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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战，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曾经是两军战斗的主要战法，战车兵是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战车和其附属的徒步的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而计算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为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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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部队的组成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使用驾马的战车作战，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是还有待学术界继续探讨的课题。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中，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那是指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和车御，故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此后，据估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见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一书所记。不过汉初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殷本纪〉时，并未采纳这一说法。从目前中国大陆的田野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在相当于夏代的遗址中发现过有关车子的任何遗物。在商代早期的遗址内，也还没有发掘到马车。考古发掘中获得的马车实物，目前所知都是商代晚期的，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那里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
已发掘出土的晚商车子，都是以马拖驾的木制车子，有的车上或车旁放有兵器和箭箙，更表明是可用于作战的战车。甲骨文中也不乏用车的记载，有力地证明商代晚期军中早已使用驾马的战车。殆至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者，有车四千乘之多。
战车部队的主要人员是战车上的乘员，通常在一乘战车上有三个乘员，其中一个专门负责驾御辕马，他在车上的位置是在车子中央，称为「御」。由于西周以后战车多驾四匹马，中间的两匹在车辕左右用轭驾在辕前的衡上，称为「服马」，牠们各在辔头左右结系一条辔（缰绳）。另外两匹马分别在左右外侧，称为「骖马」，牠们并不驾在衡上，而是套绳（称为「靳」）和吊环结系在舆底，牠们各在辔头的外侧结系一条辔。因此，车御要用双手执着这六条辔驾马御车，所以《诗‧秦风‧驷驖》有「驷驖孔阜，六辔在手」的诗句。
秦始皇陵侧俑坑出土的御车俑，都是双手向前呈执握的姿态，自然就是当时战车上御车者的真实写照，能够精通双手握六辔驾御四匹马，拖驾笨重的木制战车作各种战术动作，并非易事。所以当年孔夫子教授学生的「六艺」中，「御」是其中之一，并且排列在「书」、「数」之前，是「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在御的右边的乘员，称为「车右」，他应是三个乘员中最孔武有力者，专门负责在两车错毂格斗时用长柄的矛、戟等兵器杀伤对方乘员。而在战车遇到障碍，需要跳下车去推车时，也是车右的任务。位置在御的左边的乘员，称为「车左」，通常他的任务是用弓矢射杀敌人。如果主将在战车上，他就站在车左的位置，那时车上就要设置供他指挥进军的鼓，以及退军的金。也有时国君乘坐的车增加一个乘员，四人共乘一车，但这是很少见的。那时国君的位置居中，御偏在他左侧，而车右和车左的位置依旧，分别站在右外侧和左外侧。
在商周时期，车上战士的身分起码是「士」，都是有身分的人。当时一乘战车(三个乘员) 就是一个战斗单位，在车后还要配置一定数量的徒步的兵卒，兵卒的身份很低，有的就是奴隶。徒兵的数目最初大约十人左右，《禹鼎》铭文中有「戎车百乘，徒千」的记述，正好是一乘车配有十名徒兵。后来随着战争的规模扩大，兵车增多，车后徒兵数量也有增加，有时多到七十二人。
兵器装备和战法
为了保护战车兵的安全，他们都装备有厚重的皮甲冑，也有的装备了青铜的冑和铠甲。由于站在车上作战，不必考虑行走奔跑的方便，因此战车兵的皮甲的甲裙较长，可以遮护到膝盖以下。有时还有高竖的甲领，以保护脖颈。除甲冑外，还有较大的盾牌，通常是木胎外蒙皮革，或由多层皮革制成，外表髹漆绘彩，有的镶嵌青铜甲以增强防护能力。驾车的辕马也披有厚重的皮马甲，头套皮马冑，有的还蒙以虎皮，更显威猛。木制的车箱(舆)表面有的也钉镶青铜护甲，或在轴头装有长刺。
战车兵的远射兵器是弓矢，格斗兵器都是长柄的，都插放在车上，可以多件成一组，使用时随具体情况选取，通常称为车战五兵，有戈、殳、车戟、酋矛、夷矛，它们的长度一件比一件长，由六尺六寸到二十四尺。此外，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在马伤车毁时用来卫体护身，也装备短柄的兵器如剑，乃至更短小的匕首。
至于战车后随的徒兵，则一般没有护体的甲冑，只有戈和盾牌，或远射的弓矢。
战车作战，相距较远时以弓矢对射。两车逼近，必须错车格斗。因为当时木制战车十分笨重，一乘车至少宽三公尺，前面驾上四匹马，全长也约有三公尺。两车如迎头驶来，相间隔有两匹马长度的距离，两车箱前沿至少在四公尺以上，最长的格斗兵器也无法触及对方，何况双方的八匹马如缠结在一起，就两败俱伤了。所以双方只有两车相错才能格斗，当时错车有共同遵守的规矩，也就是都以己车右侧去错迎对方来车的右侧，这也是车右司以长柄兵器格斗的原因。
