年三十晚上煮饺子的柳条编的大笊篱头上糊上白纸，画上眼、眉、口、鼻、耳，涂上红脸蛋、红嘴唇，头上粘一只小花，这就是“笊篱姑姑”了，令我双手擎着，带我去房东头（厕所所在）转一圈，并在烟筒下站一站，不知她们口中哈叨些什么，然后回到屋里。南炕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炕桌。我们上南炕后，让我擎着“笊篱姑姑”,绕炕桌左爬三圈，右爬三圈。而后，让我坐在炕桌南头，面朝北举着“笊篱姑姑”。“笊篱姑姑”亦面朝北，姐姐们开始数道说；“戴上花，披上彩，笊篱姑姑下山来。”“姑姑灵，姑姑灵，俺姐妹卜问什么你可要答应。”于是，开始问卜， “笊篱姑姑”向前点头，即为答应，向后仰，即没答应。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青年妇女中这种“请仙姑”问卜活动是较为普遍的。
东北农村还有一种“冲状”和“律律”习俗，这种习俗至今仍在农村老年妇女中流行。有的小孩子被惊吓了，妈妈往往舀一点水洒在孩子被惊吓的地方，让孩子站在旁边，妈妈一手扶着孩子，下手沾一下洒了水的泥土，摸一下孩子身上，口中念念有词： “不吓，不吓，跟妈在家。”沾下下，摸摸孩子的头说：“摸摸毛，没吓着。”沾一下，摸孩子心口，说“摸摸心儿，魂儿上身儿。”沾一下，摸着孩子的腿，说： “摸摸腿儿，吓不一会儿。”这样重复几遍，待孩子精神好了，安稳了，才算完事。有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打不起精神，妈妈们往往让孩子躺在炕上，端来一碗清水，放在炕沿边上，拿三只竹筷子，方头朝下，捏在一起成三角形在水碗中竖立，边立边叨念说：“冲着谁了，快站住。让孩子旺旺兴兴的，我给你烧纸。”这种类似“扶乩”的习俗被称之为“冲状”。还有在水碗上平放一块镜子！镜面朝上，取一只红皮鸡蛋，大头朝下，在镜面上立鸡蛋，边立边说：“冲着谁了；快让孩子平平安安的，我给你烧纸。”这种“扶乩”叫做“律”，或称之为“律一律”。
“冲状”也好，“律一律”也好，心里想着冲着谁了，叨念几遍，筷子和鸡蛋立的时间长了，平稳了，也就自然站住了，也就是冲着谁了。
上述种种至今仍在农村老年妇女中传承着的民间习俗，无疑是汉族“迎紫姑”占卜习俗的演变而成的简单而普遍的占卜、咒祝习俗。“迎紫姑”的传说早在我国汉唐以来就已经开始并流传开了,据传说，紫姑又叫“坑三姑娘”，唐朝人，姓何名媚，字丽卿，生于山东莱阳。武则天时，山西寿阳刺史李景见何媚天生丽质，遂起歹心，害死了她的丈夫，霸占了何媚。李景的大老婆为人阴险狠毒，见何媚似天仙丽人，又恨又妒，于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趁何媚解手时将她害死在厕｜所中。何媚死后，冤魂不散，趁李景去厕所时悲悲啼哭，厕所内且有刀兵喝骂之声。这些情景被武则天听到后，对何媚的遭遇甚为同情，就封何媚为“厕神”。因此，在关内祭紫姑活动极为普遍。
紫姑何媚成了“厕神”，受到人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崇拜。于是妇女们剩用纸偶或木偶做成“紫姑神”，在元宵节之夜于厕中祭之。其法大致在元宵节前，妇女们做纸人或木偶，或用衣衫披在条帚上当紫姑，再来到厕中祭祀。察时念念有词：“子胥不在，曹妇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婚也；曹，大妇也）。就是说：“两个狗男女都不在家，紫姑你可以放心地出来了。”如果这时偶像动了，就是“紫姑神”来了，可以占卜吉凶、预知祸福，可以向她提问。问题多是可以用数字回答，问后她可以无风自动地点头在给定的数后选择点头的次数或方向，以回答所问事情的可否。这种形式，与汉唐以来兴盛道教方术有直接的渊源。旧社会时，婴儿降生，先要落在净桶内！就是天子圣贤亦不可免，因此，厕神也是很风光荣耀的。
紫姑虽为厕神，但由于受人崇春，并非为排污或生育之事！而是为民间休咎祸福、占卜吉凶。旧时，常有卖紫姑和神码的，在祭祀紫姑时烧化。
紫姑作为民间宗教之神也传到关东。《三教搜神大全》说：“紫姑神死于正月十五，故显灵于正月也。”旧时，每年定在正月十五日晚，妇女们在厕所边或猪栏边摆酒食、果品，迎接紫姑下凡。迎神时用两个青年女子，各以一指抬米箩至厕边。米箩中间插一竹筷，焚香请仙姑上轿回屋内，屋内桌上铺一层沙或糖，两青年女子各用一指抬米箩。据说，竹筷子能自动在沙或糖上写字，是紫姑降临，能预卜各事凶吉。
迎紫姑习俗传到东北后，即迅速在东北各地普及开来。据1926年铅印本《双城县志·岁时民俗》载： “正月十五日，……晚间妇女请姑姑神，卜问本年一切休咎。法，以木勺为首，横缚一木为两臂，下缚有叉之木为两足，句上包纸，绘眉、目、口鼻，顶插花，身著衣，携之厩中，念数语，入室，以秤称之，较重于前，则神至矣，扶置炕桌旁，向间诸事，以前后磕头为休耸所由判。此即古之赛紫姑耳。”1929年铅印本《珠河县志》、1929年铅印本的《锦西县志》、1931年铅印本的《东丰县志》、1930年铅印本的《台安县志》、1931年铅印本的《义县志》、1933年铅印本的《铁岭县志》以及1937年铅印本的《海城县志》等等，均对迎紫姑习俗有详略不同的记述。．
迎厕神紫姑，这本源于关内汉族的习俗，传入关外的东北满族聚居地区之后，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了汉满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满族聚集地区的新宾、本溪、桓仁、清原、岫岩弋凤城等地，在元宵节，除按旧俗观灯外，县街及大部分村电还办秧歌、跳民族舞。旧时有拜灯官及打（唱）太平鼓等，几至多半夜，甚而通宵达旦。与迎紫姑相似的是以民族歌舞的形式祝愿农业取得好收成，这就是满族的“笊篱姑姑舞”。传统的“笊篱姑姑舞”既与汉族“请紫姑”相似，又有满族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其俗多在正月十四至十六晚进行。新宾及其兄弟满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上，均编排了满族秧歌、舞，但尤其不可少的是“笊篱姑姑舞”。在旧社会，是时用新柳条编成新笊篱，外糊以白纸，并画上一个俊姑娘的头像，挂在1。7米左右的木杆上；有的还给姑娘偶穿着红衣，两手各置拿手帕等，将“笊篱姑姑”打扮好，先供在房西头。届时，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头扎红布，把“笊篱姑姑”举到院子里，人们开始围绕着“笊篱姑姑”形占舞唱歌。唱词中有“笊篱姑姑下山来，十五、十六看灯来，梳的什么头，梳的四散头，头上抹着桂花油。”有的地方则流行“笊篱姑姑本姓白,戴朵花，背着柴，扭扭哒哒下山来，你也拍，我也拍，拍着手儿跳起来”的歌词。满族群众相传，此时原是纪念古时被虐待而死的姑娘，因此，“笊篱姑姑”有的地区亦称“笊篱姑娘”。然而，人们在此俗中真正的动机，却是利用这个仪式向“笊篱姑姑”问卜。据说，只要问的人心诚，就可以得到回答，如是肯定，回答则向前磕一个头；反之，则向后磕一个头，所以，引“笊篱姑姑”一定要选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有的地方也选小男孩），认为这样就可以有神灵感应。满族的“笊篱姑姑舞”及问卜活动，自暮到午夜止。类似的问卜活动，在东北各地农村表现出各自的差异。各地依据一方之人的理解而使此俗出现种种变幻，在时间上亦各不统一。如锦西县是在正月十一日，谓之“请紫姑日”；义县正月十三日谓“请天仙”或“包仙人骨”；海城县正月十三日谓之“请天仙”或“请紫姑”；铁岭正月十四日为“请紫姑神”；台安县在正月＋五日“迎姑娘”；东丰县这天称之为“迎紫姑”；双城县这日为“请姑姑神”；新宾则谓之“请笊篱姑姑”。在这些地方圹所谓的姑姑有的不是用笊篱，也不用木勺，只用三根筷子或一个鸡蛋问卜，而且时间也不仅仅是在正月元宵节前后，而是平时有事，即可随时请卜，其祝咒，亦即“姑姑灵，姑姑灵，筷子姑姑有灵应”。之后，即可间休咎祸福。这种形式在文化心理上差异并不大，都可看作是古代扶乩的变化，是满汉文化融合的反应。而满族的“笊篱姑姑舞”，不正是汉满习俗的融合吗！
[b]满族的析产与承嗣[/b]
满族大家庭的财产包括土地、山林、房屋、店铺、牲畜、生产资料、粮食、衣物、钱财和生产生活主要用具等。这些财产为家族共有。这些财产的使用，由族长掌握。族长掌握全族的生产生活计划安排，掌握全部实物和现金收支，其他家族成员无权支配。但是，在大家庭中的夫妻及其子女，可以在分得家族的收入外“攒小份子”，这“小份子”指是自谋收入，不交家族，自己储存支配。
