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黑体][size=4][color=#666666]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color][/size][/font]
[size=2][color=#669966]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斜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大概人们在孩提时代就都耳熟能详。据说白居易曾为这首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今日”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绪。可以说，这乌衣巷是六朝豪族，尤其是王谢两家盛衰见证，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朝史海钩沉的历史见证。
两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缤纷错综、华彩纷呈的时代。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繁复和精神艺术的蓬勃发展，既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行为的合力的结果，同时又塑造和影响了当时和以后很多代人。在魏晋南朝人当中，众多世家贵族子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始终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主流。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一个大家族。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族制度最为鼎盛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士族如林，可是，几乎没有哪个世家大族堪与琅琊王氏比肩。即使是曾有过“王谢”并称的辉煌历史的谢家也远远不如王家昌盛繁荣。生活在齐梁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说过：“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是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的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权位那样高；有些家族可能曾经在权势上胜过王家，却没有王氏蝉联的那么久。三百多年来，王氏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从汉魏入两晋历南朝，一直是那么繁盛，那么荣耀。虽然琅琊王氏族系庞大，各个分支升降不一，时而此支显贵，时而彼支荣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始终不离这条河，大加共饮一河水，齐话一家情。这种错综复杂而又绵远久长的家族盛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而王氏家族因为子息实在藩盛，以至于王姓名士星缀史册，甚至出了很多同名的，王戎、王肃、王衍等等名字就常被堂兄弟、从祖孙共用。这又让人联想到了加西亚·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何赛·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家族。实际上，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生活的戏剧性、精神生活的浪漫多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中外两大家族，若此前真有那一代巨匠偶而援笔录下琅琊王氏家史，那这部书或许比之《红楼梦》或是《Cien Anos de Soledad》更为脍炙人口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未可知吧？能在这方面堪与王家并称的，只有阳夏（音甲）谢家而已。这正是：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color=#FF00CC]琅琊王氏第一代：以孝悌起家的王祥、王览兄弟[/color]
中华书局的《世说新语》影印本书后附有“琅琊临沂王氏谱”，其中王祥、王览被列为第二代，他们的父亲王融被列为一世祖。不过，“琅琊王氏家族”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却是王祥、览兄弟俩，所以本文以这两人为第一代进行演义。
王祥的名字也许读者很陌生，但是提到“二十四孝”，人们便没有不知道的了。王祥和王览两兄弟，一个被收到《二十四孝图》中，一个被收到《二十四悌图》中，他们的事迹在过去曾经广为流传。
据说王祥至孝，而且他所孝顺的是他的后母朱氏。他的后母人品一般，常在他的生父耳边“谮贬”王祥，以至于王融也渐渐讨厌王祥。但是在生父继母生病的时候，王祥却能衣不解带地伺候奉养。朱氏喜欢吃新鲜鱼，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居然要求王祥为她去捉活鱼。王祥立刻来到河边，却见河上冰层极厚……正待他打算轮锹凿冰之时，冰面突然自行裂了个缝，从中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来到王祥脚下。这条传说后来又被可爱的古人们修改成王祥脱掉衣服用身体融化坚冰，这便是“卧冰求鲤”的传说。人们都为他的纯孝所感，便把那条河改名作“孝感河”。即便如此，后娘朱氏也经常虐待王祥，还让他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找看果树。风雷震坼，天公威懔，谁又能以一人之力保护这几株果树呢？可是王祥做到了。每遇风雨，他便抱树而泣，后来这几株果树居然都枝桠无损。在今天，山东临沂孝感河边还有一块碑，他告诉人们：此地便是王祥“风雨守李处”……
王览和王祥不是一个妈妈，却非常爱护自己的哥哥。据说每次朱氏虐待王祥，王览便“与俱”，让朱氏狠不起来。长大之后王览更是多次劝谏母亲，为了防止母亲把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要先尝一遍。
这哥俩的故事有些确实离奇，不能不排除被后人偶像化的可能。但是两人的孝友却还是可信的，这一方面从时人对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推断。东汉尚名教，忠义孝信既是朝廷选拔人才的衡量标准，也是当时人的行为信条。德操人品在当时为人所重，王氏兄弟的孝友仁爱，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东汉“伪名士”很多，而且很多都被戳穿，王祥哥俩的好名声却伴随他们始终，看来他们应该不是装的了。
不过，从兄弟俩的行为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得以兴旺的一个深层原因：王氏家族在以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提携甚至互相庇阴，并且坚持家风家学教育，使得王家能够世代繁盛不衰，盛名播于江左。
兄弟俩的孝悌给他们带来了好名声，也给他们搭起了步入仕途的阶梯。汉魏时期从征辟制到九品中正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月旦到清议，高尚的操守还是为人所重的。因此，当王家因避战乱来到庐江之后，便“屡受征辟”。终于，在虐待了王祥半辈子的后母死后，王祥应徐州刺史吕虔之邀，作了已经篡汉的魏朝的别驾。从此，琅琊王氏家族开始步入中国政治舞台。
琅琊王氏家族据说是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王祥的祖父王仁还作过青州刺史，可是王祥、王览的父亲王融却“公府辟不就”，不肯做官。这个平民老头也许不知道，在他身后，他的后代们将在中国统治层的金字塔尖活跃数百年。
