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F0000][size=6][b]两宋时期 [/b][/size][/color]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b]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 [/b]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b]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 [/b]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佑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b]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 [/b]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b]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b]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它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b]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b]
《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熗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color=#FF0000][b][size=6]辽夏金元[/size][/b][/color]
辽、西夏、金及蒙古诸族，都长于骑射，实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建国后也征用汉族及其它民族为兵，实行征兵制为基础的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称为军户。
[b]一、正骨金镞科的独立[/b]
宋代医学中与军事医学有关者，为“疮肿兼伤折”、“金疮兼书禁”两科。金代继承了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镞”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疮肿”及“祝由书禁”分开，三科并立。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段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宋、辽、西夏、金、元之间相互兼并，更有甚者，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欧亚，战争中多伤亡，必将促进战伤外科临证医学的发展。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在战争时经常发生骨折损伤及箭伤，元代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很明显地是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
[b]二、士兵的选择 [/b]
契丹、西夏、女真与蒙古，均以北方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生长鞍马，多为骑兵。人民每日逐猎，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可以尽着军籍。
金代对士兵的选择已有规定。据《金史•兵志》载：“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谓之等杖，取身与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娴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金代军制，每25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千户”猛安为千户长），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之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补试之”。可见金代继承了宋代的选试办法，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艺已很重视。
[b] 三、伤病员的医疗 [/b]
元代军中有医工从征，他们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赋税的优待。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诏从军医工止复其妻子，户如故”，金元著名的医家如张从正及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一书中，曾记载他在宪宗余年（1258）从征扬州时，治疗被俘宋军中流行的传染时气。大德元年(1297)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中书省议：诸翼屯戍军人，果有残病者，合于本名应请月粮内，减半支付新米粥养病。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规定病军除月粮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饮，将养病军。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诏和林、甘肃、云南、四川、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镇守新附军人，除常例外，今岁量赐衣装，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患病者官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各处正官亲临提调，毋致夫所。延佑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病者官结医药，死者给烧埋。
元代对战伤的救护也有其独特的经验。如《元史》载布智儿、郭宝玉、李庭等中箭及炮伤重，均剖牛腹置热血中而苏醒；张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饮之而生。《蒙古秘史)等文献，还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止血术治流血伤口，用蒸汽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及用热血浸疗治愈而伤等。
[color=#FF0000][b][size=6]明代[/size][/b][/color]
明代兵制与前代不同，一是参酌历代兵制的利弊加以变通，建立了卫所制。根据地理位置、险要程度与设防需要，置卫或所。卫所均有固定防区，筑城置堡，大抵一府者设所，联几府者设卫。各省区设都指挥使以统辖卫所。又于险隘处设巡检司，全国军士均编置于卫所中。二是组建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力与机动结合的战车部队及由步、骑、炮、车合成编组的新京营，使火器的杀伤作用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明代陆军，除步、骑两个传统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兵种，水军也较前代进步，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b] (一)京军及内地卫所的军医 [/b]