大家族由于不团结，不便于生活，或是因为外任驻防而迁居等原因，需要分家析产，另立门户，则由族长主持，请族人及亲友参与，“凡系祖产，按支均分，书立分卷”而“公评公道议分”，同时要立“分家单”为凭据。
兄弟分家后，父母一般由长子供养。满族有敬祖立谱习俗，分家后，其宗谱由长子保管并负责续修，祭祖和其他祭祀也由长子主持。
在满族家庭中，兄弟间如有无子嗣的，可于近支中选一个过继为嗣，但各房长子不能出继为嗣。如近支无人，则可从堂兄弟之子中择立。亦因独丁不能出继，则以一支承祧两房，俗谓“一子(支)两不绝”。
过继，在选定承嗣人后，订白期，请族长、族人及亲友参加，说明原委，举办承嗣手续和仪式，立下证书，“由继子本生父母及族长等，依次画押，然后祭告祖先”。之后，设宴族人和来宾。
[b]满族吉祥物额其和[/b]
历史上，满族曾经是狩猎民族，因此出门远行都要随身携带类似护身符的吉祥物——额其和。额其和是一种木雕神偶，一面雕有男女二人，正面站立，造型粗犷稚拙，具有装饰性，流传于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满族民间。
[b]满族丧葬习俗[/b]
满族丧葬习俗 满族丧葬中，有所谓“烧饭”之礼俗。辽金时女真人就有将“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的烧饭之俗。沈阳满族沿袭此俗，富贵人家还有将生前所御狗、马焚烧的。以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统治者一再告诫要节省食物器用，除烧饭外，也不再焚烧狗马，只将生前所用狗、马率至坟前火堆旁，用鞭棍催打狗马从火堆上奔跳过去就可以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丧葬，仍有殉葬之恶俗。此俗亦系沿袭自辽金女真奴隶主贵族“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的故俗。努尔哈赤死，有大妃乌喇纳喇氏、庶妃代音察、阿迹根三人从殉，虽然其中不无政治斗争的需要，却反映着殉葬的陋俗；皇太极死，亦有二个亲信侍卫从死。此恶俗，在满族入关后逐渐消失，沈阳满族以后也不再保留此俗。
入葬后，丧家门外不设殃榜（一般汉族在门外设殃榜。所谓殃榜，是由阴阳算命先生开列的含殓日、生辰日、回煞日、避忌日），三日领魂不返家，寄送土地庙。服丧期间，丧家男女以白布袍带为丧服。葬前，带垂至前胸；葬后，男挽于腰间，女戴“包头”。百日内，起居不释白，男截发，冠不缀缨；女剪发，头不戴簪花。
清帝王因政务繁忙，受汉族影响，皇太极之丧规定“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老皇帝死，新皇继位，虽在丧期，临朝大典时仍要求官员“冠宜缀缨”。
一般满族人家，百日内起居不释白。至百日，备香楮祭品到坟前敬奠，脱去孝服，称之“释服”。三年内，男不穿红衣，女不戴簪花，保留着满族的古制。
满族有清明上坟插“佛托”之俗。此“佛托”大多为柳枝插上苞米核子，上贴五彩纸，插在坟上，意为“坟花”，寄托哀思。
进入二十世纪，丧葬旧制有所改革，一个时期曾袭用汉俗，但丧服之制仍保留下来。解放后，又能了进一步的改变，现在丧葬旧制已不见了，代之以火葬和追悼仪式。
未出嫁且未梳头的女儿、孙女，用长孝带围一宽箍，结于头后，下垂脊背。至于孝服的吐边、收边，与旗籍大致相同。
旗人丧服和汉人丧服 丧礼在北京有种种的分别，丧服也因之有了不同。满蒙丧服最轻（内务府三旗尤轻），汉军较重，汉人最重。以前是一望便知是某族人的，近年旗人羼合汉礼，才渐渐不易区别。
满蒙的丧服
旗族人因大小有个一官半职，虽只是一名"马甲"，只有二两银子钱粮，也不免有些官派，丧服便也官样起来。满蒙旗族男子丧服，穿"四开启孝袍子"（启念作"器儿"，即会典所谓袍几裾），小领钮扣和大褂一样，除左右开启外，前后还有两开启和袍褂的袍子一样。父母以至祖、曾等直系尊亲穿"大庄粗布"孝袍，衣边外吐，谓之"吐边孝"。不钉钮扣，只钉布条，系粗布孝带。头戴青布小帽，只安青线帽顶，不用白帽结，足穿青布靴（后改青布鞋），鞋上也不蒙白布。孝服至轻，除孝袍吐边外，几乎看不出是亲丧来。本族人丁，孝袍用"绒花粗布"缝制，唯胞侄为胞叔服孝也应穿大庄粗布孝袍，一切全和儿子为父母穿孝一样，分别只在领子。子用白领，侄用青布领。凡穿绒花粗布孝袍的，可以不系布条而钉纽袢。外甥为舅父母、姨父母，亲家儿对亲翁母，婿对岳父母皆应穿漂白洋布孝袍，是为孝服中最轻的。但如甥舅和翁婿本人家中已无尊长老亲，也可穿绒花粗布孝袍。以前穿漂白洋布孝袍的，纽袢全用广扣铜钮扣。婿为岳父母服丧并穿石青马褂（绸布均可），腰系凉带，带活计（即"跟头褡裢"、"表绢"、"扇套"等物）。
甥婿所穿洋布孝袍，皆用蓝绸卷头、挽袖，甥婿的区分，只在马褂的有无。以前办丧事并没有递送纸花的办法，一律全送孝带。至亲送绒花粗布孝带，远亲或朋情友好送漂白洋布孝带，所以早年到人家吊祭，该穿孝袍的全散腰不系带，只等在灵前行过礼后丧家必用铜茶盘，双手送过孝带来，并说"您给免免罪"，谓之"递孝"。朋情不穿孝袍的也递孝带，至亲过"探丧"的，在人死未大殓以前来探丧时，即送过孝带。丧家富足还有对至近戚友送孝布的办法。朋友穿孝没有一定规矩，只看感情。其中义子为义父母穿绒花粗布孝袍的占多数。
满蒙旗族妇女的孝服，近年尤其不可多见，孝袍和男子没有大的分别，只孝袍不留开启，孝带系在腰中，并由肩上背过背后（以死者的性别分男左女右）。旗族妇女因都梳"两把头"，所以有"拆头撂辫"和"不拆头撂辫"的分别，又有"拆头撂单辫"和"拆头撂双辫"的不同。妇女最重的孝服是为自己的丈夫穿孝。夫死，妻应摘去两把头，拆开头□和燕尾，另扎一个大把，用青线扎把，将大把分为两绺，编成两个小辫，辫梢散开不系辫绳。头把上安白骨扁方（内务府人用铜扁方），长只三四寸，用发绕住将辫撂在脑后，然后用大庄粗布包头带子将头上缠好，结于头后用针卡住，所余带子头即垂在身后，太长的可以拴在腰带上，这叫作"拆头撂双辫"。儿媳为翁姑服丧也同样拆头撂辫，只撂一个辫，可以用青头绳系辫梢，翁死撂左辫，姑死撂右辫，这叫作"拆头撂单辫"。扁方可用银或白铜质而较长一点的（扁方以骨质为孝重，银、铜以短为孝重）。侄媳及近族女性用长两把头扁方，并可戴耳挖首饰。耳环也有区别：妻光耳，媳系青线，侄媳可以戴白银圈。
所有拆头撂辫的，在接三之日，娘家人必要在此伺候，等送三走后，即由娘家人代将撂辫梳上，至接三次日，再将辫子撂下，只妻子不再撂下双辫，只撂左边单辫。其余诸人也照旧撂下，只等出殡下葬之日在茔地梳上，便永远不再撂下，专候百日脱孝（侄媳六十日或五七、三七不等）。极远族媳辈孝妆不拆头撂辫，仍梳两把头，将左或右一把拆开（系指头发两把头）以死者男左女右为分，梳一小辫。头上用绒花粗布作包头，白头首饰。亲家媳妇和甥妇用漂白洋布盘俩双十字，交叉在两把头上，脑门不围箍，戴点翠首饰，也可以用青布将黄首饰包扎代用。内侄媳妇不拆头也不撂辫，但用绒花粗布包头，作交叉十字，并将脑门箍着，以示和撂辫及洋布的区别。凡拆头撂辫的，都应有跪灵陪孝的义务，甚至出殡后各回自宅也按着定制穿孝。
旗籍的丧礼由清中叶以后事事讲排场，礼节仪式虽极其隆重，哀痛的表示较比汉人却薄得多了。孝子除孝服外，内衣是不注意更换的。孝期是为母亲服三年丧，为父亲服二十七个月丧。只在百日之内穿孝袍，过百日即换青衣，以至除服，并没有穿白一年、穿灰青各一年的丧制。尤其出阁的闺女，孝服更轻，和甥妇差不多，外孙也不跪灵，这个原因是根据清代帝室对于外戚"尊而不亲"的缘故。
汉军八旗编入的成份很复杂，大部是明代居住满洲的汉人及入关后编入的河北、山东各地的汉人。此外还有清真教入汉军旗的（如黄、马、金、邓等八家回民），俄国阿拉巴金人、朝鲜人、安南人、金川人等都包括在汉军旗内。因此，汉军旗人的丧礼在清初时各自不同。沿至清末除回八家尚守天方教礼，俄罗斯牛录下旗民还守东正教礼外，其余的和满蒙旗已大致一样了。
沈阳满族之家，有祭祀或喜庆事，要杀牲吃福肉，要请亲朋作客，让于南炕上坐。家人要将福肉敬献尊长客人。肉是白煮，不准加盐，特别嫩美，客人用刀片吃，佐以咸、酸菜、酱。客人进门向神主叩头，转身入座吃福肉，吃完就走不准道谢和擦嘴，否则是对主人不尊重。农村有年节杀牲祭祀请亲朋宾客吃福肉之习。供方子肉为四时吉庆；供鱼为吉庆有余；供粉花是保佑后辈发家；供大葱要剪去葱根，扎成一把，标志着本家后辈聪明伶俐，光宗耀祖。
[b][size=3][color=#ff33cc]民族乐器[/color][/size][/b]
[b]满族乐器——八角鼓(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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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鼓[Bajiaogu]，是广泛流传于北方民间的满族乐器。以八角鼓为主要伴奏乐器并成其为象征的“岔曲”、“牌子曲”、“单弦”等曲艺演唱，在东北、华北盛行不衰。