王祥仅比诸葛亮小三岁。在他出任别驾的时候已经是个老者了。不过他的政绩不错，吕虔又非常信任这个孝子。他击灭匪盗，大行政事，不长的时间内就把州中智力的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有歌谣说：“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此后，王祥的官越做越顺，最后直到封万户亭侯，位列九卿。太学以之为“三老”，他南面几杖，教诲天子，位极荣宠，成为一个资深老官僚。
不过，王祥真正为后人所树立的榜样，却是他的“与时俱进”。
王祥在中央作大官的时候，正是司马氏横行的年代。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被司马氏兄弟杀死。这时，朝廷中人人自危，王祥却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并高喊：“老臣无状。”这个行为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旧主的忠心，使其他人“面有愧色”。另一方面，这“老臣无状”的自责又把错误都推到了高贵乡公身上，替司马兄弟的丑行进行了开脱。聪明绝顶的司马兄弟怎能不领情？于是，孝友忠义并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老王祥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升为三公。
咸熙二年（公元264年），也就是晋取代魏的前一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同为三公的何曾、顾顗（音蚁）和王祥前去庆贺。前两者都是晋公的心腹，事前和王祥商量是不是要跪拜。王祥危言道：“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拒绝向司马昭跪拜，看起来象是很有骨梗之气，其实这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三公在晋公面前下跪磕头，确实容易让司马昭难堪，这么做也算是替司马氏考虑。司马昭自然也对这件事情心知肚明。
入晋之后，王祥坦然迎纳新朝。不过他年岁已高，又知道自己不是司马家的心腹，便提出退休的要求。司马炎在屡请之下最终用高调厚赏打发了这位老臣，既成全了王祥，又美化了自己。
王览似乎无甚特意之处，但也像他哥哥那样，没犯什么大错误，最后也得以光荣退休。
曾经一手提拔王祥的吕虔有一把配刀，据说此刀只有位列三公的人才能佩带，否则反受其殃。爱才而且知趣的他似乎预感到了王祥家族的昌盛，便把这把刀赠给了当时的别驾。据说王祥死前又把这把刀转赠弟弟王览，并对他说："汝后必兴，足称此刀。"非常巧的是，此后叱咤六朝的王家世族，绝大多数是王览的后代。于是，这把佩刀和孝感河一样，成为了王家精神的象征，与琅琊王氏家族共始终。
王祥临死前还给后代留下了遗训，内容为："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这五条，从此也成了王家的家风指导。其后人虽偶有违逆，却大体上被后人遵循了下来，尤其是"扬名显亲"和"宗族欣欣"，成为了琅琊王氏家族几百年间的处世准则。
每当朱氏鞭打王祥时,王览就哭泣抱著王祥。朱氏放毒酒要害死王祥,王览知道母亲的心意,便拿著毒酒假装要喝的样子。...朱氏不合理地使唤王祥,王览则与王祥一齐行动。朱氏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赶紧跟她在一起被虐待。
身故之前,王祥将那把吕公刀转赠给了他的弟弟王览,而非常奇妙的,王祥的这一转赠,似乎是将他的三公之运,也一并赠给了王览和王览的后人.虽然王览只干到了光禄大夫,可在他的身后,却出现了王敦和王导这两名将琅琊王家推向极盛时代的...
[color=#FF00CC]琅琊王氏第三代：清谈任诞与权倾江左[/color]
王氏家族的第二代没有太有名的。王祥有五子，王览有六子。他们多为循吏，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不过，非常重要的是，这批人一方面因为父荫而为官，体现了世家大族的传承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对家风保持得很好，在政治风波中趋吉避凶，同时又不放松文学和思想教育，这就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
王家从第三代开始，才真正叱咤九州，成为最为煊赫荣耀的世家大族的。他们中的主导人物是：王戎、王衍、王澄、王敦、王导。王衍和王澄是亲哥俩，而王戎则是他们的堂兄，三人的祖父王雄与王祥、王览兄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算是“同族”，而且王衍家族与王祥族相比算是别支。王敦和王导是堂兄弟关系，都是王览的孙子。敦、导兄弟是衍、戎兄弟的从（音纵）弟。
这是从辈分和亲缘关系上说。实际上，这五王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乃祖差异非常大，都有着强烈的“清流名士”派头，与乃祖的儒士风范相乖甚殊。这种情况在谢家第一代“硕儒”谢衡和第二代属于“中朝名士”的谢鲲情况非常类似。而且，有意思的是，以名士风潮先后来分别的话，这五王居然属于三代人：王戎属于“竹林名士”；王衍、王澄属于“中朝名士”；而与他们同辈的王敦、王导则属于“江左名士”。
在评说这五位名士之前，我们先要了解“魏晋清流”。
前文说过，东汉“以孝治天下”，讲究名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名教的号召力逐渐衰微，腐朽的东汉朝廷根本没资格维持名教的正统地位，一方面，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镇压高节名士，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另一方面，社会风气败坏，儒家传统理念的僵化在汉末间接导致了一些虚伪的假名士的出现。某人“纯孝”，父亲死了居然搬到墓道里面去住了好几年，为父亲守丧。结果十几年后人们意外地发现他在他爹的墓里生了一堆儿子。汉末张湛也是个虚伪的人，被人指出来之后他居然大言不惭：“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
在此情况下，任情而动的名士风范渐渐成为风范。此中嬗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表现也决非只言片语即可说清，我将在我的另一篇笔记：《魏晋风流》中细说。我们只说这些清流们在汉末之后按照时间先后和表现的不同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和“江左名士”等等。他们的行止坐态，我们不妨从这五王身上来观察观察。
先说王戎的为人。
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实际上，据考，七人几乎不存在常常相聚竹林的可能，他们年龄相差很多，高平陵政变发生的时候，最年长的山涛已经44岁，而最小的王戎只有16岁。此后有人步入仕途有人选择归隐，未必能有“世说”中的雅聚。具体的辨析也将放在《魏晋风流》当中说明。
王戎从小就聪慧过人，双眼炯炯有神，被阮籍高标以“清尚”而成名。而王戎的行事也受到了阮嵇等人的影响，不拘小节，纵情饮酒，后来他驱车经过黄公酒垆的时候还曾与人追忆当年语阮嵇在此饮酒事，被晚唐诗人陆龟蒙写进了《和袭美春夕酒醒》一诗中，一时被传为美谈。王戎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仿效阮籍，强忍悲痛，依旧喝酒吃荤，直到后来方才痛哭失声。时人对之有“死孝”的称呼。
不过，王戎却未必长有阮嵇的高操。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最后还是投靠了司马氏，而没有死硬到底。西晋本就得国不正，司马氏所虚伪地提倡的儒学名教便对名士们不起作用。这便是西晋的所谓“政失准的”，“士无特操”。人们纷纷求全以自保，纵情以自适，怡情山水，嗜利如命，甚至对“美女”一般的美男子悠然神往。
王戎的贪财在当时就很出名。他不顾自己身份，四处占田，以至家资万贯却仍不满足，整日盘算如何能有新的财源。同时他又吝啬无比，每天省吃俭用，连女婿朝他借钱他都不给人好脸色，直到女儿急取钱还，他才“释然”。
次说王衍的为人。
