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创作的《金瓶梅》，被清朝人张竹坡评点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竹坡对底本做了很多改动。比如，将“胡僧”改成“梵僧”，将“虏患”改成“边患”，将“夷狄”改成“边境”，将“匈奴”改为“阴山”，将“突厥”改为“河东”，将“金虏”改为“金国”，不一而足。张竹坡为什么要改动原作呢？原来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帝对于自己曾经被人称为“夷狄”、“胡虏”非常愤怒，把这些词都列入敏感词，触犯了敏感词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可能还会株连三族。因此，张竹坡为自己及家族人的身家性命考虑，也必须做这样的改动。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好像都有敏感词。也可以说，敏感词政治或者敏感词统治，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前秦的皇帝苻生，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于是就忌讳残、缺、偏、只、少、无等字；宋朝的徽宗禁止百姓用君、玉、圣天、上、龙、皇等字命名，也禁止大臣在表章中使用危、乱、倾、覆等字词。甚至连儒家经典中“大哉尧之为君”的“哉”字，因为与“灾”同音，也被禁止使用。
元朝皇帝把人们也包括他们自己不喜欢的词，也就是表示负面、阴暗面、黑暗面的字词，打入冷宫，不许大臣上表时使用。被禁止的敏感词总共有１６７字，包括死、亡、破、败、伤、残、疾、病，等等，是日常生活中用于表示不吉祥概念的几乎所有词语。明朝的朱元璋，做过和尚，于是忌讳“僧”，当过造反派，于是忌讳“贼”，甚至与“僧”，“贼”读音相近的字词，也成为敏感词。有人上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生人”，“为世作则”，他大怒，说，“生”和“僧”相近，是讽刺他曾经当过和尚，而“光”则影射他当和尚曾经是光头；“作则”，和“做贼”相似，是在揭他当过义军的短。于是派人把上表的人抓起来。朱元璋的后代世宗皇帝更有趣，他非常忌讳“夷狄”，一旦遇到大臣表章中出现“夷”字，就会非常愤怒，要抓起来问罪；而他平时如果写到“夷狄”这两个字，就一定写得非常小，表示轻蔑，就像古代中国人物画中，将奴仆画得极小，以示“小人”一样。
当然，对于“夷狄”等词的忌讳，明世宗怎么也无法与清朝的皇帝们相比。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皇帝，以其敏感词之多，对敏感词的防范之严，对于违禁者的打击之残酷，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无出其右的。如果说，满清以前皇帝的敏感词多出于皇帝自身的喜怒，影响也主要在宫廷和官场，因而相对有限的话，满清皇帝则把敏感词当成保卫政权，树立绝对皇权的政治大事来抓，其影响也及于皇权能够达到的溥天之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清朝皇帝用敏感词织成一个巨大、细密、敏感的文网，无论朝廷显贵，还是一介平民，无不在此敏感词交织的文网前战栗流汗，噤若寒蝉。
清朝皇帝的敏感词政治，到乾隆时期，随着绝对皇权的建立而登峰造极。
乾隆皇帝， 这个自命不凡、好大喜功，认为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长寿皇帝，要做一件亘古未有的盛事，就是编辑出版《四库全书》。今天，爱国主义者、国学家都把《四库全书》当成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的盛举，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整理书籍、保存资料是假，通过这种方式，禁绝、毁灭一切他们敏感的文献资料，钳制人们的思想是真。
乾隆皇帝向全国发出指令，限期向朝廷献书用于编书，这实际就是“寓禁于征”。乾隆４３年的命令说：“查缴违碍书籍，予限二年，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从重治罪。”对于收缴上来的图书，皇帝命令：“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进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据研究，以编纂《四库全书》名义收缴上去，经过审查而销毁的书达到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和编撰而成的《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大致差不多。因此，说编纂《四库全书》既是中国文化的盛事，也是中国文化的浩劫，并没有什么矛盾难解处。
那么，皇帝是以什么标准销毁和删改图书的呢？大致来说，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中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载和称呼，如“夷狄”，“胡虏”等；对于女真、建州卫等涉及满清历史的；二是对于满清的皇帝和统治有不敬的，涉及皇帝名讳的，涉及“明”“清”这样字眼的被“敏感”的统治者闻出其中的违碍之处的；三是不利于专制皇权的；四是当时已经被查禁的文人思想家的著作；五是所谓不利教化的，等。
按照这种标准，经过过滤、审查，不但大量的书籍被销毁了，就是收录在《四库全书》的书籍也被弄得面目全非。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的著作《岳武穆遗文》，突出了岳飞“忠君”的言论，将抗金的言论尽兴抽毁，书中本来收录的后人歌颂岳飞抗金的诗文以及人们凭吊岳飞墓的诗文也全部被销毁。被《四库全书》标准化后的《岳武穆遗文》中，你只能看到岳飞的忠君，却看不到他的抗金和爱国。
在明清皇帝的敏感词面前，中国文化被阉割，中国文化人也被阉割。龚自珍写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是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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