八角鼓，木制等边八角形框，单面蒙蟒皮；七面框边内各嵌小铜钹 2－3枚不等；一面嵌钉柱缀双穗垂饰；鼓框间镶嵌骨片。具体尺寸各地大同小异，尚无定制。新城八角鼓鼓面直径约17厘米，鼓框是由八块长方形硬木镶成，厚2厘米，长7.3厘米, 宽4.6厘米；其中七块板上均开长方条孔，内横置一条4厘米长的金 属丝，其上穿挂一对小“钹”，中间加一金属垫片；余下一板，居中透穿一铜轴，其上露出2.5厘米，为执鼓而用；其下露出1.2厘米，系一对流苏彩穗为饰；铜轴上亦穿挂小铜“钹”。八角边沿用白骨片和硬木片镶装固定，鼓面蒙之以蟒皮。
八角鼓的演奏方法：
左手执鼓，鼓面竖立，演奏时，以右手指弹击鼓面而发声；摇动鼓身而发声；以手拍打鼓面而发声；以拇指搓蹭鼓面而发声。以新城八角鼓的演奏方法为例，主要演奏技巧有“弹、摇、碰、搓、拍”诸法。
弹：以左手持鼓，右手指弹击鼓面，是八角鼓的基本演奏方法。分为“单指弹”、“双指弹”、“联弹”等方法。
摇：以左手持鼓摇晃，使鼓与小钹碰撞发声。
碰：以左手持鼓向右横碰右手指而发声。
搓：以右手大指从鼓面外沿边逆转向上搓圆圈至里沿边一周，由食指弹击鼓面一次。因鼓面蟒皮刺朝下，故逆搓可使鼓皮震颤，进而使鼓框上的小钹 颠响。
拍：以左手持鼓，右手单拍鼓面，用于演奏完毕，以示结束。
[b]满族乐器——嚓拉器(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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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拉器[Carki]，汉译“拍板”，以其“互拍而击”的演奏方式而名之。亦称“扎板”。为木制，不同地区萨满使用的拍板，其板片多寡不一；各片上端开有2个小孔，用皮绳相联结，下端可自由开合。
《依兰县志》中所载的嚓拉器形制为：“色木板3块，长1尺3寸，宽2寸，以双手击之”。北京故宫藏乾隆时期所制嚓拉器，由6片红木组成；板片的长度为40.5cm，上端宽7.9cm，下端宽8.5cm，厚约1.8 cm。黑龙江省宁安县富察哈拉使用的嚓拉器，是由4片铁梨木组成； 板片的长度为33cm，宽3.8cm，厚约1cm；板片的上端用烙制的方法烙出一些装饰性的图案。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吴扎哈拉使用的嚓拉器较大，由3 片硬杂木板组成；板片的长度为60cm，宽8cm，厚0.3-0.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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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乐器——哈尔马力(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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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马力[Halmari]，汉译“响刀”。民间俗称“哈马刀”，亦称“神刀”。金属或木制。在刀背和刀把上串联若干金属小环，萨满舞动时“唏哩哗啦”作响。 它是萨满趋魔逐妖的武器，当然，由于萨满所要对付的对象是虚幻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使用刀之刃来“砍杀”，而是用刀之响来“惊吓”。
哈尔马力的基本形制为：“刀或以铜、或以铁为之。其四周有孔，系以连环，摇之有声”。现今民间使用的哈利马力，也有用轧草的铡刀替代的。但这种所谓“哈尔马力”已失去了音乐学研究所需的审美意义了，因为它已经不能够发声，而仅仅是萨满表演时使用的一种道具了。
辽宁新宾吴扎哈拉萨满使用的哈尔马力，刀身长约52cm；刀柄长约16cm；护腕厚约1cm；刀背上穿孔挂上铁连环3串。钮牯绿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序中所载哈尔马力的形制为：“长2尺4寸，宽2寸许，背有9环，柄有5环，即满洲之神刀也。”《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的哈利马力，长75.52cm(清尺2尺3寸6分)，宽6.7 cm(清尺2寸1分)。从图上看，刀背前后附2组铁连环，每组5串，共10串；刀柄亦附有2组铁连环，一组5串，另一组4串，共9串。沈阳故宫藏哈利马力长74.7cm，宽6.5cm；刀把附铁连环6串，刀背附铁连环9串，每串4环。
[b]满族乐器——神铃(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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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勿，汉译“铃杆”，以其制作方式而名之。亦称“晃铃”、“桦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称之为“铃杆”、“神铃”。所谓“神”是无形的，但在萨满的视界中，又是有形的---用音响“造型”。因而，许多神祗都是带着神铃下界的，即铃的声响象征神的降临，如吉林石姓萨满请下“玛克吉瞒尼”时，这位神灵“手提着神铃，光亮如托立，摇晃着戏耍着，金色神铃，诵唱着神歌进来了。”
轰勿的形制在本世纪初的地方志书中就有记载。按《呼兰府志》所记，其形制为“以木为之，长二尺有半，杆首缀铜铃数枚”。《依兰县志》记载的轰勿“以柞木细棍二根作成，长三尺，每棍梢系铜铃五”。可见，轰勿是由两大部分组成：木杆、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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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杆
富察哈拉轰勿的木杆长96cm，上粗下细，直径1.5-2cm。吴扎哈拉轰勿的木杆比较短，杆长66.5cm，直径4cm。《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轰勿，其杆长约115.2 cm(清尺3尺6寸)；直径2.24 cm(清尺7分)。由此可见，满族萨满使用的轰勿的木杆并无定制。其长短因地而异,常用桦木、松木、柞木等制作。
2.铃铛
铸铜制。球状、中空，内含若干弹丸。富察哈拉轰勿的铃铛大小不等，大铃直径3.8cm，厚4cm；小铃直径3.2cm，厚2.5cm。铃分两组用一根皮绳拴结在桦木杆子上端，一组由3 个铃铛组成(1大2小)；另一组由4个铃铛组成(1大3小)。铃身铸有饕餮花纹。吴扎哈拉轰勿的铃铛不分大小，直径4cm，厚3cm。铃分两组用铁环镶嵌在杆子上端，每组由二个铃铛组成，并加进一个小铁环；铁环由一根锻成四棱形的铁条弯制而成，演奏时铁环与铜铃碰撞而响。
[b]满族乐器——铜镜(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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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力[Toli]，汉译为“铜镜”。所谓铜镜之“镜”，并非古代照面所用之镜，而是指悬挂在萨满身上那些扭动起来“叮当”作响，或提在手中舞动的盘状铜器。其作用与西沙相似，为“镇妖驱邪”之用。
在满族萨满的视界里，托力常常是那些能够发光的天体的象征，如太阳、月亮、星辰等。披在萨满的前胸与后背，曰“怀日背月”，起到避邪照妖的作用；挂在腰间，曰“日月相环”，取其日月相追、相映之意。托力的神力，为萨满们所笃信不疑，所以，一些“大神”都要使用托力，如吉林石姓所祭的“按巴瞒尼”就是一个“手执两个大托力，飞速舞动着”的“大英雄”。