王衍字夷甫，小王戎二十多岁，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知名伪君子的典型。王衍小时候长的比王戎还精神，他未成年的时候曾去拜访山涛，后者见了这个极为标致的小孩居然赞叹道：“何物老抠，生宁馨儿！”从此，“宁馨儿”便成了天下美好事物的代名词（可见魏晋名士言行的深远影响）。这个风采出众的王衍从小就聪敏异常，辩才极佳，不过他的夸夸其谈总是华而不实，他先是谈论纵横之术，被人相中之后推荐他去作辽东太守，他坚决不干，还转而谈玄，侃起来虚无飘渺，不着边际，挥舞着一种类似蝇拂子的麈（音主）尾，白话过头了发现错误了就随口更改，人们都称他“信口雌黄”。这个著名的成语最开始说的就是他。不过王衍实际上除了对前人的“贵无”论大家宣扬之外自己没什么新鲜创造，不过是在人家“贵无”的基础上进而鼓吹“虚无”罢了。
不过因为自小得到的好名声和他的风采标致，加上他的优秀口才和当时新兴青年贵族的特别爱好，王衍得虚无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晋书》中他的本传说当时“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也是出自王衍。《晋书》本传中有这么一段：“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情有所钟”这个成语便由此得来。不过，《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说到了王戎身上。这句话实际上说到了当时玄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圣人无情”上面。不过，且不论这句话的哲学深意如何，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很感人的。
与王戎得守财奴德行相反，王衍似乎很不爱财，不爱财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他老婆郭氏贪财如命，他虽然不加干涉，却也非常反感，于是：决口不提一个钱字。某天他老婆好奇心大炽，决心拿老公作个试验。一天，趁王衍睡熟，她让奴婢把钱撒了王衍一卧室，起床后王衍怎么也绕不开，只好大叫：——把阿堵物拿开！“阿堵物”就是“那东西”，王衍到底也没提“钱”字。不过，这种特行与他在政治上猥琐卑劣结合起来，就越发显出了他的虚伪。
再说王戎王衍的为政。
王戎出仕很早，在曹魏时就已经做到吏部郎了。后来参加灭吴的战争，还打了几次胜仗。不过王戎的执政本领一般，只不过他曾有过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在他作宰辅的时候推出了“甲午制”，革新人才铨选。不过在西晋后期混乱的政局和散诞的世风下，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据说因为他的作为，有人还奏了他一本，说他“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幸亏王戎和当时的太后贾南风是亲戚，终于不得坐。
在血腥而又残忍的八王之乱中，王戎谁也不得罪，和谁也不凑近乎，目睹惨剧也不伸冤，听说也不干涉。结果几乎每次宫廷巨变他都安全度过了，被人讥为“与时舒卷”“与时浮沈”。这是不是祖上“与时俱进”的变体呢？
王衍最初做官不高，但是在黑丑皇后贾南风当权之后，他很快作到了尚书令。这一方面因为他的妻子和贾南风是表亲，另一方面也因为王衍作为清流中的名士，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似乎王衍也乐得与这位皇后联手。他有两个女儿，在皇后的安排下，比较漂亮的嫁给了贾后侄子贾谧；长相一般的惠风则嫁给了太子。
未久，贾后以卑鄙的手法诬陷这个非为自己所生的太子谋反，贬为庶人，并将他软禁。王衍因为害怕连累自己，居然请求让自己的女儿同这个废太子离婚。然而惠风已经同太子产生了感情，知道此时离开太子，那便是永诀了，因此失声痛哭。几个月之后，贾后对太子下了毒手。
贾后的瞎折腾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就在太子死后一个也，赵王司马伦在孙秀的策划下，发动政变，杀死了贾后、张华和王戎的女婿裴頠（音尾）。王衍这种反复小人本应该受到诛杀，但是因为此前在王戎的要求下王衍曾经品鉴过孙秀。王衍当时影响很大，被他品评过的人会立刻出名，此所谓“一世龙门”。孙秀这条大鲤鱼果然感恩，王戎毫发无损，而王衍则保住了性命，被司马伦宣布“禁锢终身”——永不录用。
司马伦一向被王衍瞧不起。虽然在孙秀的疏通下他没有杀掉王衍，但是总是看他不顺眼。于是，觉察到了危机的王衍便上演了一场“免祸”的滑稽戏。先是王衍。在司马伦称帝之后，他装疯卖傻，效法孟德公砍死了一个婢妾。
无独有偶，在局势危险复杂的八王之乱中王戎也差点丢了小命，仅仅因为出错了主意。当时司马冋掌权，被围攻得心惊胆寒，于是向王戎问计。王戎便建议他缴械。结果司马冋的一个忠臣大怒，要求杀死这个出馊主意的人！这一吓唬不要紧，王戎连忙跑到厕所装作解手，又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掉到了茅坑里，这浑身的腥臭最终救了他的命。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在这场变乱中，很多王室子弟丢了性命，更多的名士文人成了随葬品。不过王氏因为他们的“与时俱进”，他们的官职不降反升。最重要的是，在变乱中，虽然王戎病死，但新的一批王氏子弟在长者的庇阴下和斗争的锻炼下也成长了起来。这其中就有王衍的弟弟王澄和王览的孙子王敦、王导。据说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最终得胜，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王敦被任命为青州刺史。王衍当时很是得意，便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后人对王衍的“狡兔三窟”非常看不上眼。不过王衍如此安排到并不完全出于私心。他此间还对王导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作了安置，并且向弟弟王澄表达过“匡扶晋室”的决心。人们之所以对王衍的行为如此鄙薄，还是因为他此前和此后的那些可笑的历史性人格性错误。
八王之乱导致统一安定的西晋王朝迅速垮掉。永嘉年间，境内的胡汉人民纷纷起义，竟至于组织起几十万大军抗衡“王师”。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羯人石勒已经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晋室岌岌可危。在这个危机时刻，司马越又急又怕，病死了。结果，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了根本不会打仗的王衍身上。
王衍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倒是可以左右逢源，可是打仗他就不行了，独当一面更不是他所希冀的。所以——只有逃跑。可是逃跑他似乎也不很在行，没多久就被石勒大兵追上了。
被俘的王衍仍然不失名士风度和派头，使得石勒这位胡人对他也不禁肃然起敬。王衍于是在敌营纵谈古今，痛说家史，一个劲强调晋的灭亡和自己没关系，他一介清流，不过随波逐流而已。没想到直率而且性格火爆的石勒听了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场就下令处死王衍！不过石勒“爱其名士”，允许他“不加锋刃”——用砖头活埋。
据说被填埋之前的王衍曾经悲凉地四面张望，叹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这是彻底的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虚无玄诞，后悔自己没有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但是话说回来，人死之前能否真正冷静严肃地从哲学角度上反思自己？倒也未必。不过，王衍的死可算作这位王家最显贵的人物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幕。
历史上很多人曾经强烈地鄙薄王衍，说他“清谈误国”。确实，王衍所作所为让很多正派人士所不齿。但是，在当时的乱世之下，在虚伪缺乏感召力的朝廷之下，在虚诞成风、名士派头风头正劲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不要过于苛责古人呢？
再说说王衍的弟弟王澄。
