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袍的颜色，是分等级的。一至四品官穿绯色(大红)，五至七品官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官袍圆团花纹直径的大小也区分等级，一品用大独科花，直径五寸;以下品级用品，随品级大小而缩小。

　　袍的补子，也依照官阶的大小有一定的图像：

　　一、公、侯、驸马、伯用麒麟补、白泽补(白泽、麒麟，是神话动物或古代绝种的动物)。

　　二、文官，一品画仙鹤的补子。二品画锦鸡。三品画孔雀。四品画云雁。五品画白鹇。六品画鹭鸶。七品画鸂鸂。八品画黄鹂。九品画鹌鹑。杂职画练鹊。风宪官画懈廌。

　　三、武官，一品、二品画狮子。三品、四品画虎豹。五品画熊罴。六品画彪。七品也画彪。八品画犀牛。九品画海马。

　　一、二品官服补子实物

　　明代官袍圆团纹，除了龙团纹，还有蟒衣(四个爪的龙)、飞鱼(有翅膀和鱼尾巴的龙)和斗牛(头上有两只弯角的龙)，以及麒麟的纹路，穿这一些花纹大红袍的人，都是一、二品到公、侯、伯、驸马以上的高官。

　　官服补子实物

　　明代官像画保存了当代的官服艺术形式。明朝传至今日的官服，几乎荡然无存，少数从墓穴挖出来的几件，也是破损腐朽变色了。而官像画里的服饰鞋帽，色彩鲜艳，配件齐全，加上写实的人物表情，可说是纪录了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官样服装秀，也提供学术研究、古装戏、现代的服饰造形设计良好的参考。

　　明代的官像画服饰，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史实，并补充文字叙述的抽象和不足，我们从许多官像画的服饰实例中，可以发现几种特色：

　　一、冠帽方面：可看出官方规定格式，只是原则上的条件宣告，样式也是多采多姿富於变化的。古人与现代人都注重头围身段、个性气质的整体表现，除了大小的自然改变外，男生冠帽的配饰，如帽缘中间玉饰的形状、雕花、大小、镶边都不太一样。女生冠钗细件的形式花样，更是多采多姿，翠博山(翠盖)、金凤(金翟)、珠翠翟、珠滴、宝钿;三博鬓(皇后才有)、珠牌(挑珠排、挑排结子)、珠翠云片、冠缘设计，乃至发形、耳饰、胸针等，都有极丰富的变化内容，这显示出古代手工社会，注重冠帽艺术表现，以及个人美感风格造形的品味。

　　由官家妇女装扮的华丽，也可看出先生对太太的疼惜与尊重，女生爱美、艺术要求的天份，就在凤冠上展露。也有一些女官像没有戴凤冠，只插几个头钗，可能是官便装，或早期凤冠还未形成制式、流行，也有可能跟官位大小有关系。

　　二、衣服方面：颜色的表现上，可能并不如官方规定的：一至四品官用大红色，五至七品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一般官便服都以暗蓝色、天青色居多，也有绿色。而戴官帽的官服，则以大红色常见，如我们在古装戏看到中进士或状元的人，都穿大红色官服，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应该穿青色官服，大概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红色的喜气洋洋，就并不完全照规定穿著了。而官家妇女更以红色官服较多，所以，我们称女生的刺绣、手工艺叫「女红」，是有民族文化特格特色的。

　　明代官服的纤绣花样纹图也颇多变化。有人说只有皇帝才能穿五爪金龙的龙袍，然而明朝留传下来的「李贞写真像」中，李贞就穿著五爪金龙的龙袍。官太太也有穿龙袍的，但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官妇人。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和时代进化的晴雨表。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本文试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礼越制的突破性

　　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封建社会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文化意蕴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作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洪武五年(1372)，“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不得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作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至此，明代服饰制度基本成型，其规定之严密，范围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饰制度，是因为这些繁缛苛刻的规章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

　　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这股风潮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期，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衣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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