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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一群鬼影
关东军从成立开始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清廷退位后，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清遗老梦想着在祖地复辟祖业。这与日本政府想把东北割裂出中国的企图不谋而合。于是，关东军开始了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带有侵略意图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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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耆的幕后运作下，蒙古叛匪巴布扎布招募起一支军队，这支部队的钱粮武器都是关东军提供的。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向日本提出抗议。关东军向外公开发表声明说：此事与关东军无关。可是不久，关东军就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支部队进犯奉天，被张作霖的部队打得无处可逃，巴布扎布只好带着残部躲到了满铁附属地去。这种情形下，关东军再也无法伪装，只好出兵，保护着巴布扎布逃出奉天。
关东军可以说是中国黑土地上的一群鬼影，这支部队里盛产阴谋家，像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都是在关东军里起家的。从1919年成立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断地制造阴谋制造事端。像策动“满蒙独立”、挑起“宽城子事件”、“万宝山事件”、“南岭事件”，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等等，关东军扮演的都是主谋的角色。
在侵占东北后，关东军又将侵略的黑手伸向了关内。“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关东军派人“保护”汤玉麟在沈阳的亲属和财物，随之宣布由汤玉麟主持热河政权，为其五个伪省政权之一。伪满洲国成立后，又宣布汤为伪参议府副议长、热河省长兼热河军管区司令官。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指使汤昔日盟兄、伪满政权的张景惠、张海鹏派人前去“问候”。但汤玉麟采取骑墙策略，静观事态发展。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汤玉麟的敷衍令关东军非常不满，马上调兵遣将，做好入侵热河的准备。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挑起了“山海关事件”。关东军故伎重演，先是宣称一个日本士兵被来自长城上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接着，关东军一列装甲列车冲过铁路隧道，从车中涌出大量步兵，把内装炸药的铁皮罐头，分别投掷到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岗哨所在地。“爆炸案”发生后，关东军贼喊捉贼，诬蔑是中国军队所为，遂提出无耻要求，其中竟有一条是要中国守军退出山海关。遭到拒绝后，关东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山海关，拉开了进攻热河的序幕。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热河主战场指挥官张作相还未弄清楚情况，便遭到日军的进攻。张作相仓促应战，屡屡失利。汤玉麟更是心无斗志，在关东军的闪电追击之下，溃不成军。而关东军则所向披靡，24日占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赤峰、凌源。 3月3日下午，关东军一部乘汽车向汤玉麟老巢——承德进击。汤玉麟闻讯后，惊慌失措，承德城内一片混乱。主将心中怯意已起，部队更无斗志，于是不战而败，汤玉麟弃城而走，退入察哈尔。关东军以128人先遣队轻松地袭占了热河首府——承德。
四岁的小女孩就这样被毒死
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关东军在东北各地设立了惨无人道的矫正院，只要被怀疑有罪都被关进矫正院。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大批的中国人在矫正院里死去。
早在20年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就提出用细菌武器征服中国的设想。关东军是把这一设想变为现实的积极实施者。1935年，根据天皇的密令，由细菌战争的积极鼓吹者石井四郎主持成立对外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秘密部队，即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
石井四郎原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后投效于日本陆军。不久被派往德国研究细菌武器，回国后就成为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在他看来，中国人多地广，光靠军队费时费力，还不如用微生物制造细菌武器，既省钱、杀伤力又大，是战争的可靠武器。他的这些谬论，得到关东军的大力支持。
731部队成立后在东北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使用人体实验，大量残杀中国人民，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据关东军被俘人员交代，为了试验一种新式毒气的效果，关东军曾将中国的母女二人关在一间透明的玻璃房里。小女孩只有四岁左右，就在毒气渗入的一瞬间，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脑袋，瞪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向四周张望，好像在问，这里怎么了？母亲惊叫一声，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好像这样就能使孩子免受毒气的残害。然而，剧烈的毒气很快将母女俩毒死。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之中，还死命抱着孩子不放。
除了毒气试验，731部队还实行了“真空环境实验”。这是为了测量在真空中人体抵抗限度的试验。原 731部队一名队员是这样揭露的:“有一次，我看见在一个实验室里，关着一个中国青年。他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室内逐渐变成了真空，缺氧使他难以忍受，他用双手抓着前胸，血顺着伤痕迅速流了出来。他挣扎着……16毫米摄影机自动摄下了全部情景。 ”“野外活人细菌实验”是731部队的又一项重要罪恶实验。 1943年夏的一天，在一个秘密实验场，731部队的人把中国受害者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以观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人烧死。 1943年末，在安达靶场，有10个人被并排绑在每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在距离50米以外的地方，借助电流爆炸一颗开花弹，使被实验的人在被炸伤的同时，受炭疽热菌的传染。不几天，这些人全部感染死去。
老一辈的东北人都还记得，1945年春天，关东军以569部队的名义，强迫群众捕田鼠30万只。许多学校的学生不得不停止上课，终日在野外捕捉田鼠。正当天真的孩子们在田野上欢笑着捉田鼠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这些田鼠是用来培养鼠疫菌苗杀他们的!
用活人做实验，残害中国军民
1949年12月，关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审判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受审的12名侵华日军细菌战战犯交待：在被送往第731和第100部队当作“木头”(日军把细菌实验的受害者称作“受实验的材料”，日文读作“马鲁大”，意为“剥了皮的原木”）的人中，既有中国的抗日志士和爱国者，也有苏联的红军官兵、情报人员和白俄家属，更多的是普通中国百姓。凡是被送进日军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监狱后用做活体实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
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根植于其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民族歧视。在实验中，曾有数以万计的中国“马鲁大”被残害致死，但日本人却无动于衷，反而对死去的马和鸽子格外牵挂，立了“马魂碑”、“鸽魂碑”以作纪念。在位于沈阳的南满医科大学，在用中国人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的同时，日本人竟为在实验中死去的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建了个“群灵碑”，而那些“木头”的最终归宿，只有731部队为他们准备的焚尸炉。
细菌战罪犯冈本班回忆，在他们的“木头”中有名妇女被传说是中国某抗日将领的夫人。她在监狱中生了个孩子。
当她被送到解剖台前时，曾用悲伤的语气哀求道：“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可爱的孩子……”不管她如何哀求，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还是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中国人一旦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就很有可能被送到细菌部队当作实验对象。在被输送到细菌部队的途中，他们被关在闷罐车里，戴着手铐、脚镣，受尽折磨。曾参加运送“木头”的原日本宪兵军官阴地茂一回忆说：1943年，他参与押送了两名中国“犯人”。在押送过程中，两个人的双手都被铐上了，而且，两个人的鞋子又都丢了，在押送时只能光着脚走路。当时天很冷，阴地茂一还想“天这么冷，这两个人没鞋穿可怎么办？”但负责押运的山口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早晚都得死。”
在中国战场，日军多次组织远征队，将染有鼠疫等细菌的跳蚤和食品，用飞机在中原和江南、福建一带广泛散播。据材料记载，日军的这一残暴行径，曾在浙江宁波、金华、衢州，湖南常德等地引发疫病，导致许多无辜百姓惨死。1943年秋，侵华日军实施了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而这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争期间，日军批量“生产”的细菌竟然以公斤计量。据专家统计，假如731部队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起作用的话，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 （综合袁长弓和人民日报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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