王澄小时候也很聪明，属于“生而警悟”。王家能辉煌这么多年，优秀的遗传基因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王澄小时候与王衍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澄尝谓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衍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显名。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辄云“已经平子矣”。
王衍所评论过的人物都可以“跳龙门”，更别说他亲弟弟王澄了。不过王澄之放诞远胜他哥哥，他聚集起一群放荡公子，仿效竹林名士，纵酒畅谈，一喝就是连续好几天，偶尔还脱光衣服耍酒疯。此外，这位公子居然还练了一身武功。虽则如此，他仍然是个不理政事的废物，每天就知道喝酒胡闹，裸衣爬树。
这位公子的死有些悲惨，但更多的是戏剧性。他是琅琊王氏家族第一个死于本家人之手的。王衍死后，王澄被司马睿——未来的东晋元帝征召为部属，被调往建业。途中，他去拜访了正在豫章（今南昌）的本家兄弟王敦。王澄的脾气从来都那么桀骜不驯，加上出道比王敦早，所以在人家地盘还像以前那样随意侮慢人家。可是王敦也不是善茬，也是自尊心极强，他当时就要杀掉王澄。好在王澄本身武功不弱，有玉枕可以自卫；自己还有死士二十，王敦急切不得下手。最后，王敦用酒把卫士灌醉，并借过王澄的玉枕说要“欣赏欣赏”，得手之后立刻诬陷王澄勾结叛匪。王澄这才发现上当，立刻飞身擒拿王敦，结果只撕坏了他的衣服带。据说王澄飞身一跃上了房梁，对族弟破口大骂。不过他到底寡不敌众，死于力士之手。
当初王澄潇洒太过，刘琨就曾警告过他：“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当时王澄默然不语。没想到，这位枕戈待旦的刘琨居然一语成谶。
如果说王戎王衍还都只是依违于各派势力之间自保求活的话，那么王敦王导则完全成了东晋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琅琊王氏真正成为第一家族，还是应该从敦、导兄弟算起。
很多学者在批判魏晋士族的时候未免有些机械，认为士族不学无术、一味任诞，官位世袭，并力图通过门阀制度垄断权力。实际上，如果我们坚持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学是人的文学），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入到这些世家贵族内部去观察个人，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士族”门阀绝对不是机械的，士族身份与当世的权位有关，世家大族的子弟出来做官不难，但绝对不是爹一品儿子一上来也是一品。况且六朝时期一品官位都是保留级别，士族子弟出来最高作的是二品官。很多家族原来本不算什么大族，但是因为后来权倾一代，从那时候开始也算大族了，比如桓家；有些家族本来很牛，但是因为在斗争中失势了，最惨的话可以沦落为“寒族”。总之，是否士族不取决于你财产多少，也不取决于你自我感觉是否良好。
不过，寒族和士族之间到底有鸿沟。士族对于寒族或者低下的士族，是非常瞧不起的。有几个例子很典型：其一是太原子孙王元规孤儿寡母来到江南，当地土豪刘填富得流油，资财巨万，打算把女儿嫁给他。没想到人家没爹的孩儿眼光倒很高：“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言罢，泣如雨下。门阀观念之深，架子之大，可窥矣！其二是西晋开国功臣石苞，本为一介老农，后来因为有功而官至大司马，结果家族发达，他的儿子就是享誉中外的“夸富大王”石崇，深园养绿珠，银成没奈何，成为当然的大士族。其三是汉代杨氏到了晋代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东晋时候杨诠期自认为是东汉杨震的后代，“常自谓承籍华胄，江表莫比”，其实当时根本没人理他，桓玄甚至当他作寒士，总让他“怅恨不已”。
总之，魏晋南朝的氏族，一般来说都是汉末魏初发迹的豪族，有着强大的宗族纽带和现实权力，并通过这种制度和权力来维持本族的地位。不过在政治斗争中，升降沉浮在所难免，决不是永远世袭。
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能够称雄半壁江山，就与王敦王导等王氏后代的绝对权力分不开。我们先说哥哥王敦。
据说西晋时候一位大臣去拜访太尉王衍，正巧当时王敦、王导、王戎兄弟们都在家，这位大臣出来后不禁感叹道：“在王家我看到的只是满堂琳琅珠玉啊！”
王敦小时候确实长相不凡，但也未必招所有人喜欢。王戎据说就不太喜欢他，洗马潘滔则说他“处仲（王敦的字）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长相如此奸诈，以至于将来一定要吃人，同时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品评人物重视长相的习惯，另一方面也确实揭露了王敦性格中一些特点。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常能通过长相表现出来。在魏晋那个精神世界自由的时代，可能更是如此吧？
王敦性格的坚忍狠辣，很早就从他行为中体现了出来。据说王敦上王恺家做客，王恺让美女请酒，客人不饮的话就杀掉美人。结果王敦说不喝就不喝，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还是王导厚道一些，本不能喝酒，但是不忍心美人被杀，还是努力喝了下去。在《世说新语》中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崇家，而且为了王敦石崇连杀三个美人。现在考察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内容，但是王敦的性格之刚忍，应该与此差不多。
王敦的父亲王基是王览的二儿子，做官也就作到了治书御史。不过王敦却很显贵，年轻时候就娶了晋武帝的公主，加上王衍的提携，西晋末年，便成了一方封疆大吏。当时南方颇有些“乱匪”，势力很大。王敦以及他手下的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同叛匪苦战数载，后来因功被封为震东大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成为了东晋初年最强大的将领。这时候王敦和王导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刚一柔，权倾东南，被当时人称作“王与马，共天下”。
不过王敦并不是非常安分，他身边也颇有几个奸佞小人。此间为人方正的陶侃被排挤到广州，他的堂弟王廙来到荆州，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王敦也因为自己权势扩大，越发骄横专擅。当时他的兄弟们因为敦、导的提携，也有些骄纵自肆的家伙，比如王含等等。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说说王导。
王导的父亲是王裁，王览长子。但是王裁也没做成什么名僚，也就是个镇军司马。王导和其他四王一样，很小就“有风鉴，识量清远。”他还没成年，就有人看出来他是“将相之器”。我看这一方面看长相，另一方面也是看他四位老哥的权势而说的吧。
不过王导将来果然作了宰相，却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家族力量。
王导早年是司马越手下官员，而未来的晋元帝司马睿则是司马越的心腹。“天下已乱”，王导便转而辅佐司马睿。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王导跟着司马睿来到建邺，组织起一股新势力。因为迁居江南是王家事先论证好的战略部署，所以很多王氏子弟都陆续来到江南，包括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等。他们的下一代，如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等也都陆续迁了过来。此后，王家便在江南扎下了根，并且日渐繁盛。当时他们大多住在乌衣巷中，与他们作邻居的，便是后来与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
据说永嘉元年王导初次来到建邺的时候，曾经请郭璞为王家占卜吉凶，得出的结果是：“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好好的一条河怎么会绝呢？果然，此后几百年间，琅琊王氏在江左生息繁衍，尤其是王导的后代，更成为了南朝第一大族。直到陈末隋军南下前夕，金陵城中秦淮河水突然壅塞不通，陈遂灭，王家的辉煌也从此黯淡了下来。