托力有两种样式：一种为雕有图案的“花镜”，一种为平滑无纹的“素镜”。铜镜的大小不一，“小的直径3厘米、5厘米，中型的直径10至15厘米，大的直径20多厘米”。目前，在田野作业中很难找到这种使用托力的满族萨满。但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萨满那里，至今还有使用这种托力的。他们把大小不等依次叠置的若干个铜镜系于腰际，摆动时碰撞作响；或者提在手中摇动作响。
[b]满族乐器——腰铃(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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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汉译“腰铃”，以其围于腰间演奏而名之。它是满族萨满乐器中的另一种重要乐器，亦称“摇铃”(以扭腰摇晃演奏而名之)。我国东北许多地方史志中都有关于西沙的记载，譬如《呼兰府志》、《安东县志》、《吉林新志》、《瑷珲县志》、《依兰县志》、《东丰县志》、《望奎县志》等等。在清代宫廷的萨满跳神活动中，西沙也是必备之器，这在清乾隆皇帝敕撰的《钦定满族祭神祭天典礼》中已有比较详细记载。众所周知，清代仪典，多为沿用明礼，实为汉制，而“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这“故俗”，即萨满跳神。清宫萨满所用乐器已加进了琵琶、三弦等，但仍未丢掉腰铃。《钦定满族祭神祭天典礼》中绘有西沙的形制图，并标有比较明确的尺寸，分为大、小两种西沙在不同的祭祀程序中使用。大西沙在表演时，将西沙系于表演者之腰际，舞时腰胯左右摇摆，西沙随之“啷啷”做响。小西沙则仅仅用于“背灯祭”中，拿在手中演奏。
西沙，由腰带、衬裙、锥铃、系环等主要部件组成。也有一种不带衬裙的西沙，这种形制的西沙是把锥铃直接拴结在腰带上系于腰间演奏的。清代宫廷萨满所用的西沙分为大小两种 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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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腰带与衬裙
腰带与衬裙连接在一起，为皮制。选料或猪、或牛、或驴皮均可。《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西沙，其腰带长约115.2cm(清尺3尺6寸)；衬裙长51.2 cm(清尺1尺6寸)，宽25.6 cm(清尺8寸)，半围腰间。腰带缝制在衬裙上部，起到将衬裙和裙上的锥铃系于腰间的作用。其长短视萨满的腰围而定，由皮带扣连接(早期大概是直接系扣)。
2.锥铃和系环
西沙上铃铛为锥形、筒状、铁或铜制，故称“锥铃”，长约20cm，直径约3cm。西沙上的锥铃少则十几枚，多则几十余枚不等。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徐氏西沙的锥铃长17-21cm，直径2.5-2.8cm，共24枚。黑龙江宁安县富察哈拉藏西沙的锥铃长19-21.5cm，直径为2.6 -3cm，共40枚。锥铃直接用皮绳穿在衬裙的系环上，系环为一缝制在衬裙上部的铁圆环；一环拴1铃，或一环拴2-3铃。环与环的距离讲究疏密得当，否则影响西沙的演奏和发音。
[b][size=3][color=#ff33cc]民族体育[/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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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的民间娱乐性体育活动(组图)[/b]
满族民间流传着许多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和游戏项目，如抓：“嘎拉哈”、撞拐、老鹞子叼小鸡、满洲棋、翻绳等，其中抓“嘎拉哈”在满族民间流传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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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拐-又称格蹬，是指搬起一脚，一只脚蹦跳，以膝盖互相冲撞的游戏。被撞倒则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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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鹞叼小鸡-满族儿童喜爱的一种游戏。参加游戏的儿童，一人扮作“老鹞子”，一人扮作老抱子(母鸡)，其余的排成一队，扯着后衣襟躲在老抱子后面。老鹞子左右扑捉小鸡，老抱子则竭力进行保护的。一边玩，一边互相问答。老鹞子每抓到一个小鸡，便让其背着走一段，然后“吃掉”。依次抓扑，直至叼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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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棋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满洲棋
满棋亦称满洲棋、一统棋，是清代的象棋变体。《清稗类钞》说：“行满棋者，置将一、士二、相二、兵五外，余仅一子，能间车马炮三用。故一交手，及纵横敌境，守者稍不慎，满盘皆无补救。此虽游戏，然可想见入关后索伦兵之气慨也。 ”
下满棋时，红方将自己的一车、双马、双炮去掉，剩下的车具有车、马、炮的走法、吃法。其余规则同一般中国象棋规则。
[b]满族族的射箭、赛马、跳骆驼[/b]
满族是能骑善射的民族，过去长期从事狩猎生活，擅长射箭、赛马、跳骆驼。
射箭，这是满族最喜好的体育竞赛活动。两干多年前的肃慎、挹娄“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女子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儿。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清初，满族统治者令王公大臣及子弟“熟习弓马”，“凡有射不法者，立加斥责，或命羽林诸贱役以辱之。凡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然后许入场屋”。所以射箭之风气鼎盛一时。在满族聚居的市镇乡里，都建有许多箭楼、箭亭，每年春季，满族人都云集一地，进行射箭比赛。蚰岩南门的文昌阁，俗称“箭亭”，就是八旗子弟春季比赛射箭的场所。
赛马、跳骆驼也是满族喜爱的竞技运动，此俗为沿袭清代八旗兵丁军事训练的项目而来。古代作战，勇者可飞上敌骑擒对手，此技以后成为体育竞赛项目。古老的赛马，在马飞跑时，从旁横跃马背，然后在马上表演各种技艺。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北京就举行过赛马，比赛者跃上马身，“左右随便活动”，“骑在马上拉弓射箭”。
跳骆驼，是在骆驼前行时，从后头跃上驼峰，以比赛其弹跳力和勇猛程度。清王朝覆亡后，这些体育运动已成为历史，而逐渐被其他的运动形式所替代。
[b]二贵摔跤(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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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摔跤是满族的花会行当，也是一种体育活动。表演者为一人，但他穿戴上巧妙制成的道具，就可以扮演两个扎小辫的顽皮儿童扭打摔跤。一人扮两人摔跤，却模仿得维妙维肖，一时难辨真假，显得滑稽、幽默。
[b][size=3][color=#ff33cc]饮食习惯 [/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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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特色饮食习俗[/b]
