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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一朝,文学家的命运大多悲惨。原本的“学而优则仕”,被蒙古人高高在上的等级制所取代,科举考试一度停废,文人即便有幸进入朝堂,也没什么实权。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文人为报国而尝试。散曲名家张养浩就写过《为政忠告》,其中有一句:“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这既是张养浩对为政者的忠告,也是他毕生践行的座右铭。
[b]经商之家出了个读书人[/b]
张养浩的家族曾十分显赫,他的祖先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家道逐渐衰落,到张养浩的祖父那一代时,家中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张养浩的父亲张郁善经营,不到20岁就奔走于京师和江淮之间,经商致富。张郁很有眼光,虽然元朝早已停废科举,可他并没有迷惑于经商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选择了让儿子读书。
张养浩深受父亲的影响,读书非常刻苦,“年方十岁,读书不辍”。张养浩曾有两个哥哥,可都不幸夭折,他成了父母唯一的寄托,看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父母担心他太过用功,累坏身体,便禁止他夜间读书。可张养浩白天默默地背诵,到了夜晚就关上房门,点上灯,偷偷地诵读。
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刻苦,使张养浩很小就工于诗书,在当地享有文名。19岁那年,他游览济南的白云楼,登楼远眺,不禁浮想联翩,写下了才气横溢、豪宕凌厉的《白云楼赋》,其中写道:“吁其高哉!兹楼之有如此兮,括万象于鸿敞,飞四阿于宏冥……我来宣郁一登眺兮,众山故为出奇秀。”这首赋写得文笔奇丽、意境恢弘,被时人称赞为“只余一赋千金值,零落齐州白云楼”,一时争相传诵。山东按察使焦遂读到后,赞叹不已,推荐他为东平(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学正,相当于教育局长。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23岁的张养浩在学正任期已满后,听从父亲的意见,入京师寻求发展。他投书于当时的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不忽木,不忽木“大奇之”,推荐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推荐他进了御史台。
[b]主持元朝第一次科举[/b]
张养浩为官十分清廉。
有一次,他生病,不忽木前去看望,见他家徒四壁,不由感叹说:“此真台椽也!”你真是御史台的支柱啊!
大德九年(1305年),张养浩被任命为堂邑(今山东省聊城市西北)县尹。来到堂邑,张养浩一搬进县衙,就有县吏神秘地对他说:“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为好。”张养浩淡然一笑,对他说:“我素以诚待人,以信取民心,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他不仅安然在县衙住了下来,还在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上题“四知堂”3个大字。这个匾名,源于东汉名臣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之说,表明了他仰慕先贤、清廉自守的人生志向。
张养浩关心百姓疾苦,一方面减免赋税杂役,奖励垦荒,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他亲自带领县吏,下令各地将所有淫祠全部毁掉,根绝了当地豪绅祭神弄鬼、敲诈勒索百姓的罪恶行径。堂邑有个叫李虎的恶霸,为非作歹,为害一方,是个典型的黑社会老大,几任县尹都畏之如虎,张养浩气愤地说:“身为父母官,不为民除害,还有何脸面面对百姓。”他命人将李虎逮捕,依法处置了这个黑社会团伙,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张养浩在堂邑待了3年,这期间,“田者赢,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卸任时,张养浩曾作《题四知堂》诗,骄傲地说:“袖有归来赋,囊无暮夜金。三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堂邑百姓十分感念他的恩德,卸任多年后,还有人为他立碑颂德。
因为在基层工作业绩突出,张养浩升任监察御史。他性格耿直,说话从不掖着藏着,结果经常弄得人下不来台。有一次,元武宗说好要去南郊行祭祀大礼,到了时辰他又推说身体不舒服,让几个宰相代替,奇怪的是,当天刮起大风,冻死了许多人。别人没敢说什么,张养浩却说道:“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搞得在场的宰相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张养浩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脸色,后来干脆写了一封万言书,进献给皇帝,直陈时政“十害”,包括赏赐太多、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等,因为“言皆切直”,结果为“当国者不能容”,先是免除了翰林待制,后又编织罪名,将他贬为平民,永不得复用。张养浩知道这次祸惹大了,不得不改换姓名,逃出了京城。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仁宗很敬佩张养浩的人品才学,起用他当了参议中书省事,能够直接参与朝政决策。这是张养浩工作最为舒心的时期,他勤于王事,尽力辅佐。在张养浩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元朝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举办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与元明善、程钜夫等一起主持。为广纳人才,激励后学,张养浩主张这次考试不宜过严,即使对落榜考生也应给予一定照顾。他的主张得到了朝廷认可,由此网罗了诸如张起岩、许有壬、欧阳玄、黄溍等许多元代名士。恢复科举开启了读书人入仕的大门,那些登科的士子非常感激,纷纷要登门拜谢,却被张养浩婉拒,只是告诫他们说:“只要想着怎么用才学报效国家就好了,不必谢我,我也不敢受诸公之谢。”