司马睿本身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炎的堂侄，不算是皇室嫡支。因此，他刚刚渡江来到建邺的时候，根本没多少人理睬他。在这时，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和司马睿联系了起来，因此，只有司马睿在这里真正立住脚跟，王家才能在这里真正发达起来。因此，王导和王敦导演了一出意义深远的大戏：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上巳节那天，建邺本地的官属人民都到江边修禊乞福。就在这时，琅琊王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等南渡的中原衣冠名士都满怀敬仰地跟在后面。这架势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许多当地名族如纪家、顾家看到了之后都惊讶得不得了，继而是非常畏惧，都纷纷拜伏在道左。司马睿的威仪就这么确立起来了。
当然，光有威仪还不够。在王导的主持下，中原士族纷纷与江南大族搞起了联谊活动，投刺拜谒，共话桑麻，大家开始互相接近。永嘉五年，洛阳城破，晋室凋零，大批北方士女南渡而来。又是在王导的主持下，司马睿从其中征辟了大批贤士为掾属，其中包括后来在东晋政坛异常活跃的刁协、庾亮、卞壶、周顗等人。在王导的辅佐下，荆州扬州等地非常安定，户口殷实，一派承平繁荣景象。江左士民都很感激王导，都尊称他为“仲父”。而司马睿更是感激这位良臣，当众称赞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渡江名士们甫一离开自己过惯了的京洛之地来到江南，还真有些不适应，很多人都发出了哀叹。这些人因为同病相怜，因此一有闲暇便在江边新亭集宴。在一次宴会上，周顗在座中谈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有些人听了不禁留下泪来。这时候，王导愀然变色，严肃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既感到惭愧又受到了振奋，此后他们的情绪便稳定了下来。“楚囚对泣”的成语，大概就是从这来的吧？
实际上，“克复神州”，谈何容易！以现在的情况，能守住这一隅之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现在东南小朝廷内部还未能团结奋进，一改旧习，更别说其他了。于是，王导主持东晋名士们开始对以前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反思。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中朝乃至江左名士们一味地尚玄对国家的危害，纷纷提出“笃道崇儒，以劝风化”。王导本人实际上名士派头十足，他自己就非常喜欢手持麈尾清谈玄理。可是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有眼光的政治家。因此，王导带头提倡儒学，兴办太学。虽说东晋一朝的玄风很有些积重难返，但这到底对中朝的虚无进行了抑制，东晋政治家们也远比西晋政治家们现实。作为酷爱谈玄并且自己还对“三理”颇有研究的王导能够如此开通，可见他的可贵了！
王导不但本人酷爱谈玄，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凡的政治家风度。他做事情严谨而清醒，对待同志们又亲切和善。与之交谈的人，常常会受到王导的强烈感染。陈郡谢家最有名的谢安小时候曾有幸见过王导，结果一辈子都留有对王导的美好回忆。据说有一次在宴会上，王导在官府里接待了百余位客人，酒席上他谈笑风生，气氛和恰。这时候，他突然发现独有一位临海来的客人和几个外国僧人有点冷落。他发觉后先是走到那位临海人身边说：“足下来到京师，临海人才一空了。”这位客人顿时高兴起来。接着他又对那儿位僧人打了个响榧，大声招呼道：“兰奢，兰奢：”“兰奢”据说即“兰若”，是梵语“寂静处”的译音。王导的言外之意大约是说，你们诸位高僧正在这里禅定修省，我怎敢冒然打扰呀！几位僧人会意地大笑起来，客厅里充满和谐气氛。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玄诞之风，也要看是何等人物在倡导。像王导这样一代名相的潇洒旷逸，怎能不被人仰慕效法？
[color=#FF00CC]琅琊王氏第三代：王马共天下 [/color]
东晋建武元年，司马睿进号晋王。这时候王导和琅琊王南渡已经十年了。此前民间曾有歌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据说永嘉时有五位司马家的成员渡江南下，而今司马睿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真龙天子。他能有今天，有几个方面他需要感谢：一是感谢祖宗，那个“狼顾”的司马懿，就是因为他，司马家才有了今天的金光大道。二是感谢司马越，正是这位族兄的提拔和信任，自己才能独当一方最后独尊一朝。三要感谢那些“胡人”，没有他们的祸乱，大概还轮不上这位皇族的远亲继承皇位。四要感谢的就是琅琊王氏。没有他们的辅佐和支持，恐怕司马睿也不一定能有今天。
不过王家和司马家的关系也不都是“单边”的，而是一种双边互惠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王家，也没有司马锐的今天；但是没有司马睿的倚重，王家也不会如此权倾江南。
不过，在历史上，绝对没有永世长存的政治联盟。“共享天下”更是想都别想。东晋初年王家虽然帮助司马家巩固下了这半壁江山，但是他们也因为功劳太大也受到了司马睿的猜忌。而且王家的势力实在太大。在东晋初年，除了王导成为权倾东南的一朝名相，王敦掌控六郡军事，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将领，还有王家族兄弟王廙在京担任辅国将军、王廙的弟弟王彬因军功而擢升军咨祭酒。此外，族中王含、王舒也担任了要职。在司马睿刚刚称帝的时候，他还曾拉王导同登御床，平起平坐。更为可怕的是，王氏家族中还有大量的新秀正在崛起，他们人数之大，才能之高，实力之强，有时也会让“孤家寡人”司马睿寝食不安。
司马睿很早就开始对王家有戒心了。为了削弱王家的作用，他起用了一些王家的政敌进行牵制，其中刁协、刘隗更是他的心腹。这两个人也很“尽心”，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抑制士族，尤其王家。王敦的哥哥王含就因为过于骄纵而受到了两人的弹劾，并牵连到王家很多人。虽然事情被司马睿压下去了，但是嫌隙却是越来越大了。
司马睿对在外带兵的王敦最不放心。为了牵制他，司马睿多次派遣非王敦心腹到王敦所辖区域任要职。太兴四年，司马睿又任命刘隗戴渊等人坐镇淮阴、合肥等军事要地，并强征扬州佃客、奴隶到军中，说是抵抗“胡人”，其实是用来防备王敦。老经世故的王敦怎能连这点手段都看不出来？平心而论，王敦虽然为人骄横，却没什么觊觎帝位的野心。平白受到猜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王敦在酒后经常吟唱曹操的乐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唱还一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被打出了一个个缺口。这正像后世一位诗人说的：“壮怀犹唱缺壶歌”。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终于难以忍受司马睿的猜忌，起兵武昌，率大军东向，强烈要求“清君侧”。在起兵期间，他曾给司马睿上疏多次，其中历数了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刁协的罪状：“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
司马睿阅后大怒，下诏讨贼，并宣布：“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王马的反目，在东晋那种“主弱臣强”的情势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魏晋南朝本就是豪族政治，当皇帝的家族也不过是一个大豪族而已，而且汉代那种正统儒学也不被人重视，强大的家族更不会把皇帝看得多么神圣。东晋一朝尤其如此，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东晋皇位不过是一抔珠宝而已，尊之则显贵无比；否之毁之，则任人拉杂催烧。
