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官方的贡赐贸易，沿边的和市，以及走私买卖等。在官方的贡赐交往中，其使节之频繁，贸易额之巨大，影响之深远，都曾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种交往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但同时主要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一道闪光的桥梁。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来看，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高潮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进步，大放光彩，而同时使宋文化广为传播，展示其博大的胸怀及应有地位。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有助于让两个城市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再创辉煌。
一 宋使在夏国及兴庆的主要活动
在宋夏交往中，从开封派出的宋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四十余次，这不包括以边帅名义派出的人员。从使节名目上看，除押送“岁赐”不计外，主要有持节册封使（或曰册礼使）、旌节官告使、加恩官告使、起复官告使、押赐冬服使、赐生辰礼物使、致祭使（祭奠使）、吊赠使（吊慰使）、诏（招）谕使、议和使、赐皇帝及太后遗留使等等，名堂可谓繁多。
从宋使的活动上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居多，同时也有用“赐”的形式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二者兼行，加强了双边关系，下边略举数例：
(1)册封。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遣张崇贵、赵湘为旌节官告使，任夏主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为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俸如内地”。公元1044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仁宗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以张子奭、张士元为册礼使，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以及“夏国主印”等（注：《宋史》卷485，《夏国上》。）。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宋哲宗遣刘奉世、崔象先为册礼使，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哲宗与皇太后降诏，特依庆历八年例，赐银绢各三万（匹、两），钱三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本书以下简称《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丑。）。以上仅举数例，大凡夏主即位，都求得宋的册封。这种册封本属政治性的活动，但其间的经济意义不可低估，银、绢、茶的数量如此巨大，这是夏国所迫切需要的物品。史载：“册封之使入境，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注：戴锡章：《西夏纪》卷19，元祐三年底记事。）从每次赐物数量上看，仅次于“岁赐”，而高于其他诸使的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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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赐官告。每加恩官告，则赐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宋每遇吉庆大礼，与百官加恩升级，夏主照例受赐。
(3)祭奠、吊慰。每遇夏国主卒，夏遣使告哀后，宋照例遣使祭奠与吊慰。如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夏主德明卒，宋遣孙祖德、冯仁俊为祭奠使，赐赙布三百匹、绢七百匹及醖米羊面等物，葬时“赐物称是”（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另外，宋皇太后也赐一份厚礼。再加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昊卒，宋遣曹颖叔为祭奠使、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面各百石、酒百瓶。及葬，又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之数”（注：《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丁丑。）。大体上说，夏国主丧，宋或单遣祭奠使，或祭奠与吊慰二使同往，都按一定规格赐予物品。
(4)赐遗留。宋制规定，皇帝及皇太后亡故，都向百官赐其遗留之物，夏国主照例获取一份。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哲宗遣使押赐遗留夏国主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有些赐遗留没有载明具体数目，此暂从略，不过，所赐银绢之数不会相差很远，这是可以肯定的。
(5)“岁赐”。宋夏于庆万四年订立和约之时，双方商定，宋每年给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这其中包括下列几项：
“岁赐”，每年为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贺圣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贺正旦”，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赐仲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赐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注：此据《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己丑。）这几项之中，我们从“赐仲冬时服”、“生日礼物”中，常见宋方有遣使的记载。如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神宗以田諲为押赐夏国生日礼物使。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宋哲宗以张懋押赐夏国主生日礼物，以安愈押赐仲冬时服。这两种使带去的物品都是定数，一般只到夏国的宥州交割，例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以后出境，故史载每次出使时不再标明所带物品了。而贺圣节、贺正旦的回赐之物，未见宋方遣使，大概是夏使来时带回罢了。那项最重要的“岁赐”，例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以后过界，按一般贯例，理应有使官押赐，但史载中都省略了。因此之故，把这项“岁赐”亦列入宋夏贡赐关系之中，是完全应当的，只不过是夏得到的是经济实惠，宋得到的政治满足而已。