《大明汇典•太医院》载，京军中的医官、医士由太医院派遣。
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三大营(五军、神机和神枢营)，平均17300人中有医官或医士1人。景泰间(1450～1456)于谦设十团营，平均万人有医生1名。内地卫所也有军医编制、金幼孜《北征录》说，有毒药将，由善修合药饵的人充任；医人将，由善医治病的人充任；医马将，招善医马病的人充当。说明军队已有司药、军医和兽医编制。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戚家军中有医士2名，医兽1名。《练兵实纪》载，在骑兵、步兵及车兵中均有医士1名。
可见，明代军医编制人数不多，可能是太医院只规定了医官和医士员额，不包括医生在内。因当时医生地位尚不及士兵，所以没有记载。
[b](二)边境卫所中的军医 [/b]
明代由于常与蒙古、后金(清)等民族发生战争，沿边关一带设置了卫所14处，每处由太医院派医士1或2人担任医疗。约1120～5600人中有医士1名。如军中缺医，可由总兵或巡抚奏请，由太医院拔用。
[b](三)海军军医[/b]
明代沿海边防也采用卫所制度。每卫官兵5600人，设指挥1人统领，卫下设千户所5个，每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0个，每百户所有官兵112人，设百户1员，卫所设有医士1名，战船上是否有医生，未见记载。
郑和、张谦等带兵出使西洋时，随船带有医官、医士，平均150人中有医士1名，即每船有医士3名，民医数字未则己载，若计入医生人数应超过180人。
[b] (四)军队医疗工作制度 [/b]
[i]1、报病制度[/i]
《练兵实纪》卷2载：“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径赴本营将官及主将处报知，遣医看病形轻重”。“见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实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这是平时疾病上报制度。
《纪效新书》载：“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遇在客戌，本府亲诣抚视”。可能说的是在住地方部队的报病制度。
[i]2、行营及野营医疗制度[/i]
《练兵实纪》中规定：行营时“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痊即遣付本营。该地方先具痊屙结状申查。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沦；若有死于行军所在者，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事后再来取回”。《纪效新书》对此所载较简单，“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i]3、关于战争伤亡的申报制度 [/i]
练兵实纪》规定，战伤与战死分别申报。报战伤。“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造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在手足间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报战死。“凡亡者另开手本。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对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i]4、关于战伤抢救的规定[/i]
戚继光规定，不准在战场上停下战斗去抢救伤员。告诫伤员勿呻吟，并令战士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实则，待杀贼归来，重伤员特别是重要脏器损伤及大血管破裂者，多已失去抢救时机，即使能得到抢救者，也不易治愈。故多数得到抢救者俱为轻伤员，这是当时条件不得不如此规定。
[i]5、对忽视士卒健康官员的处罚规定[/i]
据《大明汇典》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凡守卫士兵当值时，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归营所，请医调治。若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镇九十，百户住俸一月，其病食钱带去。兄军士在镇守处、丁夫杂匠在工役之所有疾者，当该官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仗八十。若已行移所司，而不差拨良医，及不给对症药饵医治者，罪同。
[b](五)军队医生的训练 [/b]
由于军医缺乏。不少将领要求在卫所设立医学，培养军医，解决军队医疗问题。 景泰五年(1454)，因山西右参政叶盛奉请，命太医院选派熟谙方脉医士1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术，每年更代一次。 成化十六年(1480)，陕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因医药缺乏，疾疫无法治疗，奉请当地市政司各立医学1所，选精通医术者，教授军余子弟。经获准，才有专门训练军医的学校。
[b] (六)军中药物供应 [/b]
明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军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南京各营应用的药物，除拨医士随病供应外，嘉靖十年(1531)于各营设置药局，南京礼部督同太医院，选精通艺业医士1人，在药局工作。三年无过，授予冠带医士，九年后送吏部诠叙，署任吏目，仍在惠军药局。各局药材，均由南京礼部行，太医院解发。各府州县所设惠民药局，除治疗贫民外，还治疗军士，免费供药。遇疾疫流行，朝廷派员往军中施药。但并非经常制度
[b](七)火药灼伤的治疗 [/b]
宋元以后，火药使用渐广，有人将火药与毒药混合制成武器，发挥二者结合的杀伤力。对这种火伤的疗法，明初军医著作中也有反映，十四世纪的《金疮秘传禁方》载火药神效方二首。一用蛤蛎壳炙黄研粉、香油调敷；一用白芨、自蔹、广丹、寒水石、黄柏为末搽敷，是治疗火药灼伤的最早方剂。《行军方便方》演化为用冰片、四香等烧研蚌壳为粉，以治火药伤。
[color=#FF0000][b][size=6]清代[/size][/b][/color]
清代有陆军、水师两个军种。陆军有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八旗兵由于骑兵多，以骑射为特点，因之盔甲、弓箭及所佩刀为各营经常使用的战守武器。除大炮自明末以来吸取西法制造外，其它刀熗矛箭，都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旧传。清代前、中期在武器上实无多大特殊之处。
[b]一、部队军医的派遣 [/b]