当时朝廷当中的大臣们似乎并不是非常反感王敦起兵，到底刁协刘隗的刁横霸道确实让人讨厌。据说只有周顗拍案而起：“人主不是神仙，孰能无过？人臣怎可以举兵抗上？”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史臣称颂不已，认为他说的“平正通达”，这是后话。
司马睿本以为自己一封诏书能让天下勤王之师云集响应，自己设置的牵制力量至少也能替他抵挡抵挡。没想到这些人如何能和浴血疆场几十年的王敦抗衡？很快王敦就兵临建康城下。这时候，曾被司马睿寄予厚望的刘隗居然带着司马睿给他的部队投靠了北魏！刁协本来也逃跑了，可惜年老跑不动，死在江陵。
王敦在占领建康之后，并不去“朝见”皇帝。但是，他更没有篡夺皇位，也没有为难其他大臣，只是逮捕了曾经骂过自己牵制过自己的周顗、戴渊。
周顗本人也是世家子弟，为人很有名士派头。因为饮酒成瘾，人称“三日仆射”，意思是他大醉时候多，能清醒下来当他的仆射时候少。他和王导关系一向不错。有一次王导喝多了，曾趴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问：“此中有何物？” 周顗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足以装下几百个你这样的人。”王导听了唯大笑而已，也不在意。
王敦起兵后，王导深为恐惧。加上刘隗刁协本就总敲打王导，所以他惊怖之下，竟带着在京做官的20多位子侄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口请罪。有一天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顗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100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走进宫去。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的晕乎乎的，王导和他招呼，他还是不理不睬，一边走还一边嘀咕：“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
结果现在周顗命悬王敦之手。当时王敦不知道王导和这俩人是敌是友，就来问王导：“这俩人是当今人望，是不是给个官当当？”连问了几次，王导都沉默不语。王敦有点明白了，这时眼中凶光一闪：“如果不配为官，那么应该杀掉！”王导还是沉默。于是，两人都被王敦杀害。
很久之后，王导有一次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才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而且那天王导跪在宫门，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自己全家，只不过没有在王导面前表示出来而已。可是王导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引手相救……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回家的时候对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指出王导表面上宽和雍容，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文人政治家的一个恶劣习气：外宽内忍。
成功地“清君侧”的王敦没有得寸进尺，在京中做完了他最想做的事情之后就退回了武昌。当年，感觉很丢面子的司马睿却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敦似乎意识到局势对自己可能会不利，便暗示小皇帝让自己入朝。司马绍抵抗不了，只得答允。于是，王敦进驻姑孰（今安徽当涂），并对朝廷中重要官职进行了重新安排，众多王氏子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就在这时候，他却病倒了。他的亲信钱凤等人问他后事。王敦说了三计，其中上计是解散军队，归顺朝廷；下计是攻破建康，控制中央。可见王敦并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乱臣贼子。可是当时势已如此，解散军队那下场实在难卜，加上钱凤等人利令智昏，最后终于下决心把王敦的下策当作上上策！
王敦此时知道自己大限已近，便诛杀了很多政敌，甚至一些和他仇怨不深却为他所忌惮的也被他杀掉了。他还派温峤到朝廷窥视晋明帝，没想到温峤一到朝廷就“具言敦谋逆”。于是东晋朝廷决心灭掉王敦。
当时小皇帝做事情也很隐蔽，他一方面设法稳住王敦，另一方面亲自观察王敦的兵力部署，回来之后广为调兵遣将，并宣布“王敦已死”，用来涣散军心。
此时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王敦必然失败，决心与朝廷站在一起，但是当王敦所依仗的王含带兵攻到建康的时候，王导写信劝王含束手，同时却也暗示了朝廷的兵力部署。可见，王氏家族的“于时俱进”活用的非常纯熟，这大概也是琅琊王氏多年活跃于政坛的重要原因吧？
王含作为王敦的兄弟，水平和人望却和这位友于不可同日而语，没打几仗就被王师击溃。钱凤也败于京畿。王敦听说此信，夜梦白犬从天上下来咬啮他，很快就愤恨而死，时年五十九。不久王敦的势力星散，心腹被杀，自己的头也被悬到了京师城墙上。可叹一代名族之后，竟落到了这个下场！
王含和王应父子没有死于疆场，而是逃到了荆州刺史、本族人王舒那里。没成想王舒为了自保，竟至“大义灭亲”，把爷俩双双扔进长江。
经过这次变动，王氏家族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族中也仅仅死去了几个老人而已，大部分势力，尤其王导一支，却几乎是毫发未损。这到底是因为王导的德高望重？还是因为王家的“与时俱进”？还是因为……我们不得而知。
王家第三代除了我们用四个章节提到的“五王”以及王含、王舒、王廙之外，还有些人物也颇值得一提，比如王彬。
王彬是王廙的弟弟，王览的孙子，是王敦王导的堂兄弟。他做官无甚殊勋，却很仗义勇敢。当初王敦杀死周顗之后，人人胆寒。可是王彬却“先往哭伯仁”，哭得非常痛切。随后当他面见王敦的时候悲痛的表情还没消散。王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彬回答：“向哭伯仁，情未能已。”然后激烈地批评王敦此行不义，竟至于声泪俱下！王敦当然大怒，当时就威胁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劝王彬跪下谢罪。王彬抗声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更是气的不得了，怒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王敦到底没有害他。
琅琊王氏第三代的辉煌历史我们就叙述到这里吧。王氏第四代虽然在权势上不如第三代，他们的风流文采和娴雅气度却远远胜过了第三代，这其中就有闻名后世的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彪之等等。
[color=#FF00CC]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color]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王羲之早年是庾亮麾下的长史，直到庾亮死后才被推荐为江州刺史。当时满朝公卿都爱他的才气，屡次让他入朝做京官，他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他便回信表白：“我没有庙廊之志。”是的，他更喜欢在山水秀美的地方做个地方官，因此苦求宣城刺史的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次他高兴地赴任了。会稽这个地方本是众多南渡大族的聚居之地，而且山水秀美，正是士人们最喜爱的地界之一。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经说此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会稽这个地方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所重，后人也都纷纷留下美文佳章描写会稽附近山水之美。