从历史记载中，人们每每看到夏使至宋，宋廷有诸多赏赐，而宋使至夏却甚少有这方面的材料，下列两件事情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线索。如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元昊母卫慕氏卒，遣使向宋告哀，仁宗以王中庸为致祭使，郭劝为吊赠使兼起复官告使，至兴庆后，“元昊赂遗劝等百万，劝悉不受”（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再如，宋知保安军杨定于治平四年（1067年）为夏国诱杀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宋方坚持要夏国执送杀死杨定的主谋人，夏不得已乃将六宅使李崇贵、右侍禁韩道善押送开封处理，经过审问，才知杨定在此前曾出使夏国时，夏主谅祚赠送给他宝剑、宝鉴及金银物，杨定回宋后，只将剑、鉴上交宋廷，而金银之物却归入己手。（注：《宋史》卷486《夏国下》）上述事实证明，宋使至夏决非空手而归，其间的经济活动在宋方视为非法，只是不敢声张暴露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夏国剑号称“天下第一”（注：太平老人：《袖中锦》。），堪称一宝，后来宋钦宗曾经佩带的那柄夏国剑是否为杨定所带回者，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夏国的冶炼技术已为宋人所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利互用的。谁学习对方学得多，学得好，谁就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 夏国诸使在开封的活动与贸易盛况
夏国向宋廷派的使臣，多称为进奉使或贡使，后来随着双方的发展又分别出各种名目的专使。据本人统计，如以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开始，至北宋末共遣使144次；如以李德明廷居兴州开始，则遣使有108次；退一步说按元昊称帝建国，向北宋遣使也有90余次。（注：据《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综合统计，仅记载表请而未注明遣使者不计。）《宋会要辑稿·蕃荑·历代朝贡》门类，北宋一朝只记夏使22次，大概是把许多不以入贡名义的遣使排除在外的缘故。现据历史记载，大体有下列几类：
(1)贺节。如每年正旦，夏派使至开封贺节，史称贺正旦，使臣所带的礼品，一般为马驼共百匹（注：参考《西夏纪》卷12，皇祐元年正月；又同上卷13，嘉祐六年十二月诸条。），而私物不计在内。再如贺圣节，即每年宋帝生日，夏国照例派使祝贺，计有仁宗的乾元节、英宗的寿圣节、神宗的同天节、哲宗的兴龙节、徽宗的天宁节，以及哲宋未亲政前太皇太后高氏的坤成节等等，除了双方战争时期有暂时停止外，一般情况下都有使臣至宋。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夏使贺兴龙节，进御马五匹、常马二十五匹、槖驼二十头。（注：《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癸巳。）由此可见其他。夏每有所进，宋照例有赐，大体按物值等价交换。1100年（宋元符三年，夏永安二年）夏使贺天宁节，时徽宗即位，“赐赉甚厚”（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元符三年十月记事。），应是打破常例了。其他属于此列的还有贺冬至等，不一一赘述。
(2)贺典礼大祀。如宋帝封泰山、祀汾阴、亳州太清宫、开封玉清宫上玉皇大天尊，以及南郊祭天等，夏都遣有贺使，此类事主要是真宗在位时期。
(3)入谢。这包括谢册命、谢朝命、谢恩、谢答赐、谢祭奠（谢奠慰）以及谢罪等所遣之使。宋册元昊为“夏国主”后，夏使入谢册礼，进奉物品不详。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夏国新主谅祚遣使入谢册礼时，献马驼各五十匹，宋廷宴夏使于朵殿，“赐物遣还”（注：《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辛巳。）。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因夏主秉常卒时，宋遣使吊慰，夏新主乾顺遣使至宋，进马、槖驼总二百七十头、匹，“诣阙称谢”，并同时派使谢太皇太后（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8，庆历八年十二月记事。）纵观“入谢”类遣使贡献最大的一次，是景德三年（1007年），德明向宋进誓表，宋封德明为西平王，乃遣使献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槖驼三百头谢恩。次年又献马五百匹、槖驼三百头，谢给俸廪。这些都受到宋廷回赐，有袭衣、金带、器币之类（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夏方对宋方满意的举动，总要用回谢形式遣使至开封，以增加交流的机会，故史载这类使节的次数很多。
(4)告哀及献遗留。夏国主去世，新主照例遣使至宋告哀，并献遗留物，可大多不显数目。夏国主母去世后，亦有献留者，如1057年（宋嘉祐二年，夏奲都元年），夏主谅祚母没藏氏卒后，遣使献遗留为马、驼各百匹（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9，嘉祐二年三月记事。），这些可以作为每次献遗留物的参考。
(5)进助山陵。这包括宋帝及部分皇太后的陵园，入葬时，夏使有进助山陵之举。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夏遣使进助山陵马一百匹。（注：《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甲子。）1094年（宋绍圣元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宋葬宣仁太后于永昭陵，夏国梁太后遣使进马一百匹。（注：参考《宋史》卷486，《夏国下》；《西夏书事》卷29，绍圣元年二月。）亦有数目较大的进助活动，如景德四年（1077年），夏使曾助宋修章穆皇后陵园马五百匹。（注：《宋史》卷485，《夏国上》。）