做酱
《北盟会编》记载:金时女真人“以豆为酱”。 至今,农村中满族甚至长期生活在本县的汉族或其他一些民族家庭仍习惯于用黄豆制酱。其做法是,头年腊月,将黄豆上锅烀得熟烂。再放入缸中趁热捣碎,取出打好大小适中的酱块,搁置到来年四月,将酱块洗刷干净打碎,放入缸中, 加盐、添入清水,待发酵后食用。可调味、淹渍咸菜,几乎 是一日三餐必备的食品。
各种酸食
其一，将玉米或高粱米浸泡发酵磨成水面, 用箩去皮等粗物,使汁液沉淀,俗称汤子面。做时将铁皮汤筒套入拇指,用力攥面,面从筒中挤出成条状甩在锅里煮熟 即可食用,俗称汤子。本溪、新宾等地吃法均类似，但岫岩等地满族在食用时,一般要加菜卤作料,俗称馇子。其二，每到秋末冬初,各户必淹渍酸菜(新宾、本溪、凤城、岫岩等地均如此，方法相同)。就本溪而言,不但农村习惯攥汤子、渍酸菜,就是迁居城镇居住的皆如此。此外,还有几种酸食取自于山上,如酸浆、山里红、山葡萄、山梨等。《绝域纪略》记载宁古塔“有酸梨、大如栗,贮之木罂(ying) 之中，令之烂，斯啜焉。”布缩结，满语指酸菜。这是满族的主要素菜。满族生活在冬季寒冷的东北地区，一年有半年要靠窖藏的脱清蔬菜过日子。酸菜是秋天将新鲜的青菜在缸中发酵而成，味酸。炖，炒，生拌凉菜，做汤，做馅都行。猪肉炖酸菜是北方满族常吃的菜肴。农村逢年节人们爱吃白肉血肠酸菜。东北满族聚居的地方，家家的炕桌中央都有一圆形洞穴；正好能放下马勺，炕桌下放一火盆，就着马勺里的酸菜，寒冬腊月，全家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火锅
满族的传统饮食。通常以猪、羊肉为原料，东北农村满族喜欢用酸莱、蘑菇、粉丝、虾仁先放火锅内，再将切成薄片的猪肉、羊肉铺在酸菜上。放进火锅内煮开后，配上作料即可食用。除羊、猪肉外，狍子、鹿、野鸡、黄羊、飞龙的肉都可以做火锅子。火锅现已成为内地广大群众的冬季佳肴。
窑藏蔬菜
每到秋末冬初,农村家家户户房前或房后挖近二米深之穴。根据穴口大小，上面横放若干根园木，覆玉米或高粱秸子，再盖上土，此即为菜窑。窑内藏白菜、土豆、萝卜、大葱等鲜菜,可保存到来年四月。菜窑上有一口，仅容一人出入,取菜时登梯上下。其式样似满族先人冬居的地穴。从窑藏蔬菜以及春采山菜，秋采山货野果，冬猎野物等现今满族人的生活习惯同满族先人的穴居生活，有着自然而和谐的联系。
[b]满族常见的菜肴[/b]
满族烹调以烧、烤见长，擅用生酱（大酱）。蔬菜随季节不同而变化，杂以野菜（蕃蒿、蕨菜等）及菌类。满族先人好渔猎，祭祀时除用家禽、家畜肉外，还有鹿、麂、獐、狍、雁、鱼等。满族人尤其喜食猪肉。猪肉多用白水煮，谓“白煮肉”。设大宴时则多用烤全羊。满人忌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凡是用狗皮做的东西都禁止使用。据说狗救过满族始祖的命，所以满族人对狗有特殊的感情。
白肉血汤：将鲜猪血灌入鲜猪肠内煮熟，切片，与白水煮成的猪肉切片后同码盘中，佐以韭菜花、蒜泥、辣椒油吃。
坛肉：将猪肉切小块，煸炒后加葱、姜、大料、腐乳汁，放坛中文火煨烂。
豆泥酸菜汤：将泡发的黄豆捣成泥，酸菜切块炒透，放入肉汤、黄豆泥，调好味，炖透即可。
炸鸡蛋酱：将鸡蛋液搅匀，倒入热油锅中，边搅边炒，再倒入酱油、大酱。食用时配大葱、黄瓜或青菜蘸食（也可拌食）。
芥末墩儿：将大白菜去老帮，整棵横放，切成3厘米长的圆墩状，用沸水烫一下，码入坛中，一层白菜墩，一层芥末面和白糖，最后淋上一层米醋，捂严，一天即成。味道酸甜辣而爽口。
乏克：满语“包儿饭”或“菜包儿”。做法是将米饭、炒菜、葱段、炸酱用菜叶（白菜叶、苏子叶、莴苣叶）包裹成长卷形食用，饭菜合一，经济实惠。
[b]满族的风味主食[/b]
满族人大部分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北京市。主要从事农业。城市中，工人和知识分子较多。满族历史悠久，周秦时的肃慎及后来的挹娄、勿吉、女真族都是满族的先民。满族人过去以玉米、稗子、高粱米、小米、荞麦为主食，现在以小麦、大米为主食。主食品种丰富，有饽饽、煮饽饽（饺子）、米饭、秫米水饭、高粱米（秫米）豆干饭、豆擦糕、酸汤子等。好吃黏食和甜味食品。满族面食品种繁多，制作精美，所以又有“满点汉菜”的说法。下边简介几种有代表性的主食。
满族也喜欢食用米粥、米饭。满族主食的最大特点是粘、凉。满族菜肴以肉食为主。其中主要有猪、羊。满族菜肴的烹饪制作，以烧、烤为主，而以蒸、炖、煮、炸为辅。
小肉饭
即满族传统主食扬子饭。用炒猪肉丁与高粱米焖制。再多放些水，就会做成鞋子粥。
龙虎斗
用大米、小米、小豆合煮的饭。“斗”即“豆”谐音，大米、小米喻之龙、虎，故称“龙虎斗”。
秫米水饭
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满族还有吃水饭的习惯，即在做好高梁米饭或玉米馇子饭后用清水过一遍，再放入清水中泡，吃时捞出，盛入碗内，清凉可口。这种吃法多在夏季。
饽饽
饽饽是满语词汇。满族饽饽除用麦面做的馒头称饽饽外，还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和粘糕饽饽，是满族日常主要食品。春天用满族人黄米、小黄米加豆面做豆面饽饽，夏天用粘高粱面和小豆泥做苏叶饽饽（外包苏叶而得名），秋天用大、小黄米面、豆泥做粘糕饽饽，油煎或蘸糖吃，香甜可口。满族的饽饽历史悠久，清代即成为宫廷主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御膳“栗子面窝窝头”， 也称小窝头。
酸汤子
用稍微发酵后玉米面团，用手和特制工具将其挤成筷子粗细的面条，荤炒、素炒或做汤面。略带酸味，吃起来比较爽口。酸汤子是粗粮细作的的好办法。
满族点心
萨琪玛也成为全国著名糕点。较著名的还有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北京小吃墩饽饽，河北承德小吃油酥饽饽，湖北荆州小吃猪油饽饽等。
此外逢节庆日，满族人都吃饺子，阴历除夕年饭必吃手扒肉。满式糕点独具风味。如“萨其玛”就是至今仍受人们欢迎的糕点之一。
[b]申报省级"非遗"的盛京满汉全席[/b]
满汉全席是我国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 满汉全席原是官场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坐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起码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满汉全席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相，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味，搜寻山珍异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重。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留连忘返。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盛京满汉全席是清朝晚期独立成型的中国宫廷厨艺，最早形成于沈阳地区，流传于北京、天津、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四川盆地、中原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受其较大影响。目前，盛京满汉全席已成为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在积极申报省级项目，
独特的筵宴理论与宫廷厨艺
盛京满汉全席的筵宴理论是亮、安、定、收。亮，就是在宴会的迎宾厅，摆放有特点的物品，把筵宴意义表达出来；安，即是筵宴礼仪，包括餐具、食具摆放、宾主位置；定，指本次筵宴的品位、规格等；收，是指筵席结束后的具体安排，比如皇帝赏赐嘉宾菜肴，物品等。
围、配、镶、瓤是盛京满汉全席独有的烹饪技法。“围”是指以菜围荤，以小围大，鸡、鸭、鱼等主料制成后，外围上时令菜蔬；“配”是指成菜的原料要“成双结对”，搭配协调，一般是指两种以上主料合制而成；“镶”是指一种经过加工的原料，点缀在另一种原料之中；“瓤”是指各种原料加工茸、泥、丝、粒等，抹在或装在成形的原料托子或壳体内（如苹果壳、冬瓜盅等），使菜肴完整饱满、鲜香异常。
