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风云和新中国两次对外战争。_派派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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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争] 将帅风云和新中国两次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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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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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
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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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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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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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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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聂荣臻


共和国十位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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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生
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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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
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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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
许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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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
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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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
谭政



陈毅
 
(1909-1972)
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
土革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公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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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1898-1974)
原名彭德华。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一六年入湘军。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 (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员),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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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1892-1986)
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国共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九三0 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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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
(1896-1969)
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 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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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1901-1991)
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十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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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1886-1976)
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一九0 九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二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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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1897-1986)
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一九一七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三0 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一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内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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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1906-1971)
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衩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居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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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
(1902-1963)
为了拯救革命, 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 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熗,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当时, 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 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 第3, 第6, 军各一部, 总共三千多人。在南昌地区, 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 叶挺领导的第20军; 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 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 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 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七月二十七日, 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委会决定于七月三十日举行起义, 并成立军事领导机关--起义总指挥部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 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 阻挠起义,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 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 毅然决定起义。
八月一日,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承等的领导下, 北伐军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全歼驻在南昌的敌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 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主力, 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 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同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段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段,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汪精卫调朱培德的第3、第9两军主力向南昌急进,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蔡迁锴的第10师到达进贤李家渡时叛变,率部开往浙江。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乘船赶到九江被张发奎扣留,分校党代表陈毅化装南下,在临川追上起义军,被派到第25师第73团任党代表。这时,蒋介石急令留守两广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向江西、湖南南部前进,准备截击南下的起义军。起义部队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敌军黄绍宏、钱大钧等部的拦阻后,变更经寻邬(今寻乌)出梅县的原定路线,改由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三河坝、潮州、汕头地区。朱德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周逸群率第3师留守潮、汕。经两次分兵,主力仅剩六千人转兵西进,打算会合海丰、陆丰农军,相机夺取惠州。在汤坑地区,与敌薛岳等部激战,打成对峙,撤至揭阳,于十月三日,在流沙镇与我从汕头撤出的部队和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在撤离汕头之前,党中央派张太雷前来,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退往海丰、陆丰作长期斗争。当日下午,主力部队进至乌石山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激战,遭受失败,仅第24师余部一千三百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同当时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 师,继续革命斗争。留守三河坝的我军与敌黄绍宏部激战三昼夜后,保留下来的武装与我从潮州突围的少数部队于铙平会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南、赣南,进到了粤北的韶关地区,于翌年一月举行了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管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肥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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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1902-)
四川省江津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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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1907-1984)
湖南省会同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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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
湖南省长沙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零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斯,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区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评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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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
(1892--1974)
原名谭世铭。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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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
(1905-1974)
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正当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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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
(1906-1978)
四川省南充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汉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整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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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
(1903-1961)
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
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奖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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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1900-1970)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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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
(1892--1974)
湖南省永兴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代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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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
(1908-1969)
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三二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0 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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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
(1892--1974)
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民族英雄谱
岳飞
(1103
——1142)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贫苦农民出身。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旋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南下投张浚部,逐渐成为南宋重要抗金将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获高宗赐与“精忠岳飞”锦旗。绍兴四年(1134年),大破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绍兴五年(1135年)率部镇压杨么起义。后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晋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1138年)底,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反对高宗、秦桧的议和。绍兴十年(1140年)郾城(今河南境)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但由于高宗、秦桧执意求和,于同年秋被迫退兵,回临安(今浙江,南宋首都)后即被解除兵权,接着被诬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1年1月27日),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秦桧以“莫须有(意:也许有吧)”的罪名杀害,年仅39岁。孝宗即位后,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有《岳武穆遗文》。所作《满江红》诗,为世所传颂。

赵一曼
(1905-1935)
  四川宜宾人。1926年入党。曾去苏联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女委员,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后任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1935年7月,与日军战斗中受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8月2日在珠河(今并入黑龙江尚志)被杀害。时年三十岁。

戚继光
(1528
—1587)
    字元敬,号南塘。东牟(今山东牟平)人。将门出身,熟谙兵法,胸怀大志。初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后调入浙江防倭,镇守宁波、绍兴、台州等府。他见官兵素质不良,战斗力弱,遂至金华义乌组成以农民、矿工为主体的新军,这支新军成为抗倭(指日本海盗,屡次骚扰我国沿海)的劲旅。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年),获台州大捷,升任总兵。后转战闽粤,屡战屡胜。最终扫灭倭患。穆宗隆庆初年,被调往北方,镇守蓟州。在16年的驻守中,训练边兵,整饬边防,卓有成效。著有《纪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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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
(1624—1662)
  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因南明隆武帝赐姓朱,故号“国姓爷”。永历帝时封延平郡王。隆武二年(1646年)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曾在南澳(今属广东)起兵,从事抗清活动。后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粤、江、浙等地。
永历十三年(1659)年与张煌言合兵,进入长江围攻南京。误信清总督郎佐廷奸计,在南京城外战败,被迫撤退。当时台湾为荷兰殖民者所占,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永历十五年(1661)年,他亲率军二万五千、船舰数百艘,向台湾进军。在台湾人民的有力支援下,于台湾禾寮(在今台南境)登陆,围攻荷兰总督所在地赤嵌城(今台南),并围困荷军重要据点台湾城(今安平),击溃敌人从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兵。清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被迫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他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推行屯田,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同年五月八日,郑成功因病逝世于台湾,年仅38岁。1962年,为纪念收复台湾三百周年,人民政府在郑氏祠堂修建了“石井(原名延平村,为郑成功故里)郑成功纪念馆”。