(6)乞请。此类活动相当多，有乞请佛经的，有请儒家经史的，有请和的，也有交换沿边城砦的等，这里仅举有关文化经济活动者数项。如乞请佛经一项，天圣八年（1030年），夏主德明遣使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仁宗从之。（注：《西夏书事》卷11，天圣八年十二月记事。）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夏遣使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仁宗特赐之。（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据有人统计，北宋时期，夏国共求经六次（注：参考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39页。），一般说都是以马七十匹充印造的工值费。在乞请其他书籍方面，如1062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朝冬至、正旦朝贺仪式。仁宗下诏，赐给《九经》而还其马。（注：《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1063年（宋嘉祐八年，夏拱化元年）四月，新即位的宋英宗应夏使之请，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之。（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丙戌。）根据《西夏纪》卷十二至和二年二月纪事：“夏使求市史传及佛经，押伴王尚恭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书。”（注：《西夏纪》卷12，至和二年二月记事引范忠宣《王尚恭墓志铭》。）这是请求市书的，其间有东晋元魏间事的史书，可见其市书的要求是相当广泛的，不独唐史而已。其他有请求宋遣工匠赴夏的，有遣人构求乐人幞头帽子的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宋方在佛经和九经方面是比较大方的，这大大促进了双方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交流。
(7)其他。在夏使中还有元昊建国称帝而至宋都相告的，虽然宋方拒绝元昊称帝，但是厚待使臣。有求尚公主而派出的使者，还有因宋方边区企图收买夏国官僚而遣使质问宋廷的。至于公开卖走宋释放的宫女而到夏都的事（注：《宋名臣奏议》卷131，富弼《论西夏八事》中云：“……又比来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置之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以窥测。”又据《宋史》卷10《仁宗纪》，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人二百七人”。《长编》卷123，作“放宫人二百七人”。《西夏书事》、《西夏记》作者认为元昊所市宫女为宝元二年所放出宫者。），亦应与夏使有关。至于虽未遣使至开封，而采用上表的方式，转交给宋廷的事，也屡见不鲜，其范围更加广泛。
上述事实，仅是夏使在开封活动的一部分，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官方的贡赐贸易外，夏使刘仁勖在景德三年（1006年）就向宋请求“回图及放青盐之禁”（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九月丁卯。）。这年十一月，在宋廷还未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夏使就采取行动，“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朝议听之，自是岁以为常”（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一月庚申；《西夏书事》卷8，景德三年十一月“使请俸赐”条记事。）。这说明宋廷事实上已经默许了。次年，夏使在入贡的同时，呈上德明正式请求的表章，要求到开封时“市所须物”（注：《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癸丑。），获得真宗许可，把贸易的事公开定了下来。宋廷为了鼓励夏使在开封的经济贸易，在一段时间里还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乙丑，“诏奉使夏州私觌之物，前后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数，官给其值”（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丑。）。这年十月庚戌，又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戍。）这就是说，夏使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军器等少数物品是在禁科，夏使不能在市场购得，就在开封仿宋“造军器归本道”（注：《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能带走的就带，不能带走的，起码学到了技术，这是夏国非常之需，故不惜违禁而行。
夏使在开封贸易的物品内容，无法全部晓知，可以依保安军榷场交易物品作参考。大体上说，宋以缯帛、罗绮易事之驼马、牛羊、玉、毛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腊、麝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椎场一些牛羊之类，夏使不会带到开封出卖，但一般贵重药材之类，他们完全有能力带走。如大中详符八年（1015年）夏使在开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上引资料所谓夏使之物“名品不等”，就足证品种很多，决不会只有甘草、苁蓉两项。
由于真宗时对夏使贸易方面的宽松优容政策，夏国官私都有利可图，所以到元昊向宋闹独立时，双方关系紧张，犹不肯放弃向开封遣使，使者“出入民间无他禁”（注：《宋史》卷315，《韩亿传》。），买卖照常进行。后来在韩亿建议下，将夏使常驻的都亭西驿作为贸易之所，“官主贸易”，即所谓的“馆市”制度（注：《西夏书事》卷12，景祐二年十一月记事。），但它不可能阻止夏使在开封市场购物的惯例。1043年（宋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七月间，谏官余靖在上奏中已指出，宋的西驿勾当使臣与夏使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注：《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庚寅。），唯恐超过辽使购物之数，要宋廷设法加以限制。这向人们明确提出，夏使“下行铺”直接购物，是宋的主管官同意的，并且还提供了方便。显然，夏使与民间贸易方面是非常聪明的，与民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能够“出入民间如家”（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官府屡禁而不能止。