厨艺上突出满族菜点的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的烹调特点，扒、炸、炒、熘、烧等兼备。
盛京满汉全席的产生及传承
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清初，努尔哈赤在沈阳建都称帝后，宫廷筵宴将飞禽走兽、山珍海味融汇一体，史称“八大碗”，成为盛京满汉全席的雏形。
清中期，康熙、乾隆、雍正等皇帝大力提倡满汉一体，满汉全席也应运而生，相继出现了全虎席、全羊席、全鹿席等等。
晚清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历史变迁等因素，盛京满汉全席进入衰退期。
“文革”后，在政府的倡导下，沈阳创办了御膳酒楼，并举办多届中国宫廷厨艺培训班。清廷厨师梁忠曾侍奉过咸丰、同治、光绪（包括慈禧太后）、宣统皇帝，晚年收唐克明为徒。唐克明后落户沈阳，收李鸿志为徒。目前“盛京满汉全席”传承有序。
盛京满汉全席的用料
常用原料以东北地区特产为主，共有十三类，主要原料有——
山珍类：猴头蘑、狮子菌、香潭冬菇、春菇、花菇等；海鲜类（包括干鲜类）：鱼翅、鱼唇、鱼肚、鱼皮、鱼肠、鲍鱼、鱿鱼等；野畜家禽类（干鲜）：熊掌、驼掌、驼峰、鹿尾、鹿筋、鹿唇、鹿肉等；果仁类：生瓜子、黑白芝麻、榛子仁、核桃仁、杏仁、腰果仁、花生仁等；笋类：冬笋、春笋、芦笋、牙笋等；各种花：白梅花、菊花、油菜花、菠菜花、荷花、茉莉花、玫瑰花等。
满汉全席三日九餐才能吃完
客人来了之后，先洗脸净面。随后奉上一杯沏好的香茗，接着以四色精美的点心和银丝细面奉客，谓之“到奉”。然后“茗叙”，献上瓜子、榛仁之类，供客人嗑食，谓之“对相”。这时客人可以对弈，也可以吟诗作画，促膝谈心。
筵宴开始，大张鼓乐：进茶，丹陛清乐奏《海宇生平日之章》；进酒，丹陛清乐奏《玉殿云开之章》；进馔，中和清乐奏《万象清宁之章》，然后进庆隆舞，舞毕，笳吹，奏蒙古乐曲、各民族乐舞及杂技百戏等。
菜式通常取108这个吉数，分十二台，每台都有一珍八景，寓“一主八臣”之意，多以诗词、山水、禽兽、花鸟鱼虫取名，隐含福禄寿喜庆之意。由高装、四大件、八大件、十六碗、四红烤、四白烤、点心、面饭、茶果等部分构成，一般分作三日九餐吃完。
餐厅雕梁画栋，设有粉塑三宝像、八大仙、祥瑞兽、供奉古式铜炉，点燃檀香。墙壁上要有清廷饮食画锦，演奏宫府音乐。宫女（或服务人员）的服饰，要反映满族风情。
满汉全席的六种宴席
满汉全席(一)蒙古亲潘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皇帝在宴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类钞*蒙人宴会之带福还家》一文中说：“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汤汁所沾，淋漓尽，无所惜也。
满汉全席(二)廷臣宴
廷臣宴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参加。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
满汉全席(三)万寿宴
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其间名食美馔不可胜数。如遇大寿，则庆典更为隆重盛大，系派专人专司。衣物首饰，装潢陈设，乐舞宴饮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寿，于光绪十八年就颁布上谕，寿日前月余，筵宴即已开始。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件。整个庆典耗费白银近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满汉全席(四)千叟宴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壬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满汉全席(五)九白宴
九白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定蒙古外萨克等四部落时，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信。蒙古部落献贡后，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后来道光皇帝曾为此作诗云: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羌岁献帝京罗
满汉全席(六)节令宴
节令宴系指清宫内廷按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如：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满族虽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和统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汉族的食俗。又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规详尽。其食风又与民俗和地区有着很大的联系，故，腊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黄酒、重阳糕、乞巧饼、月饼等仪器在清宫中一应俱全。
[b][size=3][color=#ff33cc]文学艺术[/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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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祭祀舞蹈:单鼓腰铃(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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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鼓腰铃系艺人们口头的称呼，亦称“打单鼓子 ”或“耍腰铃”。是一种腰缠许多小铃，手持“单鼓”(或“抓鼓”)而舞的祭祀舞蹈。满族信仰萨满教并尊奉“鹰神”、“蟒神”、“乌鸦神”等。逢年过节，祭祖之日先将“佛头妈妈”请上神位，后由“查玛”开始起舞，他们头戴帽，身扎腰铃，手持抓鼓边跳神舞边唱神歌。他们先在屋里跳，然后到院外跳。祭祖内容一是悼念祖先功德，二是保佑天下太平，三是祝愿风调雨顺，四是祈祷病除灾消。
单鼓腰铃舞，左手持抓鼓(或单鼓)、右手持鼓鞭。抓鼓动作为进三步退三步，边走边击鼓称做“老三点”、“老五点”。另一特点为腰部动作大，前后左右均可扭动，使系在身上的腰铃铮铮作响。舞至高潮时有“张飞片马”、“苏奏背剑”、“就地十滚”等前翻后滚的动作。鼓声铃声交织成一种绝妙的音响，使观者为之大振。
“抓鼓”以牛包面，用皮条将皮面勒紧、系于鼓背面中央的一个铁环上。舞时抓住铁环。既可敲击，亦可旋转。“腰铃”为铜铸喇叭形，长约二三寸，连成一串系于腰后，互相撞击发出悦耳的响声。
“单鼓”则与汉族巫人进香祭献时所用的鼓相同。单鼓动作可分为：胸前鼓、肩前鼓、腹前鼓、背鼓、护背鼓、托鼓和护头鼓。耍鼓时，又有刷鼓尾、片鼓、翻腕片鼓、耍鼓、抖鼓、托叶、挂鼓、扬鼓、缠头鼓、背鼓几种技巧。腰铃的舞法有转摆腰铃、旋飞腰铃和跪步腰铃等。单鼓动作的特点，左手举鼓、右手持鞭，双脚走类似秧歌步中的“太平步”、“十字步”，也有鼓击碎点、双脚“蹉步”、“骑马蹲裆式”绕场一周的。此外，大“ 踢腿”、大“骗腿”、“飞脚”、“蹦子”也是耍单鼓时常见的动作。
舞蹈场面分为“走圆场”、“穿十字”、“别仗子”、“八字环”、“四边斗”、“龙摆尾”等。
[b]满族的语言文字[/b]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先人女真曾经使用过女真文，明代失传。属于黏着语，语音上有不完全元音和谐现象。满文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由于多数网页不能良好地支持竖写排版，而Unicode的满文字体和输入法也刚刚问世，所以现网络上多采用穆麟德 (穆林德夫) 转写或稍作变动的穆麟德转写进行交流。