有了大批人才,元朝出现了被称为“延祐之治”的盛世。
[b] 徜徉在山水之间[/b]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十分短暂。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其子英宗即位。英宗一点也没有他老爸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只想着游玩享乐,不理朝政,更不听群臣忠谏。至治元年(1321年),时任参议中书省事、官声日隆的张养浩突然辞职了,理由是父亲年迈,需要奉养。这是个不错的借口,但显然不是他辞官的全部原因。
应该说,张养浩深怀“致君泽民”的政治理想,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弹劾不避权贵,举荐不疏仇怨,然而尽管他坚持正道直行,可惜英宗皇帝荒淫昏庸,动辄杀戮直臣。看透世事的张养浩毅然选择辞官归隐。对此,他在《普天乐·辞参议还》中写道:“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
回到了故乡,张养浩如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种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离省堂,到家乡,正荷花烂开云锦香。游玩秋光,朋友相将,日日大筵张。”他为自己隐居的别墅起了一个雅号,名叫云庄,取材于唐代书法家李邕的诗句:“泰山雄地理,巨壑眇云庄。”他在云庄中开渠引水成湖,名曰“云锦池”,建造了绰然、拙逸等5座亭台,云庄俨然成了世外桃源。
云庄之外的青山秀水,也遍布张养浩的足迹,他时而游赏大明湖,立在船头,放声高歌;时而登上华不注山,领略“万山青绕一茆庐,恰便似画图中间里”;时而登临大明湖畔的汇波楼,吟诵“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画幅中”。
故乡优美的湖光山色,给了张养浩无限的艺术灵感,在乡村隐居的8年间,他创作了150多首散曲作品,结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诗文编定为《归田类稿》40卷。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张养浩的散曲:“如玉树临风。”
就在张养浩每日游山玩水时,朝廷并没有忘记他,6次礼聘他出山:归乡休居不到4个月,即召他为吏部尚书;为老父守孝不到3年,又以吏部尚书召;泰定元年(1324年),又召他给太子当老师,等等。然而张养浩毫不动心,一一推辞。
[b] 死在了赈灾的岗位上[/b]
当人们都认为张养浩会在山水中度过余生时,天历二年(1329年),当朝廷第七次征召的诏书到达时,张养浩却坐不住了。原来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召其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年近六旬的张养浩不再推辞,断然“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星夜奔赴任所。
临行前,年迈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都快80岁了,你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此别之后,恐怕就再也不能见面了吧。”张养浩不禁为之垂泪,然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上路了。此次出仕,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用他的话说“无多惭,此心非为官”。
张养浩经洛阳、渑池、潼关,直奔长安。一路上饥民遍野,饿殍满路,张养浩满怀同情地写下了《哀流民操》:“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他一边走,一边“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未到任所,便投入救灾之中。
途经西岳华山时,张养浩亲自前往西岳庙祈雨,神奇的是,果然天降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两天。百姓如逢甘露,欢腾雀跃。到任署后,张养浩又往土地庙祷天求雨,或许是为他的一片至诚所感动,老天再次降下大雨,“水三尺乃止”。张养浩欣喜不已,写下了《一枝花·咏喜雨》:“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
当时灾区粮价奇贵,一斗米值13贯钱,而百姓拿宝钞买粮,如票面上字迹有点模糊就不收用,需要拿到府库中去调换。一些贪官污吏趁机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换10贯只给5贯,而且等了好几天还是换不到,老百姓的处境非常艰难。张养浩对此极为愤慨,下令检查府库中那些没有损毁、图纹可以看得清的宝钞,得到1850多万贯,全部在背面盖上印记,又刻10贯和5贯的小额钞票发给穷人,命令米商凭钞票上的印记把米卖给他们,然后到国库兑换银两,最终清除了这个弊端。
张养浩一面鼓励富人出粮救济,一面上奏朝廷,建议施行特殊之法,即交纳粮食就可以授予官职。只要能使灾民得到更快更多的救济,“凡所以利民者,无所不用其至”。他工作起来十分玩命,“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也就是说,4个多月没回家住过一天,夜里就在公署里住,白天外出赈灾,路上碰到饥民一定亲自询问,碰到流民一定详细探问,晚上回去,则为民祈祷,恨不得把野草都变成粟米,河沙都化做金珠,没有一刻放松的时候。
不幸的是,繁重的救灾工作让张养浩身心俱疲,短短数月,他便“得疾不起”,病逝于赈灾的岗位上,享年60岁。
正是赈灾的经历,让张养浩目睹民间疾苦,他追古抚今,写下了9首怀古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散曲奠定了张养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他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绝唱。当陕西的老百姓闻听他的死讯,无不痛哭流涕,“哀之如失父母”。百姓奔涌的泪水,是对张养浩最好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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