在夏使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下列情况：一是贸易量大，如1062年（宋嘉祐六年，夏奲都六年）正月，夏使本为贺正旦而来，可所带的交易货物“约八万贯”（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正月记事引《东原录》。），而且还是宋方经官内臣压价情况下的估价，而实价当会更高一些；二是购物广泛，同次的夏使用卖货所得的五千两银，“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四月记事引《孔氏谈苑》。）；三是各种使都有在开封贸易的任务或活动，如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九月那次遣使，因国主秉常卒，本是向宋告哀，宋廷于二十四日下诏：“夏国告哀使副赴阙见辞，例物、宴会、买卖并依去年夏国母亡告哀人例施行。”（注：《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己卯。）由此可见，告哀使也连连不忘买卖，其他更不问而知。
人们也许会问，宋夏关系有和平友好的时候，也有反目为仇互相发动战争的时候，不管如何，夏为什么都坚持遣使至开封呢（除非宋不按纳外）？请看宋人司马光的分析：“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注：《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苏轼也说，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的获率不下二十万。（注：此据《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夏人事宜》。）亦有估计为三十万的。（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因此之故，在双方关系正常时，夏使每年都派几次，有时甚至达四次以上，总量达百万左右。通计贡赐与榷场等项，每年夏国所得，“不减三数百万”（注：《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壬申。），那么贡赐的份量即可明白。何况如司马光所说，贡使的作用除直接到宋都贸易外，主要还是搞好双方的关系，否则，宋方总是以停止“岁赐”相要挟，一旦“岁赐”停止，接着而来的是禁止榷场的“和市”。一到这时，夏方就会感到一种强大的经济压力，必须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表明，使节往来是双方联系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有了它沿边地区就安定，宋夏贸易就会开展起来，使双方群众享受到无穷之利。史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开封与兴庆的相互影响
宋都开封在当时无疑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宋人柴宗庆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这个梁园指宋都开封，与其他城市相比，那真是海与水的差距。
开封在五代以前原名汴州，自公元907年朱梁在此建都，晋、汉、周继之，北宋又以此为首都，经过160年的经营，使之成为继长安和洛阳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说，自朱梁到北宋末，开封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前后达200年之久。
宋都开封，称为东京，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有宫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墙，外城周长50里（合今58华里）。这里是中国古代最早田坊市分离为坊市合一的敞开型面貌城市，坊墙被废，商店与手工业店铺面街而设，遍布全城，形成多条繁华的商业大街，商人物资雄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注：《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夜市空前繁荣。官府在这里储存丰富的物资，足以应付中国各族及亚洲诸国使者前来贸易。
从文化上看，不仅学校林立，宗教盛行，寺院宫观建筑金碧辉煌，而且从宋代开始，开封出现了大型文化娱乐活动的瓦子，将各种不同技艺演出场地的勾栏集中起来，成为综合性文化场所。北宋末，著名艺人达150家。可以说，宋都开封真正具有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科技方面，同样不愧为全国的中心，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先进的火药、印刷等一大批手工业作坊，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造出了对中国中医影响颇大的针炙铜人等等。另外，许多人想不到，世界上最早使用的船坞也在这里，金明池的龙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船。宋代开封在科学技术上有多少世界之最，一时难以作具体统计，但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
至于城市管理上，亦有划时代的变化，此不赘述。（注：关于宋都开封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参见拙著《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有关各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宋都开封对当时中国各城市、各族政权及亚洲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在传播科技文化方面具有不可阻挡的辐射力，其中对夏都兴庆的影响就是显例之一。
夏国建立前，德明于咸平六年（1003年）把灵州改为西平府，实际上已成为早期夏都。其新都兴庆，宋初曾是一个小小的怀远镇，天禧四年（1020年）夏主德明在建设新城时，升为兴州，成为他新的活动中心。（注：《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末。又《宋史·夏国传》作乾兴二年（1023年），存疑。）兴州城建的实际负责人贺承珍，曾于景德三年（1006年）以兵马使的官衔出使开封，对宋都作过一番考察。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在这里正式称帝建国，直到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夏亡，建都达190年。如果按兴庆实际上作党项统治者新的政治中心来算，那时间就更长一些。其最盛时，人口达到十万，亦有匡算作军民共计达25-30万（注：参见余贵孝：《兴庆府的人口与粮食供应》，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是当时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处之一。