满文是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下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史称“老满文”。17世纪皇太极下令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造，称“新满文”。满文通行约三百年。
在清代满语被定为国语。满文，满语在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清语，清文。清代前期大多用满文发布诏、诰等，成为奏报、公文、教学、翻译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文字。在中原，自康熙晚期开始已少有满文奏章。
清光绪九年(1884)新疆建省後，使用满语的人数达4万余人，其中除满族外，还包括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也使用满语。
满族辛亥革命以後逐渐改用汉语，目前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只有黑龙江省少数乡镇的老人和部分语言学专家还能使用这种语言。目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有满语研究所。不过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可以被视为稍加改动的满语，他们一直使用这种语言至20世纪中叶。目前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仍旧在进行锡伯文的教育，并出版有锡伯文的报刊。
近年来，满语研究已正式成为黑龙江大学的重点学科；民间的满语学习班也在一些城市和网路中开始出现。
满语的文法
满语有6个母音，22个辅音，10个用于拼写汉语词汇的特殊字母。母音分阳、阴、中三性，同性母音互相和谐，辅音也有和谐现象。满语字母在词头、词中、词尾的书写方式不同。
与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和蒙古语相似，满语中存在「母音和谐」现象，即词干母音决定词缀母音，词干以a、e、o结尾，则词缀也以相同母音结尾，例如sula-ha，mute-le；词干以i、u结尾，词缀多为e，如bi-he，ku-he等。
满语最初以建州女真方言为规范语，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吸收了其他女真部落及锡伯等族的语言後，满语在北京发生音变，产生新方言，称为「京音」。其特点包括动词词尾-mbi的b不发音，ci、ji的母音发音极轻，ong、oi读成eng、ei等。但是满语的口语与书面语一致，发生音变之後，书面语也随之发生改变。
满语词汇包括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後置词、连词、拟声词、拟态词、感叹词、助词。名词和代词有格和数的变化。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形容词有程度和级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和格、式的变化，分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主动态、被动态、使役态，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等。满语名词中从其他语言借用词汇的现象比较明显。
在清朝，满语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当时西方的耶稣会士学习满语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语文仍是国外了解中国的途径之一。在今天，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有学习和研究满语文的学术机构。
[b][size=3][color=#ff33cc]民族节日[/color][/size][/b]
[b]满族春节撷趣[/b]
满族的传统节日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所谓“奉省岁事，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奉天通志》卷九十八）。但“满汉旧俗不同”，满族年节有特殊的风情。
满族春节源于汉族习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天命三年（1618年）起兵进入辽阳、沈阳地区，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满族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皇太极即位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山海关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关内，与汉族杂居共处，在经济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关系密切。天长日久，汉族许多习俗文化被满族人民所吸收，春节便随之而成为满族与汉族共俗的传统节日。
节前习俗
满族春节的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萨其玛用精粉、鸡蛋、糖、芝麻、青红和瓜仁等原料做成，其色美、味香、可口，是人们喜爱的具有独特民族风味的节日佳品、张贴对联、窗花、挂笺（按旗属分别贴红、黄、兰、白色）、福字（沈阳市新民县辽滨塔村瓜尔佳氏家中有印福字的桃木印板）。满族喜戴荷包，春节节前宫廷要例行赏赐王公大臣“岁岁平安”荷包，民间也互相赠送。
春节与元旦
满族春节古称"元旦"，满语称"阿涅业能业"，除夕下午和元旦上午要祭祖、祭天。除夕要接神，接神后在大门口放一横木以阻鬼魅进来。除夕也挂门神，以驱邪避鬼，这是吸收了汉族风俗的结果，门神约分为“将军门神”、“福禄门神”、“判子门神”、“娃娃门神”等。今沈阳故宫藏有宫廷门神。除夕夜分发“神纸”，其后晚辈男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半夜子时家家吃饺子，还要把几枚铜钱暗放饺子中，吃到者则“终岁大吉”。接神、辞岁要燃放鞭炮。除夕夜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挑红灯，由除夕至初六，夜夜不熄。宫廷中于腊月二十四日挂“天灯”，每夕上灯，至次年二月初三日。
吃饺子叫"揣元宝"
除夕晚上晚辈要向长辈叩头拜年（旧时女性行跪拜抚鬓礼）家长要给小孩守岁钱。宗族近亲也要互相拜年，亲朋好友则筵宴相邀，一起叙旧话新。男孩子成群结队鸣放烟花、鞭炮，玩耍木爬犁，或兴高采烈地溜冰；姑娘和少妇们则身着盛装，玩耍嘎拉哈（用猪或牛膝关节骨制成的玩具）。
初一凌晨子时，家家户户鸣放鞭炮，辞旧迎新。同时，在自家西墙祖宗板下摆设供品、点燃鞑子香，叩拜祖宗，祈求神灵保佑全家大小在新的一年中平安无事，万事如意。新年伊始，全家团聚吃团圆饺子，俗称"揣元宝"。煮饺子时，家主要吆喝："小日子起来了吗？"其他人同时回答："起来了！"他们把饺子从锅底浮起来比作日子起来了。然后让小孩爬上柜子上蹦三下，以示新日子"蹦个高"。元旦，俗称大年初一，人家皆早起，穿戴新衣冠，互相恭贺新春，谓之“拜年”。是满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举行。节期一般为三至五天，旧时有的地区延至正月十五日。流行于全国各地满族地区。
歌舞是节日活动的重要内容。据《渤海国记》记载：官民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婉转，号曰"踏追"。踏追即踩高跷。至今，此俗仍沿袭不衰。初一至初五，人们都相聚一处，唱歌、跳舞、踩高跷、尽情娱乐，有的地方，年轻人还自发组织演出队，走村串屯进行表演，祝贺新年，节日气氛更加浓郁。