方志敏
(1900
——1935)
  江西戈阳人。1923年入党。1928年领导横峰、戈阳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后任省委书记、司令员、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4年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五岁。遗著《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为后人传颂。

吉鸿昌
(1895--1934)
    河南扶沟人。原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联合冯玉祥等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失利后到天津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24日在北平临刑前,将军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喝令特务搬来椅子,挺胸傲坐,命令刽子手“到前面开熗”,表示一生光明正大,……慷慨就义。时年三十九岁。



杨靖宇

(1905——1940)

    河南确山人。1927年入党。1929年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后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率部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畔。在日寇重重包围之中,吃草根,嚼树皮,饮雪水,坚持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孤身奋战五昼夜,不幸身负重伤,于1940年2月23日牺牲。时年三十五岁。当时日军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里全是草,使敌人惊叹不已。









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朝鲜、越南等国的反动势力, 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遣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播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


    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各行政区、省市先后成立分会或将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抗美援朝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4日至11日,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1月27日,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举行联席会议,于12月1日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新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电文,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更加普及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1951年1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到5月30日,全国人民就捐款1186亿余元,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4月初到5月中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分赴朝鲜各地,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及群众。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捐献飞机、大炮。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各界同胞积极捐献。到9月25日为止,共捐献飞机2481架,捐款入库的达9970亿元。

     

      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后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25万人。


      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2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美军撒布细菌罪行。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为了战胜美国的细菌武器,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美国的细菌战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细菌战”遭到失败。


      1952年6月23日,美国侵朝空军大规模轰炸了中国境内的鸭绿江水电厂。7月11日,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和平城市平壤进行轰炸扫射。中国各地掀起了抗议声讨活动,揭露和抗议美国这一暴行。美国企图阻挠中朝战俘全部遣返,并对其俘获的中朝人员施行极其野蛮的摧残和迫害,引起了中朝人民的极大愤慨。1952年2月至10月,《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和声明,揭露和谴责美军迫害战俘的罪行。全国人民也积极掀起了抗议活动,要求全部释放战俘。


    美国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共歼敌百余万人,其中美军39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 ,团职干部200多名。


    烈士当中,有抱炸药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熗眼视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捐躯开路的许家朋,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占元,有卧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有抢修桥梁保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有战终日、歼顽敌、屡建战功的杨春增,有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

  在朝鲜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五湖四海。

  邱少云 黄继光 杨根思 罗盛教 毛岸英等。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5万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此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退却。10月1日,美伪军越过三八线,随后侵占平壤,并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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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


  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多人。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 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后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挠募竟ナ茢,接着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掺噬闭绤,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25万人。


    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美军于1952年10月14日发动了上甘岭战役。美军先后投入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千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44天的激战中,美军向上甘岭发射了200万发炮弹和5千枚炸弹,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志愿军战士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此战役志愿军歼敌2.7万人。1953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两次进攻性作战,歼敌4万余人。7月13日,中朝人民军队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国际压力,不得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朝中方面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国并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制造借口拖延和破坏谈判;另一方面不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近半数的兵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等各种军事手段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但是美国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在朝中两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彻底失败了。


    美国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 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毙伤俘敌军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224多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中国志愿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8万人中共有36万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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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朝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战争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一次直接的军事较量。它揭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巩固和增强了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国防力量,显示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和世界声望。抗美援朝战争是当时东西两大集团对抗的第一次地区性热战,也是此后40年全球冷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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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战争

【背景】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一、 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著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场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和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视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著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熗、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土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有著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学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20多年后,于1938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模模的不光彩勾当来,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年印刷的标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失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心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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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著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著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2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 此贴被夏恋天使在2010-11-30 22:28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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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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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内阁元老
争取半年回完周年礼
举报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11-27 0

占楼放个歌可以吧
[ 此贴被面团三少在2010-11-27 18:48重新编辑 ]


灬千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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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内阁元老
倾力而为。
举报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12-01 0
已审。不错的帖子。。夏夏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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