兴庆府城周长18里（注：明《弘治宁夏新志》卷1，《城池》。），“都市的规划布局、建筑特点，处处仿照唐都长安、宋都开封在城内扩建宫城、营造殿宇。”（注：汤晓芳：《13世纪中兴府的洗劫与复兴》，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亦有的说：“西夏立都兴庆府之时，曾先后多次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构门阙宫殿及宗社藉田，广宫城，营殿宇……这是借鉴了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形制的营造方法。”（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前书。）就都城布局而言，兴庆之外城东西长而南北短，元昊宫位外城中央而略偏西北，这与宋开封宫城与外城的关系相一致，其受开封建设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在都城称号和管理上，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宋都开封称东京，而以洛阳为西京，东西方位明确。而夏称兴庆亦号东京，而以西平府（灵州）为西京，其方位似以南北相称为好，却非要东西两京对称。宋管理东京的是开封府，而夏都兴庆府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叫开封府。《宋史·夏国传》云：“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其制多与宋同。”（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我国治西夏史的学者李范文先生认为：“除了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兴州’外，还称‘衙头’和‘开封府’。”（注：李范文：《西夏都城兴庆府质疑》，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至于夏都是曾称开封府，还是有个管理兴庆的机构名开封府，这里暂不讨论，而此处要指明的是在官制上宋文化对夏的影响，开封对兴庆的影响，这在我国城市史上，只有都城之间才能如此。夏都之称东京，称开封府，其间未必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或者故意刺激宋廷，表示要与宋平起平坐，应当说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不管怎样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兴庆府的管理方面向开封府学了不少经验。
西夏的经济文化向宋的学习是多方面的，或者说是全方位的，在学习中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为治夏史者所重视，本文不想作重复论述，只是征引他人某些研究成果略加说明。有的研究者指出：“西夏的纺织业、砖瓦业、陶瓷业、酿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继承、发展了中原地区传统工艺技术，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艺习俗。”并且说“德明对于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注：郭晓明：《西夏民俗》，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考古发掘证明，西夏建筑造型以及文化艺术表现了宋建筑的特点。”（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夏国时而推行汉礼，时而又行蕃礼，两个民族的礼俗在互相影响之中，而“华风”却逐渐深入民间及上层社会。其实，西夏先进的印刷业更是从宋学去的，夏使多次到开封购书或宋廷赐书，甚至连包装用的套盒及牙签也在其中。至于兴庆的承天等大型寺院的佛经，也是经宋廷允许运去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人们用中原文化的概念去谈对西夏的影响，含义宽泛完整，这是应当的。就本文而言，则着重强调这主要是宋都文化的影响，也是实事求是的。要知，就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王朝而言，其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通过各方面的先进性及政治手段，对边疆的民族政权、民族经济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辐射力。研究某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应注意都城文化交流史所应当强调的内涵。
当然，两个民族、两个政权、两个都城，其间的影响是互相的，这在理论上毫无问题，但在具体的都城上，历史的记载并不是都很清晰的，为研究者造成很大的困难。上述的西夏宝剑、宝鉴流入开封的宋宫，宋钦宗佩带的西夏剑曾转赠给王伦，它的冶炼技术也为宋人所知。夏使所带的各种药材和工艺品，也受到宋人的欢迎，许多具体内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是今后的研究任务之一，我们应当努力去充实它，完成它。
总之，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个历史事实大家都会承认。
四 宋夏官方使节交往的意义
如前所述，宋夏官方使节交往使开封与兴庆间产生巨大的互相影响，此其意义之一，不再赘言，其他方面这里略作补充。就夏国而言，通过“贡赐”与在开封的贸易，“赀财无算”（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国力，平抑了物价，繁荣了经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后人评论说：“西夏之臣宋也，贡赐、和市，得利甚溥。每岁入贡使者至宋，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注：《西夏纪》卷17，元丰六年闰六月记事。）一旦贡使之路不通，宋绝“岁赐”，“禁和市”，一绢之值至十余千，夏之经济生活就会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战争给沿边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了。同样，宋方亦满足了马、驼的需求，西北药材的源源而来，改善了许多药材的供应，当时所谓天于“九福”中开封的“病福”，未尝没有夏使带来药材的功劳。（注：陶谷：《清异录》上卷，《九福》。）
事实证明，就宋夏交往而言，和平比战争好，贸易比禁运好，舍此而逆行，夏国百姓有“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注：《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末注引《正史西夏传》。），宋方边民们的悉苦之声也不比夏民少。双方民族关系如此，可谓历史的鉴诫。
另外，根据夏使的种种活动，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党项族是一个非常好学的民族，建都使兴庆获得了大交流，而大交流带来了大发展，大提高，使之能够立于宋辽夏与宋金夏的鼎立之中达20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