在鸦片战争前，清沿袭明代的制度，军医也由太医院派遣。如果军队需要医生时，由礼部选派两名医生乘驿前往，并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也有奉特旨前住部队的。总之，清代在新军成立以前，军队中似无固定的军医名额。遇有将士患病，多系临时奏请派遣，据《东华录》的记载，从乾隆以至光绪朝，一般高级将领负伤或疾病时，如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派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治，或至附近城市与省城就医，藉资坐镇；如病情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调治。
至于战士则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时，由太医院配发时症药物及急救药品。如痧药、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其余受伤患病兵丁，战时在营调养，战后则遣回治疗。这样，在军队中既无固定军医，又无经常卫生设施，只是临时应付，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防疫问题，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无策。如湘军与太平军之战，鲍超一军病者6670人，死者数千，溃不成军，就是很好的证明。
[b] 二、对渎职医官及官员的处分 [/b]
因为军医随军作战比较辛苦，一般医生多不愿充任而雇人代替。《大清会典•太医院》规定：随征医官，如果私自以庸医充代的，必须治罪。还规定凡军士在镇守地方患病，镇守官不备文请求医治的，笞四十；因而致死的，杖八十，若该省部门，不差拨良医，或不治对症医治者，同样冶罪。
[b] 三、对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预防 [/b]
在严寒酷暑中行军，常易发生冻伤或中暑，所以在各家兵书中，对如何预防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发生多有记载。如《揭子战书•暑战》中即提出：“暑气能生疾疫，毋使久暴日中，为日暴则常饵辟暑药而疾战敌。为日暴当竣日盛，盔甲烙手，乃出。盖寒瘃则阳气衰，暑盛则阳气痿，力靡可克也，”又如“乘雪而袭，因雪而捣，皆乱不疑，必万有胜理，乃出也。……军宜聚处，饵热性之物，及热钦食而后行，不当数出，令受风寒；不然，寒甚倒人之血脉，在北地人有指堕体僵，颠殒不支者，可不畏哉！”
[b] 四、对火器伤的治疗 [/b]
明季从西洋输入佛郎机大炮，尔后，又有鸟熗、手铳等。其余伤力视冷兵器倍增，成为当时军医所遭遇的新课题。他们对大炮所伤，束手无策，仅对于弹创伤稍有处置办法。但其治疗原则仍与过去治箭头入肉不出相同。明末清初的赵吉士(1628～1706年)所撰《寄园寄所寄•驱睡寄》引《客中闲集》说：“刘荐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苋菜与沙糖涂之，能出箭头与铅炮子”。至乾隆时，曾恒德《洗冤录表》用南瓜瓤敷贴创口，使肉里熗子自出方，以及后来《军中医方备要》等书，仍旧将治疗箭镞不出的医方，移作治疗子弹不出的创伤之用。
至于用物理方法以灌取夹在肉内的熗弹，则在清初《调燮类篇》的“方抄类”中，已载有“沿取铅子陷肉不出方”，如“铅子入内者，用水银从伤处灌入，则铅随水银而出”，《军中医方备要》及《行军方便方》等书也用此法。此法系利用高比重的液体性水银浮出铅弹，其构思是合理的，但如不能及时挤出弹道内的水银，可能引起毒害。
其后，曾恒德《洗冤录表》载：“熗子伤人着肉里者，以大吸铁石吸子，其子自出”，《军中医方备要》诸书，也有此说，但对铜子就没有办法，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此法首见于《军中医方备要》，在“中熗炮伤”条中说：“苦铜子难出，必用利刀割而取之，取尽方无患，再用童便洗伤处，洗净敷药，外用太乙膏护之”，该书还载有服用麻醉药以开取子弹的办法，所用有川乌、草乌、闹洋花等，至于用内服药以治子弹在内不出之方，不过是将金创常用药，以治疗熗炮伤而已。
[b][size=6][color=#FF0000]综述[/color][/size][/b]
总之，我国古代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多以拳脚及刀熗而箭戟取胜，在治疗上以金创折疡为主。因此，古代军事医学很少专门著作，而附载于伤科之中，宋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熗炮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实百十倍于刀箭时代，但在1840年以前，熗炮的应用不多，因此，在古代军事医学上，其疗法仍与冷兵器伤的内容相似。虽然在手术、麻醉、用药及治疗技术上，比前代有所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当时军事医学的需要。
甲骑是军队的核心。骑兵披甲戴胃，马也用甲铠保护。重装骑兵的武器，远战用弓弩，近战用矛戟刀剑，特别马刀是最重要的格斗兵器，故战仍以刀箭伤为主。
[b] 一、军医的设立 [/b]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b]二、士卒的体检[/b]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b]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b]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b]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b]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b]五、 军医机构[/b]
军医制度始于有脱离人民而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当古代奴隶制度国家形成和随之出现常备军的时候，军队医疗保健和救护伤病员的组织措施就开始产生，并且在军队卫勤保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对军事医学的情况记载较少，据现存所知的文献，类似军医院组织的机构，大概有以下几种：
[u][backcolor=#CCCCCC]后方临时伤兵医院[/backcolor][/u]
春秋占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并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各诸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候争霸的局面，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军官和士卒免不了要发生战伤和疾病。为了提高部队官兵健康水平，保证战争获得胜利，因此，军医的派遣和军医院的组织便提到统治者的军事首领面前。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如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罪及家属。