山水之美可以怡情，这早就是古人的共识。而在秀丽灵奇的山水中潇洒纵论，更是人生一大乐事。王羲之来到会稽之后，很快与当地众多名士聊到了一起，包括同样是名家子弟的孙绰、居住在东山的谢安、名僧支遁、隐士许询等等。当时大家在这里纵情山水，饮酒清谈，偶有潇洒的玄言诗和骈体文问世，当真是“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会稽期间，王羲之等等名士还组织了“兰亭之会”。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晋元帝司马睿当初是如何树立威名的。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借了上巳祈福的机会搞了一次仪仗队演习而收服了江南大族的心的。后来三月三上巳就成了士人们固定的在水边饮酒聚会嬉游清谈的日子。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四十二位名士齐聚山阴兰亭（今绍兴西南）饮酒赋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禊集”。当时众多士人的诗歌都被收到了《兰亭集》当中。不过，比这些诗歌更受士人关注和传诵的，是王羲之作的《兰亭集序》。
晋人对山水的审美认识与玄学大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生命意识之契合，在《兰亭集序》一文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兰亭集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这篇短文中，王羲之先是描绘了兰亭的春日丽景。晋人对山水的欣赏往往有着很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趣味。在王羲之笔下，绍兴山水非唯秀丽怡人，而且充满情思趣味，充满勃勃生机。正是对山水的神韵的体味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之后，作者才笔锋一转，由充满生命力量的山水写到了他对宇宙和生命的体认：“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阿，人们往往忘情于山水之间，等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才发现人生易逝，良辰不再！因此，王羲之得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认识：“说什么生与死都是一样，长寿与短命没有差别，今日方知庄子的这种论调全属虚诞！后人将悲叹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正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悲叹前人!”
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未必是王羲之的认识。今人郭沫若也曾怀疑过。而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罗宗强先生指出：中朝以来，经过几代玄学大师的发展，名教与玄学重有合一的趋势，东晋南朝人入世已深。王羲之的思想显然是有着儒释道融合的迹象，他一方面向往宁静娴雅的氏族生活，另一方面却也非常关心个人去就。王羲之后来就是因为同王述不和，而当王述做了自己的长官并且拒绝拜访他这个属下的时候，他竟拂袖去职，并且誓不为官。因此，在兰亭之会上产生对庄老的怀疑乃至否定，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他这种认识基于对大自然生命的体悟而又很能打动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后人誉之为“千古伤心《兰亭序》”。有人还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王羲之听说之后非常高兴。
除了《兰亭集序》一文让王羲之名垂千古，更让他受万代敬仰的，则是他的书法。有晋一代，书法就是堪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艺术成就。魏晋南朝时期，书法成为时尚，很多世家大族都出了一些书法大家，时有“三谢”、“四庾”、“六郗”、“八王”的说法。本文说到的琅琊王氏家族中，最早以书法著名的，就是王衍、王戎兄弟。而人的草书都清洒流便，很合他们个人的精神气质。而王览的后代中，王敦、王导、王廙、王旷也都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其中王廙尤擅飞白，时人有“王廙飞白，右军之亚”的说法。王羲之之后，王献之、王徽之，以及王导的后代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等人都以书法著名，尤以王恰成就最高。他的后代中王珣、王珉、王弘、王昙首、王僧绰、王僧虔、王俭、王褒……梁人庾肩吾《书谱》列著名书法家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仅仅王览一门就有九人；而《宣和书谱》更选入了十二位王氏书法家于其列中！在中国历史上，一门之中能绵延不绝地产出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的书法家，真是世所罕见！
下面我们专门说说王羲之的书法。
从唐代开始，王羲之就获得了“书圣”的称号。这个称号始终没有人反对，可见王羲之的字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高。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自然是重要因素；此外，优良的家风和文艺传统也不可忽视。王氏家族中书法家自多，他的岳母郗夫人也是著名书法家，被人誉作“女中仙笔”；此外，谢氏家族、庾氏家族之中众多大书法家也都与王羲之同时并且过从甚密。此外，王羲之等等东晋士人旷达玄远的精神境界和洒脱飘逸的作风也是造就他们高潮的书法技巧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等难得的优越条件与王羲之这样的旷世逸才相契合，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代书法巨匠。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誉。很多士人都以获得王羲之的墨迹为荣。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发现这桌面看起来很爽，于是奋笔大书一气，那神采自在竟然比写在纸上还精彩。没成想门生的父亲见了不知道是谁在光鲜桌面上涂鸦，竟而吩咐人把桌子刮得干干净净。门生知道之后真是悔恨不已。还有一次，王羲之偶然看到一位老太太卖扇子生意冷清，便在每个扇子上写了几个字。老太太说“你把我的扇子弄脏了，现在卖不出去怎么办啊？”王羲之一笑：“你就说王右军给你弄脏的！”老太太照做了，结果大家一顿疯抢，一把扇子可以卖十余两银子。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等她再去找那位“右军”先生的时候，王羲之已经不知去向了。
王羲之的书法其盛誉之高，竟至如此。时人总结他的书法，用了八个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羲之也不是一味洒脱飘逸。他似乎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晋书·本传》记载，当年殷浩北伐，王羲之以为不可，曾写了几封信劝阻，分析形势又宣讲道理，其辞甚切。当然了，殷浩每次都没有听他的。另外，他治下每次有饥荒，他都要开藏赈济，当时朝廷苛捐杂税比较繁重，他还曾上书请免。可见，王羲之虽然服药清谈，潇洒旷逸，却也绝对不是“万事不管”，在这方面，他比他儿子强多了。
王氏家族在南朝时期很多人信五斗米道教，因此很多人的名字都带个“之”字。除王羲之外，还有王胡之、王彪之、晏之、允之等等平辈兄弟，还有徽之、献之、恢之、陋之等等儿孙辈，名字带之字的王氏子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绝了。
在本章中，我们还要集中说一说王羲之两个平辈的堂兄弟：王胡之和王彪之。
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在王氏家族中，王胡之这一支比较倾向于老庄的超脱、逍遥的作风，到了宋齐时期，更是以“朝隐”出名。