由于战车笨重，驾御困难，因此当排列好战斗队形后，临阵变换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车体长、面积大，加以殷周时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较难作大纵深配置，也无法采用纵队的队形，通常是采用一线横列作战。如果配置第二线兵力，则把后列战车排在相当于前列两车的缝隙处，以发挥弓矢威力，而不会误伤己方前列战车的乘员。除横排列阵外，常用的队形还有斜列的队形，同样是后列的车在前列车的缝隙处。一般情况下，两军列好阵形，击鼓进军，远处以弓矢对射，近而错毂搏斗，一方败退，一方追击，战斗即结束。所以《左传》中所记的大部分车战，战前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接战后多仅一日即分胜负。《楚辞‧国殇》正是极生动地叙述了一场车战的全部过程：从远距离弓矢对射开始，经错毂战斗，到车毁马伤，系马埋轮死拚，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车战的目的和程序
车战的最高目的，是消灭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如周武王灭商之战。但是在车战最盛的春秋时期，主要是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的。那时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开始时强大的诸侯多打着尊周王的大旗，以成霸主地位，并不以灭国夺地为目的，胜者常以缔盟成为霸主为目的。随着诸侯争霸的发展，大国国力日强，遂渐拋弃尊王的旗帜，终于从缔盟称霸走向灭国夺地，兼并弱小。动员的兵力日多，一次战斗使用的战车从几百乘发展到几千乘，战场纵深加大，时间延长，由过去单一战场的一次交战决定胜负，发展到在几个作战阶段中进行反复较量，经过不同地点的多次战斗，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场车战中，由于当时诸侯思想观念深受礼制约束，还有宗法迷信等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战前首先要进行祭祀占卜，然后召集全军及加盟的友军举行誓师礼，由国君或最高统帅历数自己承天命，如何正确，对方逆天命，如何残暴无道。再约束部队，严明纪律。流传至今的著名誓辞，有周武王灭商前在牧野所作的〈牧誓〉，收录于《尚书》之中。
两军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到对方请战，例如晋、齐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作答，先讲晋与鲁、卫是兄弟之国，故来援助，最后说：「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用这样客气的外交词令，最后决定第二天早晨决战。
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以鼓舞自己军中士气，挫对方士气。也如晋、齐之战前，齐使请战后，齐国的勇士高国乘战车冲入晋军，用大石投掷晋军，并擒获晋军，夺其战车，将车系在齐国营垒前的桑根上，并大呼「欲勇者贾余余勇！」（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以激励齐军。正式开战前，两军先要摆好阵式，所谓「不鼓不成列」，然后才堂堂正正地展开战斗。战胜以后，又要祭祀，迫败者盟誓，回国献俘，在春秋初还有时将战利品和俘虏献给周王。就是在战斗中，敌对双方的将士有时也互讲礼貌，例如泌之战前，楚将许伯去向晋军挑战，他的战车上以乐伯为御，摄叔为右。单车去晋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并抓了俘虏。当往回走时，晋军追赶，由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晋人两角都不得进。这时他们只剩下一支箭了，晋国的鲍癸又从后追来。正好有一只麋鹿出现在面前，乐伯一箭正射中麋背，然后由摄叔下车捧着麋鹿献给鲍癸，并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由于今年还不到时令，应当奉献的禽兽还没有来，谨把牠奉献给您的随从作为膳食。）鲍癸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就阻止自己的部下再追击，于是乐伯三人安然回归。
车战的衰落
驷马战车虽然称雄于商末至周朝，但是它本身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首先是车体笨重，全车只靠榫卯结合及皮条缚绑，容易损坏。同时驾御困难，御者靠双手执六辔，要靠专门训练。笨重的战车只能选择空旷平坦的原野，才能发挥威力，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就无用武之地了。甚至田中种庄稼的田陇走向都对战车的行进有影响，所以战胜国常要战败一方改变田陇走向，以利其以后再次出兵时便于行进。在战斗中，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俘获的事例。
但是上述缺点还不足以使战车遭到淘汰。战车开始衰落，正是新兴的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之时。同时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弩的使用，也对战车极为不利。因此到秦统一后，战车已趋衰落。等到西汉时为了对付匈奴骑兵，大量使用骑兵以后，单辕驷马战车就彻底失去商周时作为军队主力兵种的地位，最终遭淘汰，退出战争舞台。
典型的战例——城濮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六三二年的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典型的大规模车战的战例。
城濮战时，晋军投入的兵力有战车七百乘，兵器装备齐全，分为三军：中军统帅是原轸(先轸)，以郄溱为副，所统领的以晋的公族为主，为全军主力；上军以狐毛为将，狐偃佐之；下军以栾枝为将，胥臣佐之。晋侯在中军，他乘的战车由荀林父御车，以魏为车右。晋军的同盟军有来自宋、齐、秦诸国的军队，齐军由国归父、崔夭统领，秦军由小子懲沉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