吕望《六韬》中曾提到军中有“方士三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在周初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书中说：“举巫医人有所长，具药官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证明当时军中有巫医和方技。又说：“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backcolor=#CCCCCC][u]边防军医院[/u] [/backcolor]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公元前179～159）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西汉会要》及《汉书》）。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与遗物。其中有关军医的很多，计有军用药函和“药盛橐”和残件。药函上有“显明墜药函”字样，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当即行军必备药品。此外，在木简中还有军队患病名册（记录军士姓名、疾病治疗经过及结果）、疾病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薄、军队负伤记录簿（当时称为折伤簿），已载有用药物、针、炙及膏药治伤，并记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的字样，军中还有兽医。证明在西汉时，这些屯驻边防的部队中已有军医院的设立，并建立了“病书”、“折伤簿”等一系列制度。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
[backcolor=#CCCCCC][u]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u][/backcolor]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是为防治军队中严重的传染病而设。军队减员，除了作战受伤而损害战斗力外，自然以传染病的流行为最严重。我国历史上如东汉建武二十年（44）马援征交趾，军吏瘅疫死者十之四、五；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之战失败，也是由于军队发生大疫。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征陇右时，因为军队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后汉书》对此事曾有记载：“延熹四年冬（161），三公举为中郎将。……明年（162），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军士，三军感悦。”设备虽简陋，但它却是史书中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backcolor=#CCCCCC][u]救护所[/u][/backcolor]
在唐代，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防线之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之所以能够确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
在《通典》中曾引用李靖兵法：在军队中每营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和后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病情危重的士兵，必须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担架）运送。如病儿检校官和傔人不好好照顾伤病员，各杖一百；若将未死的伤病员加以掩埋时，处以斩罪。
部队中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阅他们饮食的精粗，以及劳逸是否适当 ，并抚恤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情况。战士如有死亡应立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火（唐府兵制的基层单位，每十人为火）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的轻重予以优赏。
由以上记载来看，唐代在军队中似已有类似现代救护所的设立，并有了较详细的医疗后送制度。
[backcolor=#CCCCCC] [u]地方军医院[/u][/backcolor]
地方军医院的组织始于宋代。景祜3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宋史》载：“景祜三年二月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瘅毒，为置医药。”
《宋会要•职官22》中也载有“熙宁十年（1077）五月，诏安南军回士卒病者，委所在宫舍存泊，差军员提举续给口券，官备粥药。州军委都监，县镇委主簿或监镇官检视。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据《宋会要辑稿》载：“钦宗靖康元年六月十四日，知磁州赵将之言：种师中兵溃，有被伤之人，疲曳道路甚多。臣已随宜措置，出榜招收。权置一医药院，收管医治，如臣一州所医已二百余人。切虑别路州郡，尚多有之。乞下诸州将重伤者每人支绢一匹，钱一贯；轻伤者半支。并以系省钱物充，仍委守臣当官给付。依已降指挥，将诏到溃散人并发上边应援太原外，有被伤未堪驱使人，并令逐州医治。俟平愈日，逐旋结队发遣，从之。”
赵将之向当局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濒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钦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这一建议并未在其他路州郡付诸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backcolor=#CCCCCC][u] 兵站医院[/u] [/backcolor]
类似兵站医院的组织，在我国历史上似乎直到13世纪才出现。在13世纪以前，对于退伍还乡途中的病兵还没有接待和疗养的机构。
隋代公孙景茂为息州刺史时：“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檀粥医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但这样贤良的刺史是很少见的。一般战士还乡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得以生还的实属万幸。唐诗人卢同所作《逢病军人诗》中有：“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至乡，蓬鬓哀呤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之句，从此可以想见一般。
我国自从9世纪发明了火药，其后火药武器逐步改进，在战争中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在宋元交战时已经采用炮攻，使得战争规模扩大，战士伤亡率增高。因此，对部队医疗设施的需要更为迫切。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规定：“军前若有病患军人，随令高手医工对证用药看治，各奕选差好人服侍，仍仰本奕额设贡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看治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番当差使，逐旋具数，开呈本奕。若考校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责罚施行”。