谢安同王胡之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写诗唱和，很多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曾作过吴兴太守，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好地方，山水优美生活惬意，所以中央调他他死活不去。郡中有个湖泊叫“印渚”，风光特别秀丽，是他流连忘返，他曾赞叹道：“这里不但让人心情舒畅，而且日月特别晴朗！”
在给谢安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
在他看来，栖迟山林的隐者巢父、许由，辅佐舜、禹的功臣授、契，乘时而起立功成名的姜太公．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他们或显或隐，或出或处，备有信仰，各从所好，却并不矛盾。那么他呢，则宁愿遵行老庄之道，高卧山林。
这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隐居追逐。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调和儒、道。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与王胡之不同，他这一支比较正统，政治上比较积极，学术上则比较严谨，主要原因就是王彪的“青箱”之学。
王彪之是上文说过的王彬的儿子。王彬很有骨气，王彪之则与乃父一样，人品颇有骨鲠之气，为学极尽渊停岳峙。王彪之据说二十多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此公对周礼非常精通，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地秩序等等都更为涉猎，而且他还把这些有关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连同他的为人立世、个人著述济济于一箱，他的后代们世代相传，后世半戏谑半景仰地称之为“王氏青箱学”。
王彪之因为熟悉典章制度，曾被任命为“太常”。太常又称奉常，在汉代是九卿之一。这个官职的权力在南朝时期有所削弱，但是仍不失为朝廷中专业性最强的官职之一。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只有那种读死书把书读得很死的人才是无用的书生——此类人多数是做什么都很死。而真正的书生绝不应该是单纯考究经义，而是应该经天纬地贯通六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打仗考的是运筹帷幄和活学活用，而治国则需要严谨的学识和广播的知识。王彪之这样的学者，便属于政府机构之中最不可少的专家之一，他就是古代政权机构中的“智囊团”中的一员。鉴于他曾经官拜太常，那么他更应该是智囊之首，国家的礼仪制度都需要王彪之的指引和规戒。
大凡真正学礼者，都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无聊的繁琐章程，而常常能从严格而且繁琐的仪礼中悟出儒学的真谛，并且砥厉自己的心性品格，形成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严谨庄重的纯儒作风。王彪之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这在玄风尚炽而儒道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两晋南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以前说过，王家有个优良传统便是“与时俱进”，但是王家有很多特例，王彪之就很明显。他没有王导那种权变意识，有的却是一种凛然正气和磐石一般的政治原则。他一生都是司马家之忠臣，却不为当时的权臣所欣赏。
王彪之的政治生涯后期曾遇到两个当权者，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谢安。
桓温曾经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但是王彪之却敢于同他据理力争，毫不退缩。早年王彪之在会稽任内史的时候，为人方正，执法严格，不讲情面，当地—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大族对他望而生畏，不法的气焰大为收敛。过去受不了他们欺压而逃亡他乡的农民三万多户，几年之后都陆续回返家园。兴宁三年，桓温从武昌移镇姑孰控制朝廷，同时任命两个弟弟桓冲、桓豁镇守军事重地。这样，朝廷的命运实际亡便操纵在桓氏手中，有些乖巧的地方官员也争相向他献媚表忠，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僚属到他那里效力，实际上是表示随时听候调遣。不派人前往的只有王彪之等数人。他公然说朝廷自有宰相，可以请示汇报．如果向桓温派人效劳，那又将天子置干何地？恒温对他怀恨于心，便寻找由头奏免了他的育职，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幸而这时遇上朝廷大赦，他被改为降职使用。朝廷知道他的忠心，又于这年十二月调他回京任尚书仆射的要职。过了几年谢安也调到朝廷，他们二人再加上一位太原五氏子弟王坦之便联合起来限制桓温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还有一次是在次年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因为他当时只有11岁，崇德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即做代理皇帝。谢安、王坦之都不同意，王彪之更明确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桓温得知后，十分痛恨他们三人。第二年三月桓温病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自己的野心，便派人向朝廷要求“九锡”，并命文士哀宏草拟了《九锡文》。“九锡”原是皇帝赐给建立不世之功的大臣的九种物品．后来成为权臣篡逆的先兆。袁宏先把《九锡文》拿给土彪之看，王彪之说：“你确有大才、但怎能写这种文章！”袁宏又给谢安阅审。谢安也不提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让他一遍遍修改。袁宏不知毛病何在．又来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笑道：“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日益沉重，你又何必着急？！”袁宏这才恍然大悟，便故意拖延，直到桓温病逝，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彪之同桓温的斗争虽然有些接近迂腐，没有王导谢安等人的灵活，却正义凛然，为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抗争。这种循儒在汉代是很多的，但是在东晋这个人人思玄而且权臣当道的时代，确实是很难得的。
桓温死后．由谢安、桓冲、于彪之辅政，其实政令大多由谢安出。王彪之与谢安关系一向不错，两家又是世交，但对他做出的不合礼度之事，也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为了把桓冲挤出朝廷，订击桓氏的势力，请褚太后临朝决政，由他在后面出谋划策。王彪之认为这不合乎礼度，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不过终究没拗过谢安。谢安讲究豪华排场，想重修宫室。这次王彪之则毫不让步，认为北方强寇未除，正是与民休息之时．不可大兴土木，扰害百姓。由于他义正词严，谢安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他去世（公元377年）的第二年才正式动工。
一龙生九子。琅琊王氏能够代以繁衍，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族内部成员并不是死抠一条路，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轨迹。不过，殊途同归，诸王的个人发展和努力，最终都丰富和续写了琅琊王氏的绚烂而辉煌的家史。 [/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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