[b]满族的添仓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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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仓节”是古代民间祈年节俗，在农历正月二十五。《帝京岁时纪胜》，“(正月)念五日为填仓节。”届期，人们或饱食以表示填满了仓，或用灰等围出仓的形状，在其中放些粮食以示仓满，或祭祀仓笼之神，以祈一年粮丰仓满。填仓节分大小，小填仓在农历正月二十，为祭以祈年丰，亦称“小天仓”、“小添仓”；大填仓则在二十五。《介休县志》：“二十日，名‘小天仓’。煮黄米糕，燃灯礼佛。”《大同志》：“二十日，为‘小添仓’；二十五日，为‘大添仓’，添买米面、柴炭等物。”
添仓，是指农家往仓房囤子里增添粮食。是当年要在原有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成，多多增产，这就寄托了人们对于来年粮食丰收的良好愿望。添仓节，在各地的过节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添仓节这天，象征性地往粮仓里添加粮食，有的地方则在添仓节这一天吃春饼、煎饼和饺子，并把这些食物投入到粮仓，名曰填仓、添仓。
有的地方添仓节，做“雨灯灯”，灯灯用谷面捏成，共捏十二个，小碗大小，每个灯顶端捏一个灯盏，灯盏边缘捏一个小豁口，每个豁口各代表一年四季中的一个月。灯盏蒸熟后，揭开锅先看哪些月的灯盏里积的汽水最多，则证明那个月雨涝。再根据种装甲在哪个月需雨水最多来推断这一年收什么，作为本年安排种植的依据。
满族的添仓节时，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匹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
[b]满族的二月二[/b]
二月初二，亦称龙抬头的日子。在满乡新宾居住的满族人十分重视这个民间节日，如同过年或过大节一般。妇女们在头节就忙着筹备东西，首要的是“山房草”（亦称苫房草），以及各色布块、五彩绒线等。二月初一动手串龙头、龙身、做龙尾。她们把山房草叶去掉，将秸杆剪成大则二寸有余，小则一扁指宽的节骨，再把各色花布剪成食指指甲大小的圆布。先将二寸来长的山房草杆，串成不超过手掌大的盖帘，用剪刀剪成椭圆形圆帘子，这就是“龙头”。将红、绿、黄、蓝及各色小圆布串起，每个中间串连山房草骨节，作一大一小两个龙身。再把各色布剪成四寸或二寸长的小布条条，将各色布条串拢在一起，也作成两条龙尾。将这两条龙尾、龙身用五彩线串在帘子式的龙头上，整个龙就做成了。大龙即满族老人讲的山苍龙，小龙标志着蛇。大人把它戴到孩子大襟上，祈祷在夏天老天打雷天龙行雨时吓不着孩子；上山采菜、捡木耳、采榛子、捡蘑菇，有龙岗山大苍龙保佑。据说各色布龙身子和五色线避邪，孩子受不着灾，人人健壮结实，个个平平安安。
“萨满教”认为万物均有神灵，依照“萨满教”的说法，各种神仙从二月二这天起，都活跃起来了。满族人家在二月二头几天就磨黄米面，二月初一烀小豆馅，到二月二，早早起来炸油炸糕，做豆面卷子。头年腊月宰的猪，先留给祖先，在年三十上供，过了初六，就把猪头放到仓房，这个猪头一直等到二月二磕开烀着吃，此举为“龙抬头”，全家人吃了猪头就象征着今年定会交好运，如龙抬头步步登高。这一天满族人还有“领龙”之俗，用草木灰从水缸旁一直撒到井旁，灰道弯曲如龙，称“引龙”。然后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满族人正月不剃头，大都等二月二这天剃头，其名曰“剃龙头”。旧时民间有一种说法：人们要赶在年三十以前把头剃了，是因为正月里不准剃头。为什么呢？据说“正月剃头死舅舅”，既然关乎娘家人的性命，则兹事体大，也就马虎不得了。因此，在北京，进了正月，理发馆的生意是很清淡的。大家都期待着“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
其实正月剪头死舅舅是属于误传。不剪头是“思旧”，而不是“死舅”，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流传的风俗。
据了解，因明清两朝发式不同，明末清初，清朝命令所有国民必须剪发。当时有人为怀念明朝，就在正月里不剪发以表示“思旧”，但又不能公开与清朝政府对抗，于是就有了“正月剪头死舅舅”的说法，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年年剃龙头，长大成人定会龙腾虎跃、金榜题名有出息。老满族人崇拜各种龙，认为全家吃猪是为苍龙祈祷，孩子们剃龙头也是为使这条神龙早抬头，特别是孩子们都戴着龙头龙身龙尾嬉乐游戏，把龙的全身都摆动起来，这是祈祷苍龙一跃千里，龙腾高空。
[b]满族中元节[/b]
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院内西侧向东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一大月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中元节源出于道教，据《道藏》载：“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因此自古以来，民间都认为这一天是祭祀亡亲、悼念祖先的日子。
中元节的起源，与佛教的“孟兰盆会”也有很大的关系。“孟兰”是梵语，倒悬的意思，盆是指供品的盛器。他们认为供此具可解救已逝去父母、亡亲的倒悬之苦。佛典《孟兰盆经》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说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亦称目键连），得到六通（六种智慧）后，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用道眼视察，看到已逝去的母亲在饿鬼道中受苦，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目连十分伤心，于是用钵盛饭，想送给母亲吃，但是饭刚送到他母亲手中，尚未入口即化为灰烬。目连无奈，哭着请求佛祖帮助救救他的母亲。佛祖说：“你母亲罪孽深重，你一人是救不了的，要靠十方僧众的道力才行，你要在七月十五日众僧结夏安居修行圆满的日子里，敬设盛大的孟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众僧，依靠他们的感神道力，才能救出你的母亲。”目连照佛祖的指点去做，他的母亲真的脱离了饿鬼道。佛祖还说：“今后凡佛弟子行慈孝时，都可于七月十五日佛自恣（舒服）时，佛喜欢日，备办百味饮食，广设盂兰盆供，供养众僧，这样做既可为在生父母添福添寿，又可为已逝的父母离开苦海，得到快乐，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到了西晋，《盂兰盆经》被译成汉文，因为它所提倡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和我国儒家传统的孝顺父母的思想大致相同，所以受到君王的赞扬和重视，并在我国广为流传。自梁武帝在南方创设盂兰盆会后，已成为一种习俗，规模有增无减。唐代宗李豫每逢七月十五日，都要在宫中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城中的寺院也要备办供品，陈列于佛像之前，十分虔诚。
宋、元年间，七月十五这一天已演变为民间的祭祖日，家家祭祖亡亲，并且盛行放河灯超度孤魂野鬼活动。到了清代，对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祭祀活动，更为重视，各地寺、院、庵、观普遍举行盂兰盆会，并在街巷设高台诵经念文，作水陆道畅，演《目连救母》戏，有的还有舞狮、杂耍等活动，夜晚还把扎糊的大小纸船，放入水中，点火焚化，同时还点放河灯，称之谓“慈航普渡”，十分热闹。除外，当时各家各户，都要在门外路旁烧纸钱，以祀野鬼。
时至今日，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天，我国仍有许多地方，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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