《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诏：湖南行省于戌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
《元典章》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会验……照得扬州省札付各翼并都镇抚司：起盖安乐堂。将获病军人，每五名将军一名煎煮扶持。仍委年高谨厚头目一员充司病官，将引医工诊候，官给药饵调治，须要痊可等事。近巡视扬州四城，蒙古、汉军、新附军三十余翼，虽汉军一十二翼起盖安乐堂，兼蒙古、新附军二十余处，自来俱不曾置立安乐堂，就取论各翼并都镇抚司、首领官、司病官，各各违错招伏。今来卑职参详：省都镇抚司并各翼管军官、司病官，不以病军为念，不行置立安乐堂；及虽有房舍，又多疏漏，什物不完，药饵阙少，提调怠慢，以致军人死损，有失朝延伏卹军人之意，呈乞依理惩戒，仍遍下各道按察司一体施行。”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官吏的贪渎，安乐堂的情况不并不安乐。据至大元年（1308）录事李贞上书：“切详各处安乐堂，盖为过往病军所置，国家恩惠不浅。病者命医调药，从宜动念死者，席卷椽箅，良可伤心。比照养济院贫子……除柴米衣装依时支给。遇有死者，例给棺板，明破官钱。而况远近屯戌军人，弃父母，抛妻子，征进效劳，若不能悉举，反不若孤贫坐请无用之徒。”
至元七年（1341）尚书行省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上书说：“无气力有病患的军人，这遇州城村寨头目，如无上司文字，不与饮食，根底也不照觑，更不医治，以致军人忍饥病死底多有。”
安乐堂的设立，其目的在照顾过往患病的军人。每隔四、五十里设一堂，堂内有司病官及高手医工，每五名病军有一名护理人员，为之煮药扶持，并以病死军士人数来施行奖惩，有类于现代的兵站医院。其初衷原不可谓不善，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办理不善，有名无实。甚至伤病员死后，还不如一般“孤贫无用之徒”的乞丐。因此，安乐堂最后也随着元王朝的灭亡而消失。
[u][backcolor=#CCCCCC] 残废军人院[/backcolor][/u]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自幼受尽地主欺凌压迫，参加起义军后，终日征战，因此对农民和土卒的困苦有所了解。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采取与民生息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对战士也比较体恤。洪武（1368～1397）初，明太祖奠都南京。在新造宫殿墙外周围隙地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他们日中必须工作，夜晚担任巡逻，由国家给粮赡养，使不致流离失所，这一设置有类于现在的荣军院。
二十三年（1390）二月，又命兵士年老及残废者，回到各卫设营居住。
宣德七年（1432）九月，命全国卫所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收养于各府、州、县的养济院中。
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关，收养鳏寡孤独无依的人，并有医生担任治疗。但到仁宗即位（1424），各郡邑的养济院已经居室敝坏，肉帛布絮不按时给予了。所以老年及残废军人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没有保障。
[backcolor=#CCCCCC] [u]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u] [/backcolor]
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起义军，关心军士的健康，平时注重军队卫生，战时对伤病员爱护备至。凡战士打仗受伤时，有拯危急一员，先用草药敷治，然后送入能人馆疗养。设有理能人一员，专司病人茶饭汤药，一切药料由功臣衙供给，设功臣一员总管。如果能人馆住满了，便叫病军自赁民房，待痊愈后再销假。这些措施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伤病员的关心和爱护。就是对太平天国横加诬蔑的《赋情汇纂》一书，也不得不称赞太平军说：“将士病者，医治甚勤，药饵无缺，左右常有服侍之人。”对比当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军营中“瘟疫繁兴，死亡相继……尸骨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传药，甚至一栅之内，无人炊”的惨状，真有天壤之别。
在天王颁布的体惜号令中，更谆谆告诫将宫们：“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士兵。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定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率与能人（指伤病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外科医生）、内医（内科医生）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佐将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比照清穆宗同治元年的上谕认为“瘟疫流行，将士摧折，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只有祈祷上苍，以翼天心转移”的敷衍了事，草菅人命，更不可同日可语！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能人馆类似现代野战医院，而功臣衙相当于后方医院或疗养院。
[backcolor=#CCCCCC][u]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行营医院[/u] [/backcolor]
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军队中无固定的军医名额及军医院的组织。鸦片战争后，成立新军，才有正式的现代军医编制与军医院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医治伤病员的场所。八月，开办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充任随营军医学堂总教习及随营病院诊察长。另雇助手一人，药剂师一人作为副手。当春夏疫病盛行，染病官兵得以在院医治，救痊甚众。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办的现代化随军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三十一年（1905）清延遣使赴瑞士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三十三年（1907）于上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并附设医学校以培养人材。
宣统二年（1910）武昌起义，清政府曾谕令袁世凯筹办前敌行营医院。上海红十字会也曾组织三个医疗队驰往前